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又蓬勃的家
杨绛原名杨季康，于1911年7月17日来到这个世界。她出生在北平，书香门第，按她的说法那是个“寒素之家”。
杨绛的父亲是杨荫杭，字补塘，又名虎头，笔名老圃，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律师，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后留学到美国、日本，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担任过上海《申报》编辑，学而优则仕，担任过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
杨荫杭是个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人，秉性刚正不阿，骨子里带着正气。他曾经在1921年的文章《说俭》中写道：
奢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则力求俭朴，“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
当时社会奢靡成风，而杨荫杭身居高位却能保持如此心性，现在读来依旧让人身贯正气。
在杨绛回忆父亲的书里，她把这个一辈子刚正不阿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描述成一直坚守自己人生信条的“包公”，为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最后。
杨荫杭于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学习十分努力，却中途被除名，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而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学生闹学潮，遭到了“洋人”的镇压，一个领头的广东人被学校开除了。这件事震慑了其他参与的人，大家纷纷退缩，杨荫杭站出来说“还有我”，于是，就被一起除名了。但事实上，杨荫杭并没有参与这个学潮，他只是看不过大家被“洋人”吓破胆的样子。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杨绛说，母亲这个古里古怪的名字肯定是父亲改的。因为父亲那时任京师高等监察厅检察长，每到元旦要去怀仁堂（中南海主要建筑物之一，原名佛照楼，1911年袁世凯将其改名为怀仁堂，并在此接见外宾、接受元旦朝贺）贺节，去怀仁堂贺节要穿夜礼服，需夫妇同行且还需要夫妇的名片。杨绛的母亲家是生意人，小名细宝，为了贺节之需，父亲给母亲名字改得古雅些，便用了“嫈”字，意为好。
母亲是无锡人，与父亲同乡，两人同岁，二十岁时结的婚，恰是郎才女貌的年纪。母亲在上海女子中学务本女中上过学，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她面容清秀，端庄大方，虽然接受过西式教育，但身上依旧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贤良淑德，结婚以后安稳持家，是德行并举的贤妻良母。
杨绛出生时上面已经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按说，再得一个女儿应该不会受宠，但大概是因为这是父亲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加之家里的姐姐们都不在父母身边，所以杨绛得到了独女的宠爱。小杨绛有时候哭闹，父亲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嘴里哼唱着摇篮曲，这可是兄弟姐妹中独享的殊荣。
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如果用色彩来形容杨绛的一生，应该是最温暖的橙色，既有黄色的温馨，又有红色的蓬勃。那些童年的趣事就像是这片橙色中的星辰，辉光闪烁。
趣事之一，是与吃有关。
父亲喜欢吃冰淇淋，杨绛出生那年，家里买了一只制冰淇淋的桶，杨绛出生那天家里恰好做了一桶的冰淇淋，小杨绛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桶冰淇淋，全家都觉得这是贪吃的小娃。二姑妈给她尝了一点，小嘴都冻僵了，依旧在吧嗒吧嗒地舔，回味一般的大人举动逗乐了大家。
趣事之二，是与穿有关。
四岁时，杨绛随父亲到北平。她第一次见到了满族人，这个人是他们的房东，是个梳着“二把头”、穿着旗袍、脚蹬高底鞋的满族女人。杨绛只见过上海女人穿的那种高跟鞋，未曾见过这种鞋跟在鞋底中央的鞋子。满族女人穿起这种鞋子走起路来，婀娜多姿，摇曳顾盼，杨绛出神地盯着看了很久，甚至不自觉地模仿起那女人走路的姿态。父亲在后看见笑着问：“你长大了想不想穿这样的鞋子？”小小的杨绛琢磨了下说：“想。”
随着年纪渐长，脱离了幼儿时期的懵懂，开始懂得人情世故与家庭温暖，在兄弟姐妹的陪伴下与父母的关怀中，杨绛一点点地感受着家庭的温暖。
父亲喜欢看饭后孩子们围在一起吃甜食，好不热闹。他把这样的家庭聚会叫“放放焰口”。“放焰口”是从盂兰盆会（中元节）借来的词儿，在杨家的意思就是爸爸请客，孩子们在这时可以问爸爸要吃的、用的、玩的。“放焰口”时举家欢乐，父享膝下欢闹，子享抚顶关怀，好不温馨。很多年后，杨家的孩子还是会要求父亲“放焰口”，吃什么或者玩什么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还在一起，心也在一起。
所有的兄弟姐妹里，只有杨绛最懂父亲的心，也最能照顾好父亲。
孩子们一般会在午饭后“放焰口”结束后自动散去，好让父亲午休。有一次父亲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阿季从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书，一点声音也不出，像一只乖巧的猫。冬天家里只有父亲屋里生了火炉，孩子们都用烧炭的手炉、脚炉取暖。火炉须不时加煤，阿季手巧动作也轻，加炭时打扰不到父亲休息，姐姐和弟弟妹妹们都佩服她能加炭不出声。
在整个大家庭里杨绛最听父亲的话，其次最听三姑母的话，虽然三姑母是个严厉而刻板的人。
阿季六岁时，从第一蒙养学院学前班毕业，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那时她的三姑母荫榆在女高师任“学监”。三姑母说的话杨绛从小就听。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写道：“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