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 《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邹城市）人，战国时期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孔子，故被尊称为“亚圣”。
孟子一生的经历和境遇与孔子十分相似。孟子的祖先是鲁国贵族孟孙氏，但到孟子时已失去贵族身份，家道中落。孟子幼年丧父，生活贫困。《韩诗外传》及刘向《列女传》等载有孟母“断织教子”、“三迁择邻”的故事。东汉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转引自焦循《孟子正义》）
孟子也像孔子那样，带领学生周游列国，“以儒道游于诸侯”（赵岐《孟子题辞》），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向当政者宣传他的“仁政”、“王道”思想。《孟子》中记载他周游列国的情景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虽然受到各国国君的礼遇，甚至获赠重金，但终因“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只在齐国齐宣王时，任过没有实职的卿，最后又因齐宣王不能采纳他的主张而辞职。
从孟子的平生追求来看，他是学承孔子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章句下》）可见孟子深仰孔子之学。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维护儒家学派的理论，为儒学的成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正宗大儒，对后世影响很大。韩愈推崇孟子，以孟子为儒学“道统”的传人；宋儒更是把孟子与孔子并提，称儒学为孔孟之道；后世封建统治者尊封其为“亚圣”。
孟子晚年退居讲学，与弟子万章等人著《孟子》七篇，即“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汉文帝于《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人石刻十一经，其中包括了《孟子》。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将《孟子》列入《四书》之中。《孟子》在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被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起《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长于雄辩。历代为《孟子》作注比较重要的有：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的焦循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撰《孟子正义》，是集大成的著作。
关于孟子的师承，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外书·性善辩》说“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东汉赵岐等则说孟子为子思弟子。无论如何，孟子即便不是子思的弟子也是其再传弟子。加之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把子思、孟轲连在一起，所以后人称之为“思孟学派”。
子思（前483—前403），名伋，孔子之孙，孔鲤之子。因其父先孔子而死，故子思在青少年时代较多地受教于孔子。曾受业于曾参。他一度居住于卫国，后去宋国，困而作《中庸》。晚年返鲁宣扬儒学，以“昭明圣祖之德”（郑玄《三礼目录》）为己任。在《中庸》一书中，通过对孔子中庸思想的阐发，完善和深化了孔子的伦理思想，后世尊称他为“述圣”。
关于子思的著述，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子思》二十三篇”，但留存下来的仅有《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等几篇。一般说来，《中庸》为子思所作较可靠，它是研究子思思想的重要资料。
“中庸”是儒家的重要道德规范，最早由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庸”为何意？《说文解字》说：“庸，用也。”汉郑玄《三礼目录》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在赞扬舜有“中庸”至德之语时，也将“中”、“用”连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中庸”即“用中”，其不仅是儒家的道德规范，而且还具有处理问题的方法论意义。这就是说事物虽有两端，但在分析和处理问题时要取其“中”，无过无不及，不左也不右。无过无不及就是中，就是“中庸”的基本要求。可见“中庸”即是适度的意思。过与不及就是左倾和右倾，就是不适度。
正因为“中庸”是孔子思想的重要部分，所以子思便对“中庸”加以发挥。《中庸》的核心为“致中和”。“致中和”正是对“中庸”思想的发展。“致”有“极尽”、“达到”之意，“致中和”即“极尽中和”、“达到中和”；“中和”即要求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能适度，达到“中”的状态，事物总体才能和谐。“中和”就是中庸的基本要求。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
子思在《中庸》里除了阐发“致中和”外，还提出了“天命之谓性”、“诚”、“尊德性”、“道问学”等重要范畴，为儒家学说提供了基本哲学命题。子思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对“孔孟之道”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性善论是孟子整个思想的基础。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认为人的本性生来是相近的，但环境和社会实践使人的本性出现差异。到了战国时期，人性成为百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孟子在与告子的争论中阐述人性善的思想。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或不善。孟子认为，人性之善就像水之就下，虽然也可以把水引上山，但向上却不是水的本性。所以孟子认为善是人的本性的表现，不善是违背人的本性的。
善性不仅为圣人所有，一般人同样具有。孟子将理义看作“心之所同然”，就肯定了每个人都有追求善的权利，也都能达到善的境界。同时，也意味着在对善的追求上，人与人是平等的。圣人与一般人的区别只在于“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章句上》）。实际上，“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章句上》）、“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章句下》）。从这点出发，孟子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章句下》）。
性善论是孟子人性学说的核心，但并不是说人人天生就是善人。这种善只是“善端”，是善的萌芽，需要培养、扩充。孟子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仁、义、礼、智四端，“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章句上》），“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所以，要培养“四端”、“扩而充之”，才能显现善性。
由于仁、义、礼、智四端是“我固有之”，那么，其表现为“良能”、“良知”也是与生俱来的。所谓“良能”、“良知”像“四端”一样是天生就有的，即是人本性所固有的。孟子用小孩爱父母、敬兄长来论证人具有先天的“善性”。
孟子虽然强调人的本性中有“善端”、“良知”、“良能”，但不是说人生来就有完善的道德。社会上的人确实有不善的。孟子把人的不善归结为“不能尽其才”。他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才”指人生来就有的资质，也就是性。不善者就是没有很好地培养“善端”。人能否培养和扩充自己的“善端”，主要取决于自身的主观愿望和努力。孟子以舜为例，说明舜一心向善，故为圣人。所以向善者取决于主观的“心”，即要养心，养心才能培养、扩充“善端”。
如何“养心”？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章句下》），因为追求过多的物质欲望会使人失去善性，故孟子反对“求利”和“多欲”，以“寡欲”为养心的主要内容。
如果不能“寡欲”而导致丧失善性，那么就应努力把它找回来，恢复善之本性，这就是所谓的“求放心”。
人的善性是与生俱来的，但要靠“心”来把握。孟子视耳、目等感官为“小体”，视心为“大体”，认为耳、目无思考作用，常为外物所蒙蔽，把人引向迷途，心则能思，通过思维的明辨，便能克制物欲以存善性。所以他强调要先把心中固有的“善”树立起来，以防感官因“蔽于物”而夺走“善”。修养好了心性，就可以不受外界影响了。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以人性善作为理论依据的，是性善论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具体体现。孔子曾根据他的仁学思想提出“为政以德”，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孟子把先王的“仁政”归结为当政者的“不忍人之政”，归结为在行政管理实践中贯穿“不忍人之心”，即“推恩”。只有如此，才“足以保四海”、“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否则，不仅不能治国、平天下，甚至“无以保妻子”。可见孟子的仁政学说实际上是他的性善论在政治上的运用。
孟子把治国之道分为王道和霸道两种。王道，就是为政以德，行仁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服，就像孔门弟子尊敬孔子一样，“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才能治理好天下。孟子从得民心而王天下的思想出发，贵王贱霸，反对以武力统一天下的“霸道”，力主以德服人的“王道”。“王霸之别”体现了儒法两家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即法家主张用武力征服而称霸诸侯，儒家则强调以争取人心而取得天下。
孟子认为，行仁政首先要重民。中国古代重民思想渊源甚早。《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酒诰》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儒家先驱周公更是注重“敬德保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先贤的民本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认为天下之得失、国家之兴亡，都与是否实行“仁政”并由此导致的民心向背有关。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为贵”就是强调民心所向是政治统治的基础。
既然“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章句下》），那么，失去丘民者自然应该被废掉。孟子赞成伊尹流放不得民心的君主太甲的行为，颂扬“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的义举，主张凡失之于民者，即使是“继世以有天下”（《孟子·万章章句下》）之君也应坚决废掉。
怎样才能得民心、保民而王呢？孟子认为首先要“制民之产”。“制民之产”就是耕者有其田，有能够维持生存的日用私有财产。人民只有有了土地，才能安心生产，从而维持一般家庭的最低生活水平，才不致到处流离作乱。
孟子还将“制民之产”具体化：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可见“制民之产”包括解决人民的土地、衣食、教育等问题，这同时也是“仁政”的基本目标。
人民有了田地，生产的积极性就能被调动。倘若统治者横征暴敛，则适得其反。所以孟子提出“省刑罚，薄税敛”的思想，来保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也是“仁政”的基本要求。
此外，孟子还有许多思想值得重视，如教育思想。孟子认为：学习一定要专心致志，循序渐进，不应该“揠苗助长”；“教亦多术”，对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提出见解，不轻信、不盲从书本。
孟子把义作为人的行为选择的最高标准。义利相比，轻利取义、舍生取义。孟子的义利观对中华民族价值观具有深远影响。
孟子所推崇的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主张要做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孟子的这些主张激励了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奇葩。
孟子是雄辩家，他用巧妙的方法将谈话引入预设的话题，用不断反诘揭露论敌的破绽，用形象恰当的比喻说明事理，用逻辑推理阐明自己的观点。其文风明快练达，酣畅犀利，气势磅礴，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孟子的思想，在当时无人能接受，被司马迁评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但它无论对后世儒者还是对封建统治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般来说，在政治稳定的时代，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以及清初的“康乾盛世”，统治者无不采用孟子的仁政学说和儒家其他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