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联邦检察官代表的并非普通的诉讼当事人，而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后者的义务不仅在于治理，更在于实现公正治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35年

“普京告诉我，俄罗斯有世界上最漂亮的妓女。”唐纳德·特朗普说。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坐在比尔·克林顿留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窗帘前，2月的黄昏在他背后洒下幽淡的光。当时，特朗普已经上任17天了，但白宫的装修工作还没结束。克林顿的窗帘之所以被留下来，一定是因为员工们觉得它还能凑合用，因为特朗普喜欢金色，讨厌奥巴马。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听他讲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俄罗斯妓女的看法，窗帘从他亮金色头发的两侧露出来。

那时，我是联邦调查局局长，正值我10年任期的第4年。我的工作是保护美国免受其对手的侵害，俄罗斯就在其列，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它把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送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坚毅桌的后面。而这个人，正在联邦调查局一把手的面前，回忆他与俄罗斯的那位当权者之间肮脏下流的对话。

两个星期以前，就在距此几步之遥的地方，唐纳德·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在有关其与俄罗斯人的通话内容问题上，公然对联邦调查局特工撒谎。那时，特朗普已经解雇了我的上司，时任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萨利·耶茨，美国司法部群龙无首。萨利·耶茨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她拒绝执行名为“穆斯林禁令”的移民行政令，当时，该政令已导致国内多个机场陷入混乱。新总统已开始攻击情报部门，联邦调查局就是其靶子之一，很快便会轮到司法部了。而当时，司法部正在调查为何会存在如此多的谎言，为何特朗普身边的人会与俄罗斯有如此多的联系。当时，对司法部及其价值观的攻击才刚刚开始，而这样的攻击会持续很多年，对这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机构造成难以磨灭的巨大损害。

美国建立国家机构的初衷就是为了寻找真相。几百年来，正义女神头戴眼罩，无论面前站的是谁，她只关心事实，寻找真相。宪法规定联邦法官终身任职，就是为了避免联邦法官会在政治压迫下揭开正义女神的眼罩，造成不公正、不客观的结果。司法部建立在这一理念之上：联邦检察官始终代表公平正义，而不是某一方的利益——最高法院也是这样解释的。司法部部长不是总统的私人律师。用最高法院前法官罗伯特·杰克森的话说，司法部部长“要对所有其他人负责，而不是对总统负责。他是美国的司法人员”。罗伯特·杰克森曾出任最高司法职务，并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任首席检察官。

同美国一样，美国的司法部和整个司法体制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始终走得跌跌撞撞，人员与制度时常被偏见和恐惧影响，被误入歧途的热切感染，最终功亏一篑。正义的实施过程亦然。常有无辜的民众被定罪，有很多棕色和黑色皮肤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在这个司法质量因律师好坏而不同的制度中，有很多穷人因找不到好律师而遭难。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的错误实在太多了，但它唯一正确的一点，便是司法部通过几代人不懈努力建立起的真相与信誉。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尤其是自“水门事件”以来的50年中，司法人逐渐独立于各类体系之外。虽然他们依旧有着人类共同的弱点，但总归是与众不同、值得信赖的。民众相信司法人员能够处理最棘手的问题，对政客展开调查，深入处理令人痛苦的种族冲突，发现真相并告知美国人民。

若司法人不再被视为独立于民众生活的个体，社会安定将无法得到保障。若陪审员、法官、受害人、证人、社会团体和警察都将司法人视为政治势力的一部分，不再信任他们，后果将非常严重。

然而，唐纳德·特朗普与其任命的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严重削弱了民众对司法部的信任。特朗普的能力并不出众，但当他想对被他视作威胁的人物或机构实施残酷的打击时，他所展现出来的能力实在无与伦比。然而，他如簧巧舌的第一次挫败，发生在其任期内第一位司法部部长杰夫·塞申斯在任时。尽管塞申斯有很多缺点，但他坚持了长期以来的准则。他没有安排总统想要的那些诉讼，也因其特朗普竞选团队前主要成员的身份，未参与“通俄门”调查。塞申斯被特朗普解雇之后，他的继任者威廉·巴尔对司法部长期以来坚持的价值观毫不在意。从一开始，巴尔就应和特朗普总统的想法，效仿他对司法工作的误导性描述，还对他那些私自私立的调查和起诉要求加以回应。这些举动对司法部造成了损害，而这样的损害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当特别委员会对总统先生展开调查时，司法部部长选择了误导民众；当司法部部长介入总统的一位朋友的案件时，他否决了职业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在总统先生的一个政治盟友已经两次认罪的案件中，司法部部长又一次介入，试图撤诉。

如果美国想成为一个健康的国家，必须修复这样的损害。在本书中，笔者试图为完成这项至关重要的任务略尽绵力，提醒美国民众司法机构究竟应该如何运作，他们的领导人到底应该如何作为。幸运的是，我既有在民主党政府内任职的经历，也有在共和党政府内任职的经历。我曾出任联邦助理检察官及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随后加入司法部工作，最后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我愿将我的工作经历分享出来，谈谈美国司法正义的核心价值观，探讨我们为何必须克服并修复特朗普及其亲信通过欺诈、任人唯亲、政治回报及不道德行为对国家所造成的腐蚀性损害。

加入司法部伊始，我在曼哈顿出任联邦助理检察官。在这6年的时间里，我处理了很多案件，也从我的上司和同事的身上、从我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段经历告诉我，司法部的责任就是永远说真话，想方设法让证人说真话，还要把公平正义的重要性放在打赢官司之上。随后，我在律所做了3年律师。这3年的经历让我知道了辩护工作的困难所在，同时也让我意识到，联邦检察官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客户，他们不代表客户利益，而代表公平正义。再后来，我又回到了司法部，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一名联邦助理检察官。在这6年多里，我依然提起各类诉讼，也从中领会到，说真话的一部分在于信守承诺，但在这期间，我的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带领团队上，并且更关注司法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我开始意识到，民众对司法部的信任才是一切，如果没有民众的信任，我们就无法完成至关重要的工作——维护社会安定。而为了培养民众对我们的信任，仅仅在法庭上说真话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公开透明，告诉公众我们在做些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9·11”事件后，我在曼哈顿担任联邦检察官，随后成为司法部的二把手——司法部副部长。那时，我意识到保持公众信任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司法决定中不掺杂任何政治因素。尽管司法部的官员都产生于政治任命——我自己就是如此，先是在纽约，然后在华盛顿——但司法工作一定要去政治化。为了保证工作效率，司法人员要被视为远离政治群体的独立个体，所有决定都要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而为了使美国人民确信这点，我们得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工作。

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时候，美国的党派对立现象十分严重。因此，若想获取公众信任，向公众展示工作内容、说真话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即便我们犯了严重错误，也不能隐瞒。要想在美国建立公平正义，我们就不能站队，也不能对哪个领袖表忠心，总统也不行。

本书中的故事有成功，也有失败；有事实，也有假象；有掣肘，也有疏忽，但它们全都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司法系统的核心必须是真相，人治的机构必然会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带来撕心裂肺的痛苦。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要想代表美国人民，就要承担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责任，因为美国人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客户；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产生于政治任命的官员也可坚定地捍卫一个去政治化的司法部；同时也告诉我们，一旦这些官员未能履行责任，要付出什么代价。最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真相真实存在，我们要找到真相并将其公之于众，无论是在法庭、办公室还是在调查采访中；无论其涉及特权阶层、裙带关系还是党派信仰。

本书讲述了我们应如何重塑真相的主导地位，如何在后特朗普时代重建信任。2021年1月20日之后，唐纳德·特朗普便不再担任总统。他试图削弱的司法机构必须被重新壮大，他攻击过的“真相”观念必须被修正发扬。像病毒一样，谎言一定会卷土重来——太多狡猾的人从中获得了权力和金钱，他们一定会故技重施。为此，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的机构要变得更强大，更具适应性。这本书不是什么法律专著或历史著作，它就是为普通民众所作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要对司法部有所了解。在这本书中，我将讨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