第1章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能力有哪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发展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由此被称为“中国经济奇迹”。甚至有人声称，破解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发展之谜的人，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这是否可称为“中国政治奇迹”？从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改革开放的角度，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能力，解答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之谜，不失为一项富有新意的研究工作。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因素，是中国走向繁荣昌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1]作为领导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当然是多方面、全方位的。但是，正如一个人一样，中国共产党最为突出的能力，即最能代表其优势的能力，肯定不是多方面、全方位的，而只能是聚集于某几个方面的、独特的、其他组织难以模仿的、难以超越的能力，这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能力。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及所取得的成就观察，可以从以下方面概括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能力。
一、理论创造能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并不死板、教条地时时处处唯马克思主义是从，而能够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转化、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中国具体实际“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融入中国因素，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再以此指导各项工作，从而取得了世界上其他政党难以企及的胜利和成就。当然，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思维方式，而是在经历了多次经验教训之后总结出来的，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强大，这种理论创造模式已经趋于定型化，成为一种占主导的理论创新方式。正如张维为所指出的：“中国模式的哲学观主要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2]
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国内外质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声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极富政治智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创造性的、石破天惊的理论成果：它一方面强调了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足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同时又冠以“中国特色”，为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留足了想象空间。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极其睿智的理论创造能力。
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人，常常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有点“虚”？它的“社会主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它的“中国特色”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实际上，这样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点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的并不是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而是要从实践上解决怎样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怎样用发展保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妙所在。
回顾到目前为止的整个改革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民主”“中国梦”等，都闪耀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光芒。指导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进展，尽管不乏这样或那样的“左”的干扰，但终归还是强大的理论创造占据了上风。“意识形态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党如何带领人民达到这种发展目标的蓝图。如果党不能重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政党的统治能力还会因为经济的继续发展而加速下降。”[3]可以说，经过立党90多年、秉国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不拘泥于教条的执政思维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了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的脑海之中，成为不可磨灭的精神基因。中国共产党深知，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对理论僵化、思维停顿保持足够的警惕，始终以高度的理论敏感和理论自觉看待改革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始终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包容多方面的理论元素，永远立于时代的理论制高点。
二、自我革新能力
缺乏有意识的、持续性的自我革新能力，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成为压垮一贯封闭保守、因循守旧的苏联共产党的最后一根稻草，从而使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执政党，在即将有机会庆祝其执掌全国政权70周年前夕连同国家一同轰然倒下。反过来，这也使得观察中国政治的海外研究者非常困惑不解：何以苏联共产党的改革要了它的命，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却使得这个党保持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其秘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强大的、富于牺牲精神的自我革新能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能力，最突出地体现在它对自身执政团队的革新。完成这项革新任务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组织建设方面，主要是实行了领导干部退休制度、任期制度和限任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是当前各政党自身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许多政党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改变传统的组织机制和活动方式，才能使政党在今天的条件下发挥作用。”[4]改革开放之初的执政团队，是历经“文化大革命”折磨而有幸复出的团队，他们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时代主题上也有较大共识，但是，他们的年龄以及他们的革命阅历，使得他们在转变观念、拓宽视野、接受新知识、实行改革措施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和认识上的局限。对此，为了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行，中共中央废除了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了退休制度，以及任期制度和限任制度，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各级执政群体，形成了常规化的更新和更替机制。而独具特色的党校教育制度和后备干部储备制度，则保证了高素质干部源源不断的“供给”，从而始终保持了执政团队的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反腐倡廉建设方面，主要是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始终保持了对腐败的高压态势。改革开放之初，出于“共产党要出问题也是出在自身”的考虑，以及对改革开放条件下不正之风盛行的深恶痛绝，中国共产党把纪律检查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立了隶属于同级党委但又有一定独立性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处党委违规违纪行为，纠正工作的不正不良作风。从自我革新的角度看，纪委的重要性在于，它发挥了“啄木鸟”的作用，及时把影响党的执政形象、腐蚀党的执政基础的害群之马从组织队伍中清除出去，从而在整体上保证了党的整个肌体的健康，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极其可贵的自我纠正、自我净化精神。“对于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而言，无论是个别党员还是党组织，维护党的纪律都至关重要。如果党员和党组织不服从或不重视中央领导的指示和政策，或者违反既定程序，那么党的全部机构很快就会瘫痪。”[5]可以说，纪检监察机关扮演着“站在对立面的自己人”这样一个角色。能够把政党的自我监督机制发挥到这样的效度，这在世界上的执政党中也是少有的。
组织建设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执政队伍保持了平稳有序的交接更替，反腐倡廉建设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执政队伍保持了雷厉风行的“排污净化”，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自我革新机制。任何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如果不能够体悟这点，是难以正确准确地观察思考中国政治的。
如果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最“牛”的三个部门：组织、纪检和宣传，构成了一个褒贬升降的微妙的自我更新系统。组织部门负责“戴帽子”，干得好，升官。纪检部门负责“捋帽子”，干得不好，下去。宣传部门负责“染帽子”：干得好，染红；干得不好，染黑——红到一定程度，上；黑到一定程度，下。
三、集中统一能力
“经济发展并不仅仅是由好的经济政策所推动的。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保证法律和秩序、财产权、法治和政治稳定性的国家，这样，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才愿意进行投资开发、经商、国际贸易等活动。”[6]改革开放时代，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市场化、分权化改革，同时引进外国投资并实行“出口导向”政策，从而使得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决策权和自主发展权。在中国经济一片欣欣向荣、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之时，人们发现，中国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实力。
但是，与海外观察者的预期不同的是，中国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实力的增强，并未造成对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权威的弱化。也就是说，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发展积极性的增强，并不是以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为代价实现的。即便在“诸侯经济”现象最为严重的20世纪90年代，中央依然保持着对地方的强大控制能力。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以党委、党组搭建起来的严密的组织体系，保证了对整个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借助政党权威确立现代的政府官僚科层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各级国家政权组织成为执政党权力组织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建立了各种政党外围组织作为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与纽带，比如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妇联组织等，把大多数社会个体纳入政党体系，这些政党外围组织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7]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整个党的组织体系的严密程度，要远甚于所有其他任何组织，从而对整个政府系统、人大政协系统、群团系统和国有企业系统形成了统摄性的覆盖，也是唯一有能力贯通所有其他组织的组织。特别是在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涌现出来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延伸到了这些领域。
强大的集中统一能力，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在国家层面而言，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从建设三峡工程到举办北京奥运会，再到抗震救灾，在总结经验的时候，一再提到的一条，就是社会主义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至关重要，只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才能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实际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关键在于维护中央权威。党中央允许、鼓励地方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决不允许地方在政治导向、意识形态取向方面另搞一套，因为这是事关中央权威的重大政治问题。高度的集中统一，使得中国共产党具备了集中全国力量办任何大事的可能，即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实际上，使得整个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改革开放，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党全国人民之力办的“一件大事”，其涉及领域之广、问题之复杂、争论之激烈以及成就之巨大，恐怕在任何其他政党看来，都是既难以想象，又难以置信。
四、战略规划能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在其众多的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的特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就是长期执政带来的政治谋划的长期性和战略性。毛泽东常常会为100年后的中国规划蓝图，邓小平则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常常提及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最新的对未来愿景的期待与努力。比较之下，众多西方国家政党领导人只能并且也只想着在其本届任期之内如何施政。长期执政带来的掌权自信和战略抱负，使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强大的，甚至令许多国家政党羡慕的战略规划能力。这种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而复杂的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没有共产党理性的、充满智慧的、非常平稳及循序渐进的政策和措施的话，中国可能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至少赶不上现在的发展局面。”[8]得益于长期稳定连续执政，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强大的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能力。比如对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规划），中国是从1953年开始以五年一个时间段来作国家的中短期规划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于1953—19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目前实施的是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在60多年的时间里，接续不断地制定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短期规划，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在地方和部门乃至各单位，都相应地有与中央大体同步的规划，这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具体决策方面，比如，三峡水电站1992年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1994年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2009年全部建设完工。比如，西部大开发开始实施于2000年，从此成为事关改革发展大局的国家战略。这无不需要坚定不移、长期不懈的努力。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政党都很难禁绝其执掌政权的“短期行为”，因此西方有“选举经济周期”的说法。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实践中基本上有效地避免了“短期行为”，从而保证了国家大政方针的长期稳定性。“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之谜，部分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戒绝“机会主义行为”，而利用强大的战略规划能力长期稳定地推行政策决策呢？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计，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政治制度方面来说，比如，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法定、长期的执政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有着明确而肯定的执政预期；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从制度化层面限制和约束了个别执政者心血来潮的“短期行为”。中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尽管人民代表大会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但人民代表大会毕竟对政府机关的工作发挥着监督制约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同级党委的领导，起到了限制和弥补的作用。从具体政治设计来说，比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各级党委领导机构，实行的是委员会制，尽管党委书记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他毕竟是“班长”而非家长，这种委员（常委）平等讨论决定的机制，毕竟对防止个人专断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并且，越是到中央层面，这些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计所发挥的作用就越明显。
“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中国的高速发展至少说明这个制度是有效的。这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卓越的执政能力。”[9]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能力，为她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能力，为她的组织肌体整体上保持生机活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能力，为她全力以赴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足够的驱动力量；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规划能力，则为她向着正确的目标前进提供了持久的方向。“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懈怠、不自满、不畏惧、不迷失，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以不断锻造和强化这四个方面的核心执政能力为中心，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其执政地位必将是长期稳固的，其执政目标必将是可期可待的。
注释
[1]《政治学概论》编写组：《政治学概论》，15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张维为：《中国震撼》，1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75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4]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36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18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6]陈家刚编：《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讲演录》，15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7]参见唐皇凤：《新中国60年国家治理体系的变迁及理性审视》，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5）。
[8]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社策划并采写：《关注中国——41位驻华官员谈中国共产党》，64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
[9]同上书，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