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期

I

十一岁那年，对我意义重大，因为那时我被送进了巴塞尔念高中。这样，我就离别了那些乡村的小伙伴们，真正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大城市”。那里有许多有权势的大人物，他们的权势比我父亲大多了，他们住在宽敞高大的房子里，乘坐着最讲究的豪华马车，讲一口优雅的德语或法语。他们的子弟们，衣着讲究，风度翩翩，口袋里塞满钞票。这些公子哥儿就是我的同学。我听他们吹嘘着到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形，有人还炫耀去过大海边，我的心头交织着惊异和妒忌，这种隐蔽的情绪让我自己感到恐惧。他们曾经爬上苏黎世附近“闪闪发光”的雪峰，甚至见过大海，这让我简直目瞪口呆。我不眨眼地盯着他们，仿佛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我毕生都无法到达、白雪覆盖的光辉灿烂之地，来自那遥远而神秘的大海。那一次，我才意识到我家是多么贫穷！我的父亲只是一个穷困的乡村牧师，而我则是一个乡村牧师的更穷的儿子，他穿着打了洞的鞋子，在学校一坐就是六个小时，袜子湿了没有换的。我开始用与以往不同的眼光看待我的父母，开始懂得他们的甘苦。尤其是父亲，我非常同情他，而奇怪的是，对母亲的同情显然就少些。我总觉得她比父亲强势。可一旦父亲情绪不稳，朝她发火时，我又总是站在她的一边。这种必须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的情形对我性格的形成是不利的。为了从他们的冲突中解脱出来，我必须充当一个仲裁人的角色，万般无奈地判断起父母的是非对错来。这使我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妄自尊大，我的自信本来就不稳定，现在更加如此，它一会儿膨胀，一会儿收敛。

我九岁的时候，母亲生了一个小女孩。父亲非常激动，他高兴地对我说：“今天晚上，你多了个小妹妹。”而我则大吃一惊，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察觉。母亲比平时躺在床上的时候多，可我根本没有看出什么来。我觉着，不管怎样，她卧床不起实在是一种无法原谅的虚弱。父亲将我领到母亲床边，她抱出一个看起来特别让人失望的小东西：一张红红的、满是皱纹的小脸，就像老年人一样，眼睛闭着，像一只瞎眼的小狗。背上长着一些长长的红毛，它不会长成猴子吧？我觉得很迷惘，又有点讨厌，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难道刚生下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吗？听大人说婴儿是鹳送来的，那么小狗和小猫的崽儿们又是怎么样来的呢？在那一窝崽儿生完之前，鹳鸟得来回飞多少趟呢？那么母牛也会是这样的吗？我根本想象不出鹳鸟用嘴叼着一整头牛犊的情形。我记得有一个农夫曾说过，母牛产仔，并不是由鹳鸟叼来的。那么显然，这个故事是大人们强加在我身上的众多谎言之一了。我确信，母亲又做了件我不该知道的事。

妹妹的突然出现让我有一种朦胧的不信任感，使我的好奇心和观察欲变得更敏锐了。母亲随后的一些古怪的反应也证实了我的猜疑：某种令人抱憾的事与这次生育有关，否则的话这件事就不会这么令我伤脑筋了，虽说它确实让我十二岁时的体验更加深了一层。

母亲有种讨厌的习惯，就是当我应邀外出的时候，她总是追在屁股后面大声地唠叨个没完。我要穿着最好的衣服，皮鞋擦得锃亮，还要举止得体，注意自己的形象。因而让人们在大街上听见我妈在身后喊出的那些不光彩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不要忘了代爸爸妈妈向他们问好，擦擦鼻子——带手帕了吗？洗过手了吗？”这些叮嘱常常让我感觉难堪。当我出于自尊和虚荣，小心翼翼地要呈现出一副尽可能无可挑剔的形象时，那种伴随着我的妄自尊大的自卑却又这样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非常不合时宜，因为这些场合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在去做客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将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穿上节假日才穿的衣着。然而，我一看见我要访问的那幢房子，画面就变了，然后一种对那家人的豪华和权势的感觉就压倒了我。我害怕起来，感到自己的渺小，恨不得能钻进地下几丈的深处。当我按门铃时，这种害怕上升到了极点。在我听来，房内的铃声就像噩运来临的丧钟一般。我感到胆怯，如丧家之犬般惶惶不安。母亲事先为我作了周到的准备，反而使事情更糟。然后铃声会在我耳际提醒着：“我的鞋是脏的，手也是脏的，我忘记了带手帕，脖子也是黑乎乎的。”出于一种挑衅，我故意不把父母的问候转达出来，或者举动带有不必要的害羞和固执。如果情况更糟，我就会想起我藏在顶楼上的秘密，随即我就会再度平静下来。在我百般无助之时，我会想象我是另一个人，那个拥有那不可侵犯的秘密的小人，那个有自己的黑石头和穿着长袍戴着高帽的小人。

我已经无法回想起在童年时期我是否曾想到过那些：在耶稣——或那个穿黑长袍的耶稣会会士——那些穿着斗篷戴着高帽子站在坟墓边的人们、草地上坟墓般的洞穴、男性生殖器的地下神殿，以及我那铅笔盒里的小人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有关酒神祭典游行时抬的阴茎像的神的梦是我的第一个秘密，小矮人是第二个秘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朦胧感觉到的在那块“灵魂石”和代表着“我本人”的那块石头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

直至今日，在我八十三岁写下毕生回忆之时，我也从未将缠结在我最早回忆上的结解开。最早的回忆就像地下的单株根茎所长出的几株嫩芽，更像在一条潜意识发展的进程中的一个停靠站。虽说我总是不能对耶稣采取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我却记得，从我十一岁时起，关于上帝的观念开始逐渐令我产生了兴趣。我开始祷告，这多少令我满足，因为那是种没有矛盾的祈祷。上帝不会因为我的不信任就变得复杂。而且，他不是个穿黑袍的人，不是画上的耶稣，画上的耶稣服饰华丽，人们对他的举止司空见惯。相反，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们无法对它形成一种正确的概念。固然他看起来更像一个非常有权势的老人，但我却感到极其满足：“你不应成为画像，也不能是任何一种比喻。”因而人们对待他就不能像对待耶稣那样随意，耶稣已经不再神秘。与我在顶楼上的秘密的某种类推开始使我有了悟性……

学校开始令我厌烦。它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我宁可用这些时间来绘画战役和玩火。神学课枯燥无比，而上数学课又让我彻头彻尾地感觉到恐惧。老师宣称，代数是一门完全自然的事情，言下之意，它似乎很容易学，但我对数字简直是一窍不通。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也不是化石，甚至不可能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事物，它们只不过是一些由计算产生出来的量。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量现在又是由字母来代表着，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而可以说有可能听见它们。而奇怪的是，我的同学们能够驾驭它们，而且认为了解它是自然而然的事。谁也不能告诉我数字是什么，而我也说不清我想知道些什么。糟糕的是，我发现没有人能理解我的困难。我必须承认，我的老师已经竭尽所能来教我，这种将可理解的量化为声音的奇特运算的目的何在。最后我终于领悟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约分的体系，在这体系的帮助下许多量能够被置于一个简短公式之中。

但我对这一点也同样产生不了兴趣。我觉着那整个事完全是任意为之。为什么这个数字应该由这种声音来表示？人们完全可以用苹果树来表示a，用梨树来表示h，用个问号表示x。a，b，c，x，y，这些并不具体，它们像苹果树一样，并不能向我解释出数字的实质。但最令我恼怒的是这样一个定理：如果a＝b而b＝c，那么a＝c，在这儿，从定义上我可以确定，a不同于b，所以它们显然不是一回事，既然不同，a因而也就不能与b相等，更不用说与c相等了。如果要谈相等性的问题，你就说a=a，b=b不就行了。这一点我可以接受，但是a＝b在我看来却是谎言和骗局。我更感到气愤的是，当老师公然不顾他本人有关平行线的定义，说它们在无穷大时相遇，我恼怒至极。我甚至觉得，跟愚弄农夫的愚蠢把戏相比，这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我不想也不愿参与其中。我的智力和道德都拒绝这些儿戏般的自相矛盾，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使我永远也不能理解数学。一直到晚年我都有这种固执的感觉，即如果当初我也像我的同学那样，能够毫不费力就接受a＝b、太阳＝月亮或狗＝猫这一定理，那么数学就会将我愚弄一生——只有到八十四岁时才会幡然醒悟吧。纵观我的一生，始终有一个谜，即毫无疑问我能够进行正确的运算，可不知为何我永远也不能在数学领域中辨清方向。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自己对数学所具有的道义上的怀疑。

我只有在用特殊的数字值替代字母并通过实际计算来验证运算时，才能够理解方程式。在以后学习数学的进程中，通过抄录我并不懂的代数公式，通过记忆在黑板上的特殊字母组合，我多少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再往后，我就无法使用这种替换手段了，因为老师不时说道，“这儿我们写上某某式”，然后他就会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上几个字母。我压根都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用，不知他为何写——我所能看出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使他能将运算带到他觉得是满意的结论。我无法理解这些内容，并感到气馁，这吓倒了我，使我不敢问任何问题。

对我来说，数学课完全成了恐怖的折磨。这是我的一场灾难。其他的课程让我觉得容易和轻松，而且由于我有良好的视觉记忆能力，数学课上，我能长期蒙混下来，还每每得高分。但是我对失败的恐惧以及面对着周围的世界产生的渺小感，在我身上生成一种不仅厌恶而且又难以言喻的绝望，这种感觉让我对学校失去了任何兴趣。此外，我还以完全无能为由免修了绘画课。这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了一点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令我高兴万分；但另一方面又是个新的失败，因为我在绘画上还是有一些天赋的，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绘画是完全凭感觉而为的。我只能够画那些激发起我想象的人。但课堂上，我却只能临摹瞎眼睛的希腊神话众神，如果临摹得不好，老师则认为我需要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作为参照，于是便找来一只山羊的头像让我临摹，这让我感觉糟透了，这个作业也以失败告终，而我的绘画课也结束了。

除了数学和绘画的失败之外，我还有第三个不成功的领域：我从一开始就厌恶体操。我实在无法容忍别人告诉我该怎样做动作。我觉得上学是为学习而来，不是为了去练习那毫无用处和意义的杂耍。而且，由于我幼年的事故，我留下了此次事件的后遗症，我有某种身体上的胆怯，这种生理上的恐惧感让我直到年纪很大以后才彻底克服掉。这种恐惧感又相应地与对世界和前景的不信任联系了起来。固然，在我看来世界是美好的，也是值得人们去追寻的，但它同样充满着含糊而不可预知的危险。因而从一开始我便想知道，我要将自己托付给谁，我又将遭遇些什么。这是否也与我的母亲有关？因为她曾弃我几个月于不顾。如我将在下文述说的，当我的神经性昏厥开始发作时，医生便不允许我练体操了，而这点令我十分满意。我理所当然地摆脱掉那个负担——吞下又一个失败的可能。

在我看来，十二岁确实是决定命运的一年。1887年初夏的一天午后，放学铃声敲响后，我站在大教堂广场，等一位与我同路回家的同学。突然我被另一个男孩猛推了一把，我被击倒在地。我的头重重地撞在路旁边的石头上，几乎失去了知觉。接下的半个小时里我有点头晕目眩。在我被击倒的一刹那，一个念头迅速掠过我的脑际：“现在你不必上学了。”我只是失去了一半的知觉，但在地上比实际需要多躺倒了片刻，主要是为了对袭击我的男孩进行报复。随后有人将我抱了起来，送到附近的一户人家，那儿住着我的两个上了年纪的姑姑，她们当时仍然单身居住着。

从那以后，只要我被迫去学校或者父母让我做功课时，我的昏厥就常常发作。我记得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去上学，这是我感到快乐的时刻。这期间，我自由自在，好几个小时都沉浸在幻想之中，去水边或森林里玩，或者画画。我画了野蛮的战争场面，遭受攻击和焚烧的古城堡，或者画一页页的漫画。时至今日，我的头脑中也会在临睡前偶尔出现这些漫画的画面，不时变幻着的幸灾乐祸的人脸。甚至是一些我所认识的人脸，但这些人在不久之后便去世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能够埋头于那个充满神秘的世界里去。在那个王国有树木、河水、沼泽、石头和动物，以及父亲的图书室，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甚至觉得自己离开世人越来越远，而有种朦朦胧胧的内疚感笼罩着我。那段时间里我尽情地游荡，收藏东西，阅读，玩耍。但这并未使我更加愉快，我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觉，意识到我其实是在逃避。

我完全忘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但我能深刻体会到父母的关心和焦虑，他们不停地去咨询医生。医生们抓耳挠腮，对我一筹莫展，只是建议我与在温特图尔的亲戚们一起度假。这个城市有个火车站，它让我十分着迷。但返回家之后，一切又都是老样子了。有个医生觉得我得了癫痫病。我了解癫痫病发作是怎么一回事儿，心中忍不住嘲笑这医生的胡扯。而父母却愈加忧心忡忡了。一天，一位朋友来看我的父亲，他们在花园里聊天，我躲藏在灌木丛后面偷听，因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好奇缠住了我。我听见那个朋友对我父亲说：“你儿子怎么样了？”“唉，糟透了！”父亲回答说，“医生搞不清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他们觉着可能是癫痫。这要是医治不好那就太可怕了。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可这孩子以后要是不能自食其力，那该怎么办呢？”

父亲的话如雷击一般震醒了我，这是与现实的冲突。“哎呀，我必须用功了！”我的脑子里出现了这样的念头。从那一刻起，我成为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孩子。我偷偷离开了灌木丛，来到了父亲的书房，取出我的拉丁文法书，精神高度集中地拼命学习起来。十分钟以后，我的昏厥微妙地发作起来，我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下去，可是过了几分钟后觉得好了一些，又继续念书。“该死，我才不要晕倒呢。”我反复提醒自己。大概过了十五分钟，又一次昏厥的感觉向我袭来，这第二次发作也像第一次那样过去了。“现在你必须要用功读书了。”这样默念着，就坚持了下去，半个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三次发作，我仍然挺过去了，又学了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彻底赢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状况比前几个月还好，而且事实上发作也并未再次发生。从那一天起，每天我都学拉丁文法和其他教科书。几个星期以后我重返校园，此后，这病再也没有发作过，甚至在学校里也一样。一大堆戏法结束了。从这一件事，我知道了什么是神经症。

后来，我渐渐地回忆起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清晰地看到这整个不光彩的局面是我一手造成的。所以我从没有真正生那个把我推倒的同学的气，其原因也就在于此。我知道，他是被“冤枉”的，整个事件是我的一个恶魔般的阴谋。我也知道，此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非常生自己的气，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知道，我对自己也不够公平，我愚弄了自己。这件事怪不得任何人，我就是那个该诅咒的叛徒！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能忍受父母对我的担忧，或者用一种同情的口吻对我讲话。

这神经症是我的又一个秘密，与之前不同，这是一个可耻的秘密，甚至是失败。然而，它却诱发出我身体中的一种异常敏感而又非同寻常的勤奋来。从这件事开始，我对自己认真负责起来，那种认真负责并不是为了讨好谁或者做做样子，而是为了自己成才。我每天五点钟按时起床学习，有时从凌晨三点一直学到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在危机时期导致我误入歧途的，是我对孤独的迷恋，对寂寞的热情。我觉得，大自然充满了奇迹，我又想沉浸其间进行深入的探究。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每一件东西都似乎栩栩如生，妙不可言。我完全沉浸在自然之中，好像浸入自然的精髓之中，脱离开整个人类的世界。

大约在同一时期，在我身上还经历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我从我们居住的克莱因-许宁根那儿上学的路出发，前往巴塞尔，路途并不短暂。有一回，我走在途中，转瞬间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觉得自己刚从浓密的云层中探出头来。我立即醒悟过来：现在我是我自己了！就好像我身后有一堵雾墙，而在那堵墙后尚无一个“我”字。但在这个时刻，我碰见了我自己。在此以前我也存在着，但是这一切好像刚刚发生，而现在的我才知道：我现在是我自己，现在我存在着。在此之前我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这做那，现在我是按照我的意志去做。这个经历对我说来是那么重要和新颖：在我身上有了“权威”。说来也怪，在这一期间以及我的昏厥的神经官能症发作的那几个月里，我丧失了对顶楼上的珍宝的一切记忆，否则的话，我甚至那时就有可能会意识到，在我的权威感和那珍宝在我身上激起的价值感之间有着一种联系。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我对铅笔盒的一切记忆都已消失了。

大约在此时，我应邀与我家的朋友一起度假，他们家在卢塞恩湖边的一栋房子里。我觉得十分欣喜，那房子正好在湖畔边，此外，还有一个船库和一只划艇。主人允诺让我和他儿子使用这条船，虽然严厉警告我们不能够鲁莽冒失，但这还是让我很兴奋。但十分不巧的是，我不知道怎样驾驶这条威德令船（这是一种平底船），一般这种船都是站着划的。在家里我们有这么一条方头平底船，我们在上面玩弄了一切可以想象的花招。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到船尾上，用桨把船划进湖里。对房主而言，这显然十分过分，所以他用哨声将我们召唤回来，给了我一顿严厉的训斥。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确实做了他不让我们做的事，他的训斥十分合理。我完全没有回嘴的余地，但我仍然愤怒不已，这个肥胖、无知的乡下佬居然敢侮辱我。这时候的我不仅已经长大，而且是个重要的甚至是权威的人物，也本应该是一个有职位有尊严的人，而且又是一位老人，就更应该是被尊重和敬畏的对象。但是，怪异的事情就在此发生。在狂怒之中我突然有些踌躇，因为有个问题在我脑海中出现了：“不管怎样，你究竟是谁，你的反应好像说明，只有鬼才知道你是多么重要！可是你又知道他完全是正确的。你还不到十二岁，只是个学生，而他却是位父亲，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此外，他还拥有两栋房子和几匹骏马。”

这时，我觉得十分不解，我想我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学生，理解不了代数学，对自己没有丝毫把握；另一人则很重要，是个权威、不容小觑的人，就像这个制造商一样有权有势。这“另一个”是位生活在18世纪的老人，他脚穿扣形装饰鞋，戴着白假发，驾着一辆带有凹面后轮的轻便旅行马车，车厢四周挂着不少羽毛和带子。

这个念头源于我之前的一次奇特的经历。当我们住在克莱因-许宁根的时候，一天，一辆绿色古旧马车从黑树林驶过我们家。它是个真正的古董，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从18世纪驶来一样。我兴奋极了，见到它就忍不住惊呼：“是它！一点儿不假，它来自我的时代。”那感觉仿佛是我将它认出了一样，因为它与我心中驾驶的那一辆是同一型号。紧接着我又产生了一种奇特而伤感的情绪，就好像有人偷了我什么东西似的，或者说好像我被欺骗了——被人骗走了我那可爱的过去。这马车就是一件往昔的文物！我无法描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或者到底是什么如此强烈地感染着我：是渴望，是怀旧，或者是一种确认，它不停地说着：“是的，就是这个样子！是的，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次经历也让我仿佛回到了18世纪。在我的一个姑妈家里，我曾见到一个18世纪的小雕像，那是件旧瓷土陶制品，由两个彩色人物构成。一个人像是巴塞尔市18世纪末的著名人物——老施蒂克贝克医生，而另一个人形象则是他的一个病人：她被刻画成闭着眼睛，伸着舌头的模样。这是一个出名的传说，相传有一天，老施蒂克贝克正走过莱茵桥，这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那个令人讨厌的女病人，她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又不停地向他哭诉。老施蒂克贝克非常不耐烦地说：“是的，你一定是哪儿不舒服。伸出舌头来，闭上你的眼睛。”女病人顺从地照做，老施蒂克贝克则赶紧跑开了，而那个女病人则一直伸着舌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惹得旁人大笑不止。

小雕像上的老医生脚穿扣形装饰鞋，神奇的是这鞋跟我的那一双居然是同一型号，或者可以说简直是一模一样。我确信：“这就是我以前穿过的鞋。”这个信念使我激动起来。“哎呀，这肯定是我的鞋！”我还能感觉到这双鞋好像正穿在我脚上似的，对于这一怪诞的感觉我也不知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会出现在18世纪？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那段时间，我甚至将1886年经常写成1786年，每当这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旧情绪就压住了我。

自从在船上做的恶作剧以及之后受到的惩罚发生之后，我就开始不断思索这些互不相连的印象，它们渐渐形成了一幅图景：我生活在两个时代，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我困惑不已，脑袋充斥着沉重的感想，最后我倍感失望地意识到：不管怎样，而今我也只不过是个小学生而已，我理应受到惩罚，一个人的行为须和他的年龄相吻合。而另外那一个人纯是胡扯。我感觉，那应该是与我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听到的有关我祖父的许多事迹相关联的。但是这也不完全对，因为祖父生于1795年，他是生活在19世纪的人。而且，他早在我诞生之前就已经去世很久了。我不可能与他是统一的。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这些考虑大多是从朦胧的模糊感觉和梦幻的形式出现的。我再也记不清当时我是否知道传说中的我与歌德的亲戚关系。然而我以为当时我并不知道，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这一消息最初是从陌生人那里听到的。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我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传言。

同年（1887年），一个美好的夏日，我于中午走出了学校，来到大教堂广场。天空湛蓝璀璨，让人心情愉悦，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教堂屋顶上金光闪闪，阳光从新铺的光彩夺目的瓷砖上迸发着光彩。呈现出一片绚丽的美景。我完全被眼前的一切征服了，我思索着：“世界是美好的，教堂是漂亮的，是上帝造成了这一切，他高高地坐在上方，在遥远的蓝天上有一个属于他的金色御座……”想到这里，我的思绪突然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孔洞，一种就要窒息的感觉缠绕着我，我感到浑身麻木不已，只是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能再想下去了！这太可怕了，我不能往下想，我知道某种我不愿想、甚至不敢靠近的东西正在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我将犯下最可怖的罪孽。什么是最可怖的罪孽呢？是谋杀吗？不是，不可能会是这种事。最可怖的罪孽是反对神圣的圣灵，这是不可饶恕之罪。谁犯了这种罪谁就要遭天谴，永生永世遁入地狱，不得超生。如果被父母视如掌中之宝的我这个独生子，要被罚入地狱，受永生的惩罚的话，那他们一定会悲伤不已的。我可不能干这种事，让父母悲伤难过。我千万不能再胡思乱想了。”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从学校返家的路很长，我会一边走一边尽力思考着各种各样的事，那天我试图想些其他的事，但是我的思想总是反复地转回到那美丽的大教堂和坐在宝座上的上帝方面。每当想到那里，我就像受了猛烈的电击似的，思想又再次飞到了别处。我对着自己自言自语：“别想它，不要再想它了！”好不容易回到了家，我的脑袋乱成了糨糊，疲劳极了。妈妈发现我有些不对劲，于是便问道：“你怎么了？在学校里出了什么事？”我想让她放心，便实话实说道，学校里没有什么事。我心里确实在想，要是我把我的胡思乱想告诉母亲，那可能会让我的心情平复许多。但要是真这么做了，也无法让我不去想那些事情。我要是把心里所想的全都说出来，我的母亲对我的话也完全不会起疑心，她也不可能知道我正处在多么可怕的危险之中，我已犯了不可宽恕的罪并一头扎进了地狱。我最终放弃说出真实想法的机会，并设法尽可能把自己的形迹掩盖起来。

那天深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那个我到目前仍不懂得的禁止去想的思想，一再冲击着我的头脑。我奋力抵挡它闯进来。后来的两天对我简直是一场折磨，我非常难受。母亲认为我病了。但我还是抗住了想袒露心声的诱惑，尽我所能不说出真相，免得父母陷入极大的忧虑之中，我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帮助。

到了第三天晚上，这种折磨与时俱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但不多会儿就又醒了过来，发觉自己又去想那大教堂和上帝了。我差点又要接着想下去了！我害怕极了，觉得自己的反抗力越来越弱。我大汗淋漓，于是便在床上坐了起来，想驱走睡意：“这回事情严重了！我一定得想，一定得把它先想出个答案来。我为什么要去想我所不懂得的事呢？可以肯定的是，我自己并不想去想，那关于上帝的事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谁要我去想呢？到底是谁想强迫我去想那些我既感觉不到，又不想去知道的事呢？这一可怕的愿望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有，我为什么应该是为此而受折磨的那个人呢？我一直是想赞美这个美丽的世界的造物主，我为有此无法估量的天赋而对他感恩戴德，那么，为什么我就得去想那难以想象的恶毒的事呢？虽然不知道这恶毒的事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不能也绝不该随便向这一想法迈近一步，因为这就要冒风险不得不立刻去思考它。而我并不想干这件事，可它却像噩梦一样跑到我头上来了。这样的事是怎么来的呢？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去干，可它还是发生在我身上了。为什么呢？不管怎样，我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来到这个世上是按上帝创造我的方式而来的。那就是我是按父母的样子这一方式而被创造出来的。或者说，难道我父母要的就是这种东西吗？但是，我那善良的父母是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的。这样恶毒的想法是绝不可能出现在他们身上的。”

我发觉这样的想法荒唐极了。随后，我又想起了我的祖父祖母，我其实没有见过他们，只是从他们的画像中认识了他们。他们看上去那么和蔼仁慈，又值得人尊敬，这便足以驱除掉有可能归咎于他们的任何想法。我在心里把一长串所有不认识的祖先都想了一圈，终于想到了亚当和夏娃。一个决定性的想法就随之而来了：亚当与夏娃是最早的人类，他们由上帝直接创造而来，并没有父母。也就是说，上帝按照自己设想的样子创造了他们，他们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只能确切地像上帝创造他们的那个样子。因此，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可能各不相同。他们是上帝完美的造物，因为上帝只创造完美的东西，但是他们仍然犯下了原罪，做了上帝不愿意他们去做的事情。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如果上帝不给他们机会，他们怎么可能做出这件事呢，他们本来不会干出这种事的。这件事也是很明白的，由于蛇的诱惑，而蛇也是由上帝创造而来的，而且是在亚当和夏娃之前就创造出来的，那么目的就非常明显了，上帝为了让它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而创造了它。全知全能的上帝事先安排好了这一切，为的是使人类的始祖不得不犯罪。所以，他们犯了原罪，那就是出自上帝的本意。

这一想法立刻使我从最大的痛苦折磨中解脱了出来，因为我现在知道，是上帝本人把我放进了这种痛苦情境之中。起初，我并不清楚是否是他有意要我犯这罪孽或是不犯下这罪孽。我不再去想进行祈祷去求得启示了，因为上帝没有顾忌我是否乐意而将我安排在这个情景之中，然后就扔下我不管不问，甚至任我自生自灭。我确定无疑地认为，我得亲自弄清楚他的意图并独自找到一条出路。因此，另一个问题出现了。

“上帝要的是什么呢？是行动呢，还是不行动？我需要立即找出上帝要我做的是什么，而且越快越好。”当然，这一点我十分清楚，按照通常的道德来看，避免那样的罪孽，那是一定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不过我也清楚，我可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我无法安眠，憔悴不堪，身体也越来越虚弱，我不得不告诫自己，这样想便无异于将自己束缚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是，除非我懂得了上帝的意志和他的意图，否则我可不想就此罢手。因为我现在可以确定，他就是这个终极性问题的提出者。特别奇怪的是，我竟然从来没有考虑过，魔鬼可能也正在捉弄着我。那时，与强大的上帝相比，魔鬼在我的精神世界中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我完全将其忽略不计了。因为我觉得，他与上帝简直没有丝毫的可比性，太微乎其微了。大约自我从迷雾里钻出来并意识到自己的那一刻开始，上帝的统一性、伟大和超人的威严便开始萦绕于我的想象之中。从此之后，在我心中，别的疑问一扫而光，只剩下上帝本人正安排对我进行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考验以及是否能通过考验完全取决于我对他的理解是否正确。毫无疑问，我深知，最终我将被迫得坚持不下去，被迫得屈服让步，但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即使真的发生了，我也要弄清楚，因为我永生的灵魂的拯救全在这里面了。“上帝知道，尽管我就要被迫犯下这不可饶恕的罪，我也无法支持下去了，可他仍然不来帮助我。他什么都知道，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去掉我这一难以抗拒的冲动，可显而易见，他并不准备这样做。难道他是希望借此来考验我吗？所以，他才让我干这种违背我个人的道德判断的事，干违背我所信仰的宗教教导的事，甚至还干违背他订下的戒律的事，以此考验我。这对我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我要用全身之力才能抵挡的事，虽然我害怕下地狱不得永生。是否上帝希望看看我会不会服从于他的意愿呢？这极有可能就是答案了！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推测，且有可能是错误的，我还是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这一推理。我必须得再次从头至尾将它细想一遍。”

我再次彻底地想了一遍，可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同的。“很显然，上帝要考验我的勇气。”我想着，“假若是这样的话，而我也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他就会给予我恩赐和启示。”

我鼓起了勇气，仿佛全身之力只在此一搏，更像是准备去蹈地狱之火一般，这时脑海中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我看到了那座大教堂，那蔚蓝的天空。上帝依然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金色的宝座上，高高在上，远离尘世的喧嚣。我往下看，看到宝座的下面有一块巨大无比的粪块正掉下来，落在那闪闪发光的新屋顶上，粪块碎裂了，同时把那大教堂的四壁也砸了个粉碎。

原来如此。一种巨大的、难以言传的如释重负之感传遍我的周身。我原以为会遭受到上天的谴责，但却意外获得了恩典，而随之而来的恩典是我从未体味过的，有着说不出的极乐之感。因为幸福和感激不尽，我流泪了。我既已服从了他那不可抗拒的威严，上帝的智慧和仁慈便显现了出来。我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以前所不明了的许多事情，现在也变得清楚多了。我了解了父亲所不明白的事，我想道：他体验不到上帝的意志，他还以最好的理由并出于最深的信念而反对它。而这便是他从未能体验到那治疗一切并使一切变得可以理解的恩典的奇迹的缘故，他将《圣经》的“十诚”看作自己的行动指南，他信仰上帝，但只以《圣经》所指示的方式和他的先人所教导他的方式来信上帝。可他并不知道，在上帝的《圣经》和上帝的教堂之上，站着一位全知全能、正在眼前的活的上帝，人们被他召唤而来，分享自由，人们因他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原有的信仰，并毫无保留地执行他的指令。在他对人的勇气进行考验时，上帝反对恪守种种传统，而不论其是何等神圣。他全知全能，所以他便会考虑到，在对勇气进行的这种种考验里，绝对不会造成实质是邪恶的结果来。一个人要是执行了上帝的意志，他便可以确信，自己正走向正确之途。

亚当和夏娃也是上帝用这种方式来创造的，好使他们不得不去想他们所确实不愿去想的事。上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楚，他们是否会恭顺服从。而他同样也有可能让我做某种事情，而这件事是出于传统的宗教方面的理由而不得不加以拒绝的事。我只有恭顺地服从，才能获得恩赐，而有了这种体验之后，我就知道上帝的恩赐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一个人只能完全献身于上帝，只能执行他的意志，此外，别的事都是次要的。不然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愚蠢而没有意义的。从那时起，每当我体验到了上帝的恩赐，我便真正地开始负起责任来。上帝为什么要弄脏他的大教堂呢？产生这个想法是很可怕的。但随后，我便想明白了，上帝很有可能会成为某种可怕的东西。我体验到了一种阴暗而恐怖的秘密滋味。这个秘密使我整个一生罩上了乌云，我愈加地郁郁寡欢了。

我也能感觉出，体验也使我更感自卑。我觉得，自己是个魔鬼，或者是个笨猪，或者是个极为堕落的人。有了这种想法之后，我就开始翻阅父亲的《圣经·新约》，以某种心满意足的心情读着描写法利赛人和收税官的段落，还有“堕落的人是上帝的选民”的段落。这些描写使我获得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那不公正的管家受到了称赞，而信心发生动摇的彼得也被委以传教的重任。

在我看来，我的自卑感越强，上帝的恩赐就变得愈不可理解。归根到底，我从来没有自信过。有一次母亲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她曾对我说，“你一向是个乖孩子。”我当时并没有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乖孩子？这使我感到新鲜有趣。我往往认为自己是个堕落又远不及他人的人。

有了上次的关于上帝和大教堂的经验，我终于有了某种属于我那了不起的秘密的一部分了。这仿佛像是我曾经说着，上天会砸下石头来，而这石头终于落在了我口袋里一样。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使人觉得可耻的体验。我深陷某种不好的、邪恶的、阴暗的事件之中，但同时，这又是一种荣耀。有时，我有一种想要一吐为快的冲动，但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要讲些什么，而只是想暗示，我身上有某些古怪的事发生。我很想弄清楚，是否别人也经历过相似的体验，可是在别人身上，却从未发现有过一丝一毫这种痕迹。结果，我就又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觉得我既是得不到上帝的恩宠者，又是上帝的选民，既是被诅咒者，又是受到祝福的人。

而且，我是绝对不会直接说出以下秘密的，就像我不会提到梦见的地下庙宇里的阴茎，提到我所雕刻的小木人一样。实际上，直到我六十五岁那年，我才跟人说起过有关梦见生殖器的事儿。我也许还跟妻子谈到过一些别的经历，但这也是晚年才发生的事。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有着严格的禁忌，这便是我自小便承袭的信仰，我绝不会跟任何人谈起它们。

我的青春期有很多个人的秘密。这些秘密让我承受了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在这些年中我所取得的一大成就是我抵制住了想要将它与别人谈一谈的诱惑。也就是说，我同世界的关系的格局在那时就已经预定好了，今天仍跟以往一样：而今我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原因就是我了解一些事情，还一定会把别人所不懂得的且往往甚至不想知道的事情加以暗示。

在我母亲的家族成员中，有六位是牧师，而在我父亲一边，不但父亲是牧师，我的两个叔父也是。因此，我便有机会听到许多宗教方面的谈话、神学方面的讨论以及布道演说。每当他们在我身边热情谈论时，我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对，对，这一切太美妙了。但我内心的那个秘密会怎样呢？这可是个天大的秘密。你们却对此一无所知。你们并不知道上帝逼着我做错事，逼着我去想令人憎恶的东西，这样才能让我体验到他的恩惠。”其他人所说的一切完全言不及义。我想着：“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得有某个对此多少懂点的人吧，可能真理就在某处。”我翻遍了父亲图书室的所有藏书，只要找到有关上帝、三位一体、灵魂、意识的书便急不可待地读了起来。我贪婪地读啊读，可是读过后却收获甚微。我不断地在想：“他们也不懂啊。”我甚至还读过父亲的路德派《圣经》。很不幸的是，对约伯所作的传统性的“训导式”解说让我倒了胃口，很快我打消了阅读本书的兴趣。但我在它里面还是找到了些许的慰藉，特别是在第九章的“诗篇”大约三十页的内容里的一句话：“尽管我用雪水清洗了自己……但您却将我再扔进了烂泥坑里。”

后来，母亲跟我说，在那些日子里，我总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事情并非如表象般简单，其实我是为这秘密而冥思苦想。在这种时候，我的内心是奇异地心安理得和平静的。犹如我坐在一块石头上冥想一样。它总会使我从所有的一切怀疑里挣脱出来。每次我一想到自己就是石头，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便停战了。“石头安全无害，它没有想沟通的冲动，千百年来一直岿然不动。”我想着，“与它相比，我只是一种会消逝的现象，我会爆发各种各样的情感，就跟火焰一样，很快亮了，很快灭了。”我自身不过是各种情感的汇集，而我身上的那个“别的”东西却是那个永不毁灭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