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

消费、贫困与福利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

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是决定人们福利水平的基本因素，消费在不同个人之间的分配涉及若干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议题，如不平等和贫困等。消费在大多数国家是总需求中最大的组成部分，也是经济活动随时间波动的重要原因。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上，消费决定储蓄，并通过资本供给决定着投资。很自然，消费在上个世纪一直处于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位置。

对消费的研究在过去三四十年取得了巨大进步，许多学者做出了贡献，其中安格斯·迪顿尤为突出。他取得的几项有相互联系的、基本性的成果，直接关系到对消费的测量以及对消费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他的主要成就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迪顿的研究把对需求系统的估算（也就是对不同商品之间的消费选择的定量研究）提升到成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水平。他和约翰·米尔鲍尔（John Muellbauer）在35年前引入的“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模型”（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以下简称AID）及其后续扩展，至今仍在学术研究和政策评价实践中被广泛采用。

第二，迪顿对总消费的研究开创了对消费和储蓄的时间变化分析的微观计量学革命。他率先开展了特殊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下的个体动态消费行为分析。他发明的（在缺乏真实面板数据时）从重复抽样调查数据中设计面板分析的方法，使研究个体行为的时间变化成为可能。他澄清了研究者在理解总消费和总储蓄时必须严肃考虑加总问题的原因。随着微观数据日益丰富，后来的研究也的确是主要通过微观数据来理解宏观经济问题。

第三，迪顿率先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尤其是消费数据）来测算生活水平和贫困程度。由此，他帮助发展经济学从一门依靠粗略的宏观数据、以理论为主的学科，转变为以高质量的微观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学科。他证明了利用消费和支出数据来分析穷人的福利状况的意义，并指出了对生活水平进行跨时期和跨地域比较时的不足之处。

迪顿的研究涉及若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议题，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都产生了影响。他的研究覆盖很广泛的领域，从极为高深的理论探索到极为琐碎的测算方法，其共同主题是把理论和测算相结合，并借助统计方法使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兼容。

本文将分别介绍迪顿的三个主要研究成果。第1节概述他对既定时点的不同产品的需求所做的分析，重点是迪顿—米尔鲍尔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模型。第2节介绍他对总需求的时间变化分析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尤其是如何利用个人或家庭层面的数据以及谨慎处理加总问题。第3节介绍他对发展中国家的福利状况测算所做出的贡献，重点是对穷人的生活水平的测算和分析。第4节将简要提及其他相关成果。

1．需求分析

1.1　背景

对于消费的个人决策有多种分析方法。一种常见做法是，区分给定时期（一个月或者一年）对不同产品的消费决策和不同时期之间的消费决策（例如多少用于现期消费、多少用于储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存在跨期的可分割性），这种两阶段分析方法等同于更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即同时决定给定时期的不同产品组合和当期的总支出水平，确定每种产品（j）在每个时期（t）的消费数量qit，使跨期效用函数的预期值最大化（Deaton and Muellbauer，1980b，第5章）。

本节的内容是关于给定时点的不同产品的消费选择，这样的选择可以由“需求系统”（demand system）来描述，其含义是由一组方程式来描述产品的需求数量同价格以及总支出之间的关系。对此类系统的测算，可以通过个体数据——如果我们掌握了（H个）个人和（J种）产品的消费数量和价格；也可以通过总量数据——如果我们掌握了多个时期（T）的消费总量和价格。

在任意给定时期t，某个家庭h的需求系统可以表述为如下公式：

其中，qjh是家庭h对产品j的需求，它是函数gjh（·）在价格p=（p1，…，pj），家庭支出为ch时的结果，ch在本节被视为外生变量。就是说，产品j的需求取决于其自身的价格、其他所有产品的价格以及总支出。这个系统显示，家庭对每个产品的需求量会如何随各种产品的价格和总支出的变化而做出反应。总需求系统可以用类似的形式来描述，取消公式（1）中的下标h即可。个人需求qjh和市场需求qj的关系是所谓加总问题的核心，将在1.3节进行介绍。

从19世纪开始，就有某些研究者采用过参数化的此类模型，早期最有名的案例或许是对恩格尔曲线的估算，以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命名。家庭h的恩格尔曲线将花在某种产品j上的名义支出pjqjh或者预算份额同家庭总支出联系在一起。

确定公式（1）这样的模型的参数，意味着从数据中找出价格、支出和需求之间的确切关系。迪顿之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采取的方法是，假设公式（1）反映的是单个的理性个人或家庭的需求。这里的理性是指，追求个人或家庭的效用函数最大化。通过该假设，产品价格p和总支出c同市场需求qj之间建立了联系。

假设需求来自理性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追求，不但从统计的角度看较为便利，而且能让研究者借助强大的消费者理论工具来测算福利水平，如消费者剩余、收入的等量和补偿变动，以及理论上构建的价格指数（生活成本指数）等。此外，该方法还能对行为反应进行测算，可用于预测政策变化给需求造成的影响。

1984年的诺奖得主理查德·斯通爵士早期曾尝试把统计分析结合到经济学理论中（Stone，1954a，b），在他设计的线性支出系统（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LES）中，对给定时期t，市场需求、价格和总支出的关系可以描述为：

这个需求系统解决了在线性预算约束条件下实现个人效用函数（Stone-Geary函数）最大化的问题。其中的参数βi和γi是效用函数的组成部分：γi代表生存必需的支出水平，βj代表个人用于产品j的支出份额（在有足够支出、超出必需水平时）。

消费理论的三个推论

标准的消费理论认为，理性消费者的需求函数具有如下三个特性：

i．同质性：名义变量为零次齐次，如果所有价格和总支出都翻番，那么对任何产品的需求将保持不变。有时这被称为不存在货币幻觉。

ii．对称性：产品i相对于产品j的价格的希克斯补偿需求导数，等于产品j相对于产品i的价格的补偿需求导数。

iii．半负定性：希克斯需求函数的所有导数的J×J替代（斯拉茨基）矩阵应该是半负定性的，即产品j的价格提高不会增加其希克斯需求量。

此外还有个加总性（可行性）约束条件：对不同产品的各项支出pjqjh之和，必须等于总支出ch。该条件已经隐含在数据中，总支出的定义就是各项支出之和。

线性支出系统（2）中的这三个特性是由定义来满足的，在估算时不管采用真实的个人数据还是总量数据，都会加入这三个特性。也就是说，不能利用该模型来验证这三个特性是否真正成立，无法证实需求系统背后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生活中的行为。

因此，为证实观测到的需求数据是否符合效用最大化的假设，需要更为通用的模型。首次检验能否排除上述三个特性的是巴尔腾（Barten，1967，1969），他用荷兰的总量数据测算了更通用的线性需求系统“鹿特丹模型”（Rotterdam model，以最早提出的荷兰经济学家命名）。他的重要发现是，这三个特性都可以排除，或者说，实际数据同理性消费者理论似乎存在矛盾。

1.2　迪顿的批评意见

巴尔腾的令人沮丧的结论受到了迪顿的质疑（Deaton，1974a）。他在论文中利用英国1900—1970年的总量数据测算了鹿特丹模型的另外几种变形，其结果同巴尔腾的相似，但他的细致分析显示，理性假设（尤其是同质性假设）不能被明确排除。迪顿继而指出，统计结果拒绝理性假设可以有两种解释，要么人们并不真的理性，要么人们是理性的，但实证模型的结构形式（specifica-tion，又译设定）有差错。

迪顿的另一篇论文对后一种解释展开了分析（Deaton，1974b），重点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消费者选择理论是针对个人构建的，即使所有个人都具有理性，该理论也未必能在总量层面成立；第二，线性需求系统和鹿特丹模型采用的函数形式可能难以准确反映现实世界的数据模式，也就是说，鹿特丹模型虽然提供了检验理性的工具，同时却给适合检验的消费者行为施加了过多限制。

迪顿关注的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例如，利用需求系统分析来评估税收和补贴政策的效果，就高度要求这个系统能精确测算某个特定产品的支出对收入和价格变化的反应。而迪顿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显示（Deaton，1974a，b），已有的需求分析系统难以实现此类目标。

迪顿以不可知论的语气概括了他的结论：我们需要更多基于其他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研究，或许还需要构建比线性支出系统和鹿特丹模型的限制性更小的消费者需求模型。

1980年，迪顿与约翰·米尔鲍尔提出的“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把需求系统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新的分析系统足够灵活，能对理性假设进行检验；也足够简化，容易进行测算；此外还允许具体产品的支出同总支出保持非线性的变化。

1.3　加总问题

如上文所述，研究者通常假设需求系统（1）是来自个人的消费选择。如果该系统是基于行为人的福利最大化的理性选择，那么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它必然满足上述三个特性。然而需求系统分析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加总问题，也就是不同个人的需求系统能否加总起来，形成同样满足这些特性的市场需求系统。

自戈尔曼的开创性研究后（Gorman，1953，1961），学术界一直在寻找最少的偏好约束条件，能够把总量消费者行为解释为代表性的单一消费者的行为。如果不同个人具有相同偏好，但有不同的总支出水平ch，那么总量模型有时也可以诠释为描述代表性消费者的行为。其需求为qj，等于平均水平；支出水平为cr，未必等于平均水平。如果采用Stone-Geary偏好函数，那么总需求和个人需求都将具有线性支出系统（2）中的函数形式，把个人需求由总体的平均需求替代，个人支出ch由总体的平均支出c替代，就是种极为简化的加总方式。

到1970年代，加总问题的研究跨越了一大步，米尔鲍尔推导出了允许加总的一系列对偏好的最低限制条件（Muellbauer，1975，1976）。他研究了“独立于价格的一般线性偏好”（PIGL，Price-Independent Generalized Linearized preferences），其中的一类“独立于价格的一般对数偏好”（PIGLOG，Price-Independent GeneralizedLogarithmic preferences）在需求分析中尤其能发挥作用。这种偏好的特性是，每个人的预算份额可以表述为如下公式：

其中，系数qj和bj是价格的函数，参数kh是各个家庭的特殊值。对kh的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解释是对不同规模的家庭的等值人数，ch/kn就代表每个等值成年人的家庭支出。

公式（4）采用的偏好使支出pjqjh可以同ch保持非线性关系，相对于早期的需求系统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此前的一些研究也已经证明，对个体产品的支出同总支出之间确实呈现非线性关系（Working，1943；Leser，1963）。

PIGL偏好或者PIGLOG偏好能保证，存在“代表性”的支出水平cr，使得这一支出水平上的个人有着与总体经济相同的预算分配份额（ch=cr）。代表性的支出水平cr等同于线性支出系统中的整体经济的平均支出c，但一般来说，是取决于ch在个人之间分布的更高阶矩。代表性的行为人的需求函数同样满足三个理性特性，即其行为符合理性假设。

公式（4）的一个有趣之处是，个人不需要有相同的偏好，个人的需求函数可以各不相同（由不同的参数值kh来代表），但存在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

1.4　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

迪顿和米尔鲍尔（1980a）设计的“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是基于PIGLOG偏好。借用特殊的参数选择aj（p）和bj（p），总预算份额可以描述为：

其中，p是价格指数，参数βj显示产品j是属于奢侈品（βj＞0）还是必需品（βj＜0），γjk显示产品j的需求对产品k的价格的弹性。

公式（5）相比早期的需求分析系统有若干优势：允许消费者的支出pjqj具有非线性特征；可以用于对理性假设的检验，同质性、对称性和半负定性意味着对参数向量α，β和γ的限定，通过对公式（5）的估算，可以验证这些限定在现实世界的数据中是否成立；依靠比以前模型更宽泛的偏好假设，就能实现消费者选择的加总；产品j的平均预算份额wj可以视为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的需求，其支出为：

其中下角标h代表单个个人或家庭，而kh的含义与方程（4）中相同。尽管假设所有个体消费者都具有相同的偏好函数，但他们的偏好参数kh可以各有不同，如果将其看作人口指标，该系统就包含了年龄构成或家庭规模上的多样性。

相关研究

大约在同一时期，其他研究者（Jorgensen，Lau and Stoker，1982）提出了超越对数需求模型（Transcendental Logarithmic Demand Model，Translog）。该模型有许多与AID模型相同的特征，如支出份额同支出是对数线性关系，也可以进行加总等。两种模型都被广泛应用于后来的研究，AID模型则更为突出，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其测算很容易，有极为便利的近似式可以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来估算，这在计算技术还不够发达时显得尤其重要。后来的研究则是基于更为一般的需求系统模型，以AID系统和Translog系统作为其中的特例。

对AID系统的测算

迪顿和米尔鲍尔从英国的总量数据中得出了同过去的研究一致的统计结果：理论推导出的三个特性被推翻。然而，他们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结论（Deaton，1974a，b），认为被推翻的原因更可能是模型的设定有错误，而非消费者不理性。在论文的结尾以及同时出版的教材中（Deaton and Muellbauer，1980b），他们强调当时的所有需求模型可能存在若干结构形式上的错误。他们特别指出，对消费者需求进行理想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应以异质性的消费者的谨慎加总为基础。还有，除现期价格和现期总支出外，需求系统还应考虑其他变量（如可能的信贷约束）的影响，才能有效反映观察到的需求模式。

迪顿和米尔鲍尔对AID系统的研究强调了其缺陷和需要改进之处，认为该系统凭借其简单架构、通用性和理论兼容性，提供了可继续发展的平台（Deatonand Muellbauer，1980a，第323页）。事实证实这是英明的预见。AID系统催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它的可塑性和实用性被海量的文献所证明，在初创35年后，该模型系统依然是世界各国开展需求测算的基石，无论是利用总量、个人或者家庭层面的数据。

1.5　后续研究

多项研究发现，支出份额与总支出呈非线性变化。对某些产品（如食品）的支出份额，用对数线性来表示是很好的近似，但对其他类型产品，恩格尔曲线表现为别的形态，需要用更为灵活的模型来描述，例如用收入的二次项来描述恩格尔曲线，即二次项AID系统（Quadratic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QAID，Banks et al.，1997）。

还有明确证据显示，支出份额同家庭的人口协变量存在系统联系，包括儿童的数量以及家庭成员的年龄等。在今天，妥善处理这样的异质性是需求系统分析的核心研究内容（Blundell and Stoker，2005）。

消费者需求分析还被用于研究总量问题，如何利用从异质性消费者的个体数据中估算的需求模型，来推测平均需求、平均收入和平均人口结构等信息（Blundell and Stoker，2005）。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总量数据中测算的结构性价格和收入系数，如何评估其可能的偏差（Blundell，et al.，1993）。

今天，AID系统及其拓展，还有QAID系统和准AID系统（Lewbell and Pendakur，2009）有着广泛的应用，如在农业经济学、CPI的实际测算（Ham-ilton，2001；Costa，2001）、国际福利水平比较（Almas，2012；Neary，2004）以及国内的不平等和贫困测算（Pendakur，2002）中都有广泛影响。此外，该系统在宏观经济学（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也显示出了重要价值（Boppart，2014）。

我们可以利用AID或QAID系统来分析税收改革引发的反应及其分配效应，如增值税、庇古税和外贸税的调整等。包含人口因素的需求分析系统可以用来研究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何在长期影响消费者需求。在统计机构的政策建议、智库的报告以及个人研究者的政策论文中，该系统也被广泛应用，对政策有着深刻影响。

总之，迪顿在需求系统研究中成为革命性的学者，他发现了早期分析模型的重要缺陷，他与米尔鲍尔合作开发的模型克服了其中某些不足，成为现代需求研究的基础。他还指出了AID系统的许多局限，给消费者需求研究揭示了广阔的前景。

2．对消费的时间变化的研究

2.1　背景

上节介绍的需求系统研究方法，把个人的消费决策默认为两阶段过程。首先是决定在每个时点把多少钱用于消费，在决定这个总支出额度后，再决定把多少钱用于不同产品或产品类型的消费。在需求系统（5）中，总支出c是提前给定的。

在1980年代的系列论文中，迪顿着手分析第一阶段的决策：在每个时点，人们把多少收入或财富用于消费，或者换个角度看，把多少钱用于储蓄。

在1930年代，当凯恩斯思考消费者支出的时间变化时，他假定人们把收入的边际变化的固定比例用于消费。到五六十年代，总消费分析更为贴近实际，1976年的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1985年的诺奖得主弗兰克·莫迪格利亚尼提出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LC）。这些理论能够解释实证数据显示的储蓄率随短期收入波动发生的变化，但不足以解释长期收入趋势的影响。当时的推测是，消费者会把部分短期收入增长储蓄起来，以便在长期中维持平稳的消费水平。类似的是，这些理论还能解释抽样调查中发现的个人的储蓄率随收入增加而提高的现象。直到1970年代，经济学界的普遍看法是，这些理论同实际数据拟合得很好，并将其广泛用于宏观经济学研究。虽然这些模型是基于个人选择而构建的，但也通过实证工具来分析消费和收入的总量数据特征。

到1970年代后期，新一代学者给消费和储蓄研究重新注入了活力。在理性预期革命影响下，有学者对家庭跨期最优化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最优状态下，消费的边际效用应该等于财富的边际效用，然而，后者呈现出随机行走的鞅性概率特征（Hall，1978；MaCurdy，1981）。

在个人追求每个时期的效用的现值之和最大化时，实现最优化的必要条件是欧拉公式。对于行为人利用的任何资产a来说，欧拉公式要求：

u′（ct）=βEt[u′（ct+1）（1+rat+1）]

其中，ct代表时期t中的总消费支出，u′（ct）是时期t中的边际效用。β是代表主观贴现率，Et代表时期t中的条件预期，rat+1代表资产a在时期t和时期t+1的回报。由于回报率的随机性质，可以推断出消费也具有随机性质。反过来，由于消费的随机性质，对资产回报率也具有影响。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包括布里登和1995年诺奖得主卢卡斯等人发展起来的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Douglas Breeden，1979；Robert Lucas，1978）。

霍尔的研究关注对消费的影响（Robert Hall，1978），假设个人能利用具有不变回报率r的某项资产，如果用vt+1代表预测误差Et[u′（ct+1）]-u′（ct+1），欧拉公式可以描述为：

u′（ct）=β（1+r）[u′（ct+1）+vt+1]　　（6）

在理性预期假设下，预测误差的期望值为零，并且与时期t的各种信息无关，或者说时期t的任何已知变量都无法预测vt+1。公式（6）改写如下：

从可观测变量ct和ct+1中，很容易计算出不可观测变量vt+1，并检验它是否真的不可预测。

上述思考带动了1980年代对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的大量实证研究。迪顿是该领域的重要贡献者之一，他的成果对于把研究焦点从总量数据转向个人消费数据至关重要。

2.2　消费随时间变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据

迪顿与布林德的一篇文章（Blinder and Deaton，1985）探讨了消费和收入的总量数据能否用于有代表性行为人的霍尔版（Hall，1978）生命周期/永久收入（PIH/LC）模型，这方面的早期研究成果还包括其他学者（Flavin，1981；Hall and Mishkin，1982）。迪顿和布林德证实了以前的结论，即此类模型的随机行走性质可以在较高的置信度上推翻。尤其是与此类模型的推测相反，现实世界的总支出增长对总收入、财富和其他变量的预期变化有强烈反应。公式（6）中的vt+1误差项可以进行预测，理性预期和稳定回报率假设下的欧拉公式并不成立。

永久收入、现期收入和消费的关系

除具体结论外，与布林德的合作研究还让迪顿认识到了前人没有注意到的生命周期/永久收入模型的理论含义。其中一个创见是（Deaton，1987），在理性预期下，此类模型如用于总量数据，将意味着消费的变动不如收入变动平稳。这对经济学家们来说很震惊，他们本来认为在理论和现实世界中消费都应该比收入更平稳。原因有二：一是凹性的效用函数导致收入随机变动时消费更为平稳；二是永久收入接近于长期的平均收入，而临时收入波动在计算永久收入时会被平摊掉。但是，如果把现实的总量收入数据用生命周期/永久收入模型，会发现第二个原因并不成立。迪顿认为，从理论和实证上都没有理由假设，收入会始终保持确定的走势，或者说，收入冲击可能具有永久性的作用。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随机行走模式，各个时期的收入冲击之间没有相关性。在此情况下，对未来收入的最好预测就是现期收入，即永久收入等同于现期收入。如果消费等于永久收入，两者必然有相同的方差。

迪顿（1987）还指出，总量消费数据对于利率变化的反应并不像代表性消费者理论的描述。采用随时间变化的利率rt，欧拉公式将变成：

u′（ct）=β（1+rt）Et[u′（ct+1）]

该公式显然意味着预期消费增长应该同利率呈正相关。然而迪顿证明这种相关关系在总量数据中并不存在，然后又举出一个简单而鲜明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不能以此否认个体数据中存在消费增长和利率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有两个假想的经济体，均由生命有限的个人组成，每个时期都有老人去世、小孩出生。两个经济体的总收入都恒定不变，但其中一个的利率水平更高。根据构造，收入和消费总量都保持不变，但在利率较高的经济体中，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会更高，也就是说，新出生的人的初始消费水平较低（相对于利率低的经济体），但增速更快。显然在这个例子中，总量数据不能反映个人消费增长同利率的关系。

总消费和总收入的变动性

迪顿与坎贝尔的研究深化并实证分析了收入的变动性和消费的变动性之间的关系（Campbell and Deaton，1989），同样是借助总量数据。他们采取了很直接的分析方法，假设有无限期的时间，贴现率r（＞0）保持不变，永久收入yp定义为全部预期收入的现值换算的年金：

其中，Et是时期t的预期算子，yt+s是时期t+s的现期收入。下面假设收入采取随机行走过程A（L）yt=εt，其中A（L）是滞后多项式，εt是一个独立同分布（i.i.d.）过程，于是，公式（7）可以改写为：

这里可以看到设定恰当的收入过程的重要性，假设λ＞0时，收入过程是个自回归过程AR（1）：

在此情况下，A（L）=1-λL，结合公式（8），永久收入变成：

显然，对于λ＜1的情况，永久收入的变动小于现期收入，因为如果消费等于永久收入，则消费的变动也会小于现期收入，这同消费和收入的总量数据一致。但仍有一个难题。迪顿和坎贝尔认为，公式（9）的自回归过程AR（1）没有正确描述数据中观察到的总收入的变化，而这对未观察到的永久收入的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对实际的总量收入的更好模拟是将其增长率描述为：

Δyt=λΔyt-1+εt

其中，0＜λ＜1，就是说，收入增长率较高（较低）的时期之后，往往是收入增长率较高（较低）、但变化放缓的时期。在这里A（L）=1-（1+λ）L+λL2，结合公式（8）描述的永久收入，可以得到：

用公式（11）来描述永久收入，结果与公式（10）有显著不同。此时的λ＞0意味着永久收入的变动比现期收入更大（即）。给人的直觉是，如果时期t中的收入增速异常高，那么暂时的高增速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由于收入增长将持续地快于时期t之前的预期，对永久收入的冲击就大于对现期收入的冲击。

迪顿和坎贝尔对季度数据的研究显示，λ=0.442，意味着r约等于1.8。永久收入的变动幅度几乎是现期收入的2倍，如果消费等于永久收入，其变动幅度也将是现期收入的2倍（Campbell and Deaton，1989）。不过实际数据表明，消费的变动幅度小于现期收入。

迪顿和坎贝尔的研究结果令经济学家们深感吃惊，然而，该结论在理论上并无瑕疵，又是基于现实的时间序列收入数据。相对于生命周期/永久收入模型来说，总消费表现出了过度的平滑特性，这被称为“迪顿悖论”。这个发现并不足以让所有人相信现实世界的消费过于平滑，但是让大家都认识到，个人面临的收入过程的时间序列特性对分析跨期消费模式至关重要。

把关注焦点转向个人数据

从总量数据得到的实证结果拒绝了生命周期/永久收入模型，这可以用三个说法来解释。第一是理论模型出错，消费者可能不是理性的。第二是利用总量数据和代表性消费者的方法有问题，个人可以是理性的，但加总的条件在现实中不满足。第三是理性的个人可能面临模型中没有考虑到的许多约束条件，例如，借款的约束对行为和加总都有明显的影响。在对消费研究文献所做的综述中，迪顿指出，在探讨这些可能性时，“最有希望取得进步的办法是，严肃考虑加总问题，并利用日益丰富和有价值的微观数据来解答宏观经济课题”（Deaton，1992）。由此他认为，应该深入研究个人消费，因为这些可观察的行为可能反映了一定程度的持续理性选择，然后专门处理加总问题。在这里，他又表现出了对后来研究工作发展的高度预见性。

迪顿的这些思考产生了长期影响，例如，今天的宏观经济学家把动态收入分析作为重要研究领域。如今的宏观经济学不止是研究总量变量的作用，还关注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配置的整体均衡分布。虽然我们还远没有找到确切答案，但迪顿的研究成果（Deaton，1987；Campbell and Deaton，1989）对推动这个转变功不可没。

2.3　个人消费的时间变化

个人数据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正确分析跨期因素，迫切需要能长期跟踪的个体家庭的面板数据。还有，为分析现实环境中的理性个人的跨期选择，需要引入标准预算约束以外的其他约束条件，并考虑到宏观经济中的劳动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在这两个领域，迪顿在1980—1990年代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虚拟面板数据

消费方面的真实面板数据在今天很缺乏，1980年代时更甚。许多国家经常开展抽样家庭调查，但由于每次调查会加入新的样本，难以利用调查数据去追踪个体家庭的长期趋势。迪顿做出的重要突破（Deaton，1985），则是利用相同年龄段的个人或家庭群组的抽样调查数据来构建“虚拟面板”。他的灵感是，如果有足够多的数据，连续的抽样调查就能产生每个组别的连续的随机样本。对这些随机样本进行汇总统计，就能模仿真实面板数据，得出整个组别的行为模式。

迪顿还指出，虚拟面板得出的结果未必比真实面板数据更差，因为它们不会受到大多数面板数据调查所遇到的磨损问题的困扰。居民会搬家，或者因系统性的原因脱离面板调查，从而给数据造成偏差，尤其是还有测量误差。而在分析消费的时间变化时，研究不同群组的横截面数据可以减轻测量误差问题。

迪顿对面板数据的研究极具实际应用价值。198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决定投资开展大规模家庭调查项目，一个关键问题是要不要收集面板数据。迪顿根据上述逻辑提出，重复开展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不但采集起来更为方便和节约，而且在使用时可能更有效。在某些情况下，不值得为面板数据付出太高的成本和精力。这方面的成果还显示出迪顿的一个重要品质，他对实际问题开展的精心研究，是针对政策制定者（如世界银行）最关注的议题。

个人的收入和流动性约束

个人消费研究的另一项挑战是理论方面的，也就是说，如何求解面临特定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时的个人消费选择。迪顿为此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Deaton，1991），分析流动性约束下的最优消费，以及特定冲击与总量冲击下的个人行为加总问题，并提出了解释迪顿悖论的关键思路。

上文提到的欧拉公式可以预测相邻时期的消费水平，这种预测的检验不需要多少信息，计量学家不用知道个人的收入和资产，只需要其消费数据即可。这是该方法的主要优势。但如果研究目的是分析消费同收入和资产的关系，又会成为严重的劣势。此时，必须从理论上提出一个把内生过程（如收入）和状态变量（如资产）纳入消费选择的消费函数。当时的学者清楚，这样的消费函数不可能从现实的风险和偏好假设下推导出来。

泽尔戴斯（Zeldes，1989）采用了多种方法来推导消费函数，证明金融财富相对于收入很少的那些家庭，由于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劳动收入的风险对消费有强烈影响（Leland，1968；Sandmo，1970）。在1990年前后，学者们已经知道这种收入风险会导致永久收入模型的偏差，但其具体效应尚不明确。泽尔戴斯提出的假设是，主观贴现率等于储蓄和借款的利率，即β=1/（1+r），使得β（1+r）=1。此时，家庭愿意通过预防性储蓄来积累资产，以便完全摆脱借款约束。

迪顿则注意到（Deaton，1991），当时的实证数据表明消费对收入的可预期变化有所反应，这违反了欧拉公式。他还指出，许多美国家庭的金融财富很少，难以通过借款来支持消费。欧拉公式（6）背后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在给定利率r的水平上所有家庭都能储蓄或借款，但这对许多家庭来说或许并不成立。

迪顿希望推导出有借款约束条件的消费函数，这样的约束条件与预防性储蓄动机相互作用，造成了更强烈的储蓄激励。他认为（Deaton，1991），如果在强烈的储蓄意愿下仍有很大部分消费者缺乏金融资产，那就说明，有相当多比例的家庭可能比β（1+r）的情况更缺乏耐心。因此，他着重分析了β（1+r）＜1的情况，其含义是尽管能通过积累资产而摆脱借款约束，但许多家庭还是选择了接近借款约束时的支出水平。

根据后来发表的理论架构（Deaton and Laroque，1992），迪顿利用了多种方法来推导现实的总收入过程的消费函数（Deaton，1991），由此表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消费行为与总量消费数据很不一致，他的结论是，代表性行为人理论必须用加总前的个人消费理论模型来替代。

迪顿尤其强调，个人收入冲击比总量冲击的持续影响更小。某些消费者的收入在特定时期增加，其他人的可能在下降，这种特质性的冲击会在总量上被抹平，使总量收入比个人收入更为稳定。他进而表明，按照标准理论从对应于个人收入的个人消费之和中得出的总量消费变动，大大不同于从总量收入过程中的代表性家庭的行为中得出的总量消费变动。迪顿的研究（Deaton，1991）显示，当消费者面临借款约束时，从包含总量和异质性冲击两方面影响的收入过程中推导出的个人消费行为，可以更好地拟合微观和宏观数据。这些结论给迪顿悖论的解答提供了关键的启示。虽然要严格限定个人收入的随机特性非常困难，但这方面的研究依旧非常活跃（Guvenen，2007，2009）。

迪顿的研究是局部均衡分析（Deaton，1991），把利率视为外生变量。这符合迪顿的关注点：分析个人消费。而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以特质性收入冲击和借款约束为背景来分析经济体的一般均衡，已成为核心内容之一（Imrohorolu，1989；Hugget，1993；Krusell and Smith，1998；Heathcote et al.，2009）。

个人消费和保险

迪顿等人开辟了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利用个人消费数据来分析个人能获得多少收入保险（Townsend，1994；Deaton and Paxson，1994）。这个议题对消费、福利的研究和政策分析都很重要。如果非正式的保险制度确实存在并有效率，对社会保险的需求就会变小，引入社保项目还可能挤出现有保险制度。

迪顿和帕克森的想法是，在个人能完全保险覆盖异质性收入冲击时，所有个人的边际效用都会随时间发生平行变化。假定偏好足够稳定，个人的消费轨迹也会呈现平行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保险，异质性收入冲击的持久影响将随着组别成员的老化导致消费不平等加剧。

对美国、英国和中国台湾的实证数据研究证实了这个推论。迪顿和帕克森还注意到，研究个人收入和消费的共同特征，可以帮助评估防范收入冲击的家庭保险的可行性。完全保险（complete insurance）假设或者完全缺乏保险假设都不符合现实，保险有多种形式，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可以通过朋友和家庭提供，把这些保险机制都纳入模型很困难。因此迪顿和帕克森展望，利用消费和收入的面板数据来构建和检验有部分保险的市场模型将获得丰硕成果[后来的研究成果包括Heathcote et al.（2007）和Blundell et al.（2008）等]。

总之，迪顿对消费者行为时间变化的研究的特点是关注理论与数据的关系，关注个人行为与总量结果的关系。他对消费与储蓄的研究表明，只有严格基于个人收入变化过程来描述个人消费行为，总量数据才能与理论相符。对于推动宏观经济学对消费和储蓄的研究转向有微观实证基础的模型，他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3．发展中国家的福利

3.1　背景

在1980年代，许多学者认为发展经济学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当时用于解释发展或发展失败的理论，缺乏大多数其他经济学领域所具有的严格性。用于检验发展理论、评估脱贫政策的数据极为稀少。此外，利用现成数据（主要是国民账户）对消费进行的实证分析难以准确反映家庭（尤其是穷人）的经济福利水平。贫困的程度、贫困家庭如何应对其经济和物质环境等基本问题，由于缺乏数据与合适的分析方法，难以给出可信的回答。

这种情况如今已大为改观，发展经济学变成了以基于高质量的家庭调查数据和其他微观数据的微观计量研究为主体。过去20年来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基本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并提供了大量与政策制定高度相关的见解。

迪顿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与需求分析及总量消费和储蓄领域一样，他对发展研究的贡献涉及广泛的方法论和实质性课题，从测算特定国家和全球的贫困水平，到开拓对家庭调查的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等。

3.2　对家庭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家庭调查数据

在1980年代，迪顿主张利用家庭调查作为测算贫困和生活水平，并分析其决定因素的手段。他通过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1980年代早期，世界银行准备大力收集家庭调查数据——生活水平测算研究项目（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tudy，LSMS）——迪顿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为该项目撰写了多篇背景论文，包括如何测算家庭福利水平，这是家庭调查项目设计中最重要的议题（Deaton，1980，1981）。他在确保搜集支出数据作为福利水平测算基础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天低收入国家的贫困程度测算中，消费（而非收入）依然是核心指标，因为其测算通常更为便利，并且在一年中的收入有季节变化时能更准确地反映物质福利水平（Deaton and Grosh，2000）。

随着家庭调查数据在1980年代后期积累得越来越多，迪顿成为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的先行者，利用此类数据开展了坚实的需求分析。他的一项成果成为以家庭调查为基础的贫困和发展研究的标准参考文献（Deaton，1997），展示了如何利用家庭调查数据来有效分析关系人类福利的个人行为。该书介绍了迪顿在方法论和实际课题上的若干贡献，并给后来的很多家庭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收入与卡路里

迪顿和苏布拉马尼扬利用传统的恩格尔曲线来调查低收入国家的收入与营养状况（以卡路里摄入量来测算）的关系（Subramanian and Deaton，1996）。这种调查的重要性至少来自下列三个方面：第一，贫困与人们有没有足够的食品有着密切联系，家庭调查很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以营养是否充足来记录穷人的生活水平。第二，对于营养和收入的关系的认识，在减贫政策设计中极为重要，如果卡路里摄入量相对于收入的弹性较高，那么促进增长的经济政策（假设收入分配状况不会发生剧烈改变）就能改善穷人的营养水平、减少饥饿。但如果像1990年代早期的几篇论文的结论那样，卡路里相对于收入的弹性较低甚至接近于零——在收入增加时，人们会选择吃更美味但营养未必更好的食品——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应该把关注点从促进增长转向满足基本需要。第三，至少自莱宾斯坦的研究以来（Leibenstein，1957），经济学家们一直关心的是营养状况对生产率乃至收入的影响，特别是基于营养状况的效率工资理论认为，营养对生产率有着（非线性的）正向作用。这意味着，缺乏足够食品（卡路里摄入）的人就没有充足的生产率，在现有的市场工资水平上找不到工作，会陷入低生产率和低收入的失业和贫困陷阱。

利用印度翔实的家庭调查数据，迪顿和苏布拉马尼扬发现总体的食品消费弹性接近于0.8，而卡路里摄入量的弹性约为其一半，并随着收入提高缓慢下降。也可以说，食品消费随着收入提高而增加，但由于人们会用奶肉等食品替代谷物等食品，单位卡路里的成本会提高。尽管存在这种替代效应，政策结论还是清楚的：促进穷人收入增长的政策有助于减少营养不良的状况。

这项研究的主题是收入对营养的影响，但同时也给营养不良对贫困的反向作用提供了间接论证。迪顿和苏布拉马尼扬发现，人们一天活动所必需的卡路里的花费还不到日工资的5%，因此很难（像基于营养状况的效率工资理论那样）把营养不良作为贫困的起因。营养不良应该是贫困的后果。

家庭内部的歧视

家庭调查数据可以给政策问题提供启示的另一个例子，是迪顿对家庭内部的歧视现象的研究（Deaton，1989）。尽管有充分证据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儿子比女儿更受宠爱——最让人震惊的案例或许是“消失的女性”现象（Anderson and Ray，2010）——但这种歧视的具体机制安排并不清楚。一种可能性是女孩得到的资源投入长期少于男孩，但检测很困难，因为家庭调查数据很少包含每个家庭成员的消费信息。

为克服这个测算难题，迪顿设计出一个巧妙的办法，以利用家庭消费数据间接估算女孩得到资源是否更少。他的主意很简单：在孩子出生时，由于人数增加，家庭的贫困程度会加剧；那么测算成年人服装、烟酒等“成年人消费品”的消费额度的减少，就能间接估算养育孩子的花费。如果生育女孩以后成年人消费品的支出降幅少于生育男孩以后的降幅，就说明存在对女孩的歧视。从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里，迪顿发现在正常情况下不存在系统性的男女孩支出差距。后来的研究也证实了他的看法，但也发现在家庭经济面临不利情况时，对男女孩的支出模式存在明显的歧视。

3.3　测算贫困程度

消费数据通常能在家庭层面收集，但贫困是在个人层面上测算的。由此带来的重要问题是，在仅有家庭层面的消费数据时，如何对不同规模和构成的家庭中的个人进行比较。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权重体系来处理，把成人视为相同权重，某个年龄段的儿童视为成人的一定系数。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不同的家庭结构构建恰当的权重体系有着悠久历史，但就何种做法最好并无共识。同时，等值人口数的选择对贫困的测算可能有较大影响，如果按通常做法那样，以简单的全家人均支出来测算个人福利水平，由于儿童对大多数产品的需求少于成年人，那么对儿童（或有儿童的家庭）的贫困程度的测算就会被夸大。迪顿的若干论文对该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迪顿和米尔鲍尔讨论了对不同规模家庭的福利水平的比较，并分析了对儿童养育成本的测算（Deaton and Muellbauer，1986）。他们证明，两种最简单和最常用的方法——恩格尔法和罗斯巴斯法——对儿童生活成本的测算产生了差异很大的估计值。他们还从理论和实证上指出，实际成本可能介于这两种传统测算方法的结果之间。利用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在对罗斯巴斯法进行修订后得出的结果表明，儿童的生活成本约为成年人平均支出的30%—40%。

福利水平测算的另一个关键议题是如何处理有不同价格和质量的产品。家庭调查中经常没有包含穷人的许多消费物品的价格，也没有这些产品的质量的信息。然而家庭调查通常搜集了同一个村子的多组家庭的数据，可以假定同一个群组的家庭面临相同的市场价格水平。还有，许多家庭调查搜集了有关支出和实物数量的信息，两者相除就能得到单位物品的价值。

这些单位价值的信息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地域价格差，原因或许是运输成本偏高。能否利用这些单位价值作为真实市场价格的替代，来分析需求模式和测算贫困程度？答案通常是否定的，因为个人消费的产品非但数量不同，而且质量各异，单位价值的测算又存在误差。为探讨这个问题，迪顿首先提出了质量和数量选择的理论模型（Deaton，1988），然后借助科特迪瓦的家庭调查数据进行模型预测，发现在对质量效应和测量误差进行校正后，单位价值数据能够提供有关地域价格差的有效信息。各地价格的差异又能结合需求模式的变化，用于估算价格弹性。该论文的一个关键的方法论成果，是证明在缺乏地方市场的价格数据时，可以用单位价值来反映有关信息。

迪顿的研究对测算贫困程度的实际工作有巨大影响（Deaton，1988）。印度的极端贫困人口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Chen and Ravallion，2010），该国在2000年代中期修订了原有的价格测算方法，部分原因正是迪顿的批评（Deaton and Tarozzi，2000；Deaton，2003b，c，2008）。新的价格测算方法直接采用了迪顿的建议（Deaton，1988），结果发现农村贫困率显著高于以前的测算，并引发了对贫困测算方法以及贫困和增长之间关系的政治讨论。

3.4　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福利水平比较

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福利水平比较是迪顿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也是许多现实政策讨论的焦点。

增长、贫困和福利

经济增长是否减少了贫困？如果增长导致所有人的收入同比例增加，低于某个固定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必然下降，绝对贫困率的降幅将取决于原先靠近贫困线的人口的比例。但如果增长的效果不是很均摊，对减贫的贡献可能就较为有限。

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矛盾的结果。迪顿的一篇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背后的缘由（Deaton，2005），他讨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测算贫困时采用的通过家庭调查得到的总消费水平，其增速低于通过国民账户测算的总消费水平。也就是说，家庭调查数据给人的印象是贫困没有很快地减少。迪顿指出了对消费和收入的这两种测算方法出现偏差的若干原因，认为它们或许都没有准确反映消费的实际增长。例如，国民账户中的消费未包括市场交易之外的服务（如做饭）。而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家务市场的发展，这些服务会更多地被交易服务行为所替代，导致消费增长率的测算值被高估。相反，基于家庭调查的测算会低估平均消费（同时高估贫困人口的比例），因为富裕家庭参与家庭调查的概率往往低于贫困家庭。迪顿的结论是，低收入国家的现行统计手段可能低估了全球的减贫速率，但高估了全球的经济增长率。

全球贫困状况

与贫困测算有关的问题是，如何最准确地反映全球贫困状况。迪顿和杜普利兹利用62个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构建了穷人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体系（Deaton and Dupriez，2011），然后利用这个体系和穷人的特有消费组合，来计算全球贫困线与贫困人数。结果表明，在测算全球贫困状况时，利用通常的购买力平价和穷人的购买力平价得出的结果差别不大。

迪顿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致辞（Deaton，2010）主要介绍了对全球贫困状况的测算，以及对他在过去十年的重要研究议题的总结。对全球贫困状况的最新测算显示（Chen and Ravallion，2010），过去25年以来贫困率有大幅下降。不过根据更大规模的家庭调查数据库和2005年的国际比较项目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全球贫困人口数却比之前对同一年的测算值增加了近5亿人。迪顿认为，与很多人的判断相反，这个数量增加与购买力平价的修订关系并不大，而主要是源于全球贫困线提高了。其背景是印度的贫困线标准较低，甚至低于人均收入远低于它的许多国家，而在这次设定全球贫困线时，没有把印度纳入基准国之列。迪顿在发言中指出，“印度和全球之所以显得比以前更穷，其实是因为印度变得更富了”（Deaton，2010，第16页）。迪顿在致辞的结尾处呼吁，更多地采用受访者自己报告的幸福度指标。

总之，迪顿倡导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尤其是消费数据，来测算生活水平和贫困程度。他证明这些数据能够给重要的发展议题提供有用的参考。严密的微观计量分析如今已成为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基石，迪顿是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跨期和跨地域的贫困比较的认识。

4．相关贡献

消费显然能带来幸福感，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近期的某些研究中，迪顿也分析了其他的决定因素。

健康

人们的健康不仅影响着他们的收入和消费前景，本身也是影响福利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对福利的测算和认识要求弄清楚健康和收入的关系，及其在人群中的分布状况。迪顿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对收入分配差距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分析（Deaton，2003a）。

主观幸福感

第3节提到，迪顿呼吁更多利用受访者自己报告的幸福度指标。作为盖洛普世界调查（Gallup World Poll）的一位专家，他加入了这方面的调查设计。他还利用盖洛普的数据来分析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国家的人们在主观幸福度上的差异。

5．结语

安格斯·迪顿在三个领域的理论和测算研究中做出了杰出贡献：消费需求系统模型、消费的时间变化，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困的测算。他在这三个领域都撰写了重要的教材或专著（Deaton and Muellbauer，1980b；Deaton 1992；Deaton 1997等）。这些著作及其带动的研究发挥了开拓性作用，给后来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清晰的方向。这三个领域的内容各有不同，而迪顿对它们的研究却有着共同的主题。他始终致力于利用娴熟的测算和统计方法，把理论和现实数据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始终致力于通过对加总问题的处理，把个人数据分析和总量数据分析更好地连接起来。很少有学者能够像他那样在研究中借助如此广泛的方法，并极大地促进我们对消费乃至人类福利的决定因素的理解。

（余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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