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代对唐诗各期发展风貌的勾勒
历代诗论家在评价唐人和诗歌作品时，逐渐对唐诗分期和各期风貌达成了一些共识。本节主要梳理史书、诗选、诗话和论诗杂著对唐诗各期风貌的认识。
（一）史家笔下的唐诗风貌
诗歌作为唐代文人的习用文体之一，艺术成就之高颇为后人所重，自然也是史家关注的对象。相对而言，司马光《资治通鉴》、王溥《唐会要》和杜佑《通典》只有零星涉及唐诗风貌的材料，较多保留这类材料的史书是新、旧《唐书》和《唐才子传》。新、旧《唐书》作为官修正史，其涉及的文学史料主要包括诗人重大的生平事迹、在当时产生影响的诗歌作品和相关的文学活动史料。此外，这两部官修正史还提供了唐诗发展的背景史料，如社会风俗、典章制度、经济文化等，这些都是后世研究唐诗的重要基础文献。《唐才子传》是元代辛文房所编，成于元成宗大德甲辰（1304）。该书广泛采集涉及唐代诗人的史料，众多正史中无传的诗人赖此书而被后人所知，故深为研习唐诗者看重。
五代后晋刘昫所撰《旧唐书》原名《唐书》，因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重修《唐书》，故被称为“旧唐书”。由于后晋距唐未远，此书保留了众多原始史料，众多唐代诗人的事迹及美谈由此而传。不过，涉及唐诗发展的整体风貌时，《旧唐书》对此极少加以评述。试看《旧唐书·文苑传序》的相关论述：
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靑，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蕡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焕缃图。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已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1]
刘昫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分期似乎很不完善，惟言唐太宗贞观时期“同乎三代”，又言高宗、则天朝“尤其重详延”，仅仅涉及通常意义上的初唐，至于盛、中、晚全未提及。从文体来看，刘昫更重视经国大业之文，而于吟咏情性之诗相当忽视，故仅提及王维、杜甫两位诗人。总体而言，《旧唐书》缺少对唐诗发展整体风貌的概括。
就唐诗史上那些重要的诗人而言，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王昌龄、王维、孟浩然、崔颢、李白、杜甫、李商隐、温庭筠被收入《文苑传》，魏征、张九龄、高适、韩愈、张籍、孟郊、李贺、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因爵位单独立传，不过，一些唐诗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王建、贾岛、许浑、皮日休、陆龟蒙等未被提及。在论及各位诗人的艺术成就时，刘昫基本上是点到为止，缺少深入阐发。如评沈佺期曰：“佺期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与宋之问齐名，时人称为‘沈宋’。”[2]评王维曰：“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3]杜甫传中全文引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一文，于杜甫在唐诗史上的地位较多阐发。除此之外，其他诗人的传记很少论及各位诗人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开拓作用和地位。清人在论及《旧唐书》时曾指出此书较多地引用国史原文[4]，相关诗人列传也是这样，评论性的内容十分缺乏，尤其是后世所习称的“四唐”论诗，此书完全没有涉及。
欧阳修、宋祁等人所修《新唐书》被誉为文约意丰、纪次有法。此书不但补充了大量的史料，且赋予鲜明的褒贬色彩。具体到文学方面，卢仝、贾岛、刘叉等有较大影响的诗人被收入列传。此外，宋祁对唐诗发展的整体风貌与众多诗人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概括。《新唐书·文艺传叙》曰：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5]
宋祁把唐代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高祖、太宗时初唐沿袭齐梁余风，“四杰”为代表；玄宗时改变了前代文风，复归雅正，张说、苏颋为代表；大历、贞元时，在韩愈提倡下，唐文达到了鼎盛。宋祁所论主要立足于散文而非诗歌，不过他把唐朝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隐隐暗合后世初唐、盛唐、中晚唐之习论，这种史家意识对后人宏观把握唐诗的发展无疑会产生影响。宋祁所言“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视其为“一世冠”，同样涉及这些重要诗人的历史定位。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宋祁已经意识到众多诗人独到的艺术追求，并试图对唐诗流变发展加以系统梳理。
与《旧唐书》相比，宋祁对唐代诗人的艺术特色与各期诗风的流变有所关注，但就唐诗整体风貌的把握而言尚未达到完善的地步。比如他注意到了陈子昂在转变六朝诗风中的作用，评论道：“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6]对陈子昂改变六朝文风的功绩把握得相当准确，但尚未从初盛唐诗风演变的角度加以论述。对中唐大家白居易，《旧唐书》把他与元稹合传，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两人在中唐诗风演进中所起的倡始作用。而《新唐书》把白居易归为谏官之中，更重视其事功；安排元稹与李逢吉、牛僧孺同传，在牛李党争的背景下批评元稹节操的瑕疵，这种安排并不利于揭示两人的文学成就。
《唐才子传》是元代辛文房所著的一部相对全面叙述唐代诗人的传记著作。此书成于元大德八年（1304）春，共十卷，收录包括五代在内的诗人传记278篇，篇中附及120人，合为398人。《四库提要》评此书曰：“其体例因诗系人，故有唐名人，非卓有诗名者不录。即所载之人，亦多详其逸事及著作之传否，而于功业行谊则只撮其梗概。盖以论文为主，不以记事为主也。”[7]可见此书不重在考证诗人之行迹，而是品评诗人之创作。在对诗人创作风格、艺术成就的论述之中，辛文房对唐诗发展的整体风貌也有所涉及。其《唐才子传序》曰：
唐几三百年，鼎钟挟雅道，中间大体三变。故章句有焦心之人，声律至穿杨之妙，于法而能备，于言无所假。及其逸度高标，余波遗韵，临高能赋，闲暇微吟，旧格、近体、古风、乐府之类，芳沃当代，响起陈人，淡寂无枯悴之嫌，繁藻无淫妖之忌，犹金碧助彩，宫商自协，端足以仰绪先尘，俯谢来世，清庙之瑟，薰风之琴，未或简其沉郁，两晋风流不相下于秋毫也。[8]
辛文房似乎注意到诗歌创作与时代风会的关系，故云“理穷必通，因时为变”，具体到唐人近三百年的创作，声称“中间大体三变”，但对如何变化却未能详细阐明。由于《唐才子传》对唐人文集、笔记、小说、正史多有采集，不禁令人怀疑这段很关键的涉及唐诗整体风貌的论述可能是本于《新唐书·文艺传叙》“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的论述。
在论及一些诗人在唐诗史上的开拓作用时，辛文房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较准确的归纳，有利于后人对唐诗总体发展风貌的梳理。其评沈佺期曰：
自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鲍照、庾信、徐陵，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致。及佺期、之问，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著定格律，遂成近体，如锦绣为文，学者宗尚。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唐诗变体始自二公，犹汉人五言诗始自苏武、李陵也。[9]
评王昌龄：
自元嘉以还，四百年之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逮储光羲、王昌龄颇从厥迹，两贤气同而体别也。王稍声峻，奇句俊格，惊耳骇目。[10]
评李白、杜甫：
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观李、杜二公，崎岖版荡之际，语语王霸，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兼众善于无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惜乎长辔未骋，奇才并屈，竹帛少色，徒列空言，呜呼哀哉！昔谓杜之典重，李之飘逸，神圣之际，二公造焉。“观于海者难为水，游李杜之门者难为诗”，斯言信哉！[11]
评张籍：
公于乐府古风，与王司马自成机轴，绝世独立。自李、杜之后，风雅道丧，至元和中叶，元、白歌诗为海内宗匠，谓之“元和体”，病格稍振，无愧洪河砥柱也。[12]
评马戴：
戴诗壮丽，居晚唐诸公之上，优游不迫，沉著痛快，两不相伤，佳作也。[13]
评周繇：
尝谓禅家者流，论有大、小乘，有邪正法，要能具正法眼，方为第一义，出有无间。若声闻、辟支、四果，已非正也，况又堕野狐外道鬼窟中乎？言诗亦然。宗派或殊，风义必合。品则有神妙，体则有古今，才则有圣凡，时则有取舍。自魏、晋以降，递至盛唐、大历、元和以下，逮晚年，考其时变，商其格制，其邪正了然在目，不能隐也。[14]
以上评论相关诗人创作风格时，辛文房并不限于诗人的身世遭遇和性情志趣，而是从汉魏以来诗歌发展史和古体向近体转变的背景出发，对各家在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加以阐述，从中也能看到辛文房对唐诗发展整体脉络的把握。总之，辛文房把沈佺期、宋之问视为近体诗成熟的重要人物，把李、杜视为唐诗发展的顶峰，把元和视为诗歌新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已透露出对唐诗整体发展风貌的认识。其中把“四杰”、沈佺期、宋之问视为唐诗之发端，又言“盛唐、大历、元和以下”“晚唐诸公之上”，以及对《沧浪诗话》以禅喻诗的因袭，均明显受到严羽的影响。
从新、旧《唐书》相关论述来看，史家对文学家的评价缺乏一种纯粹的文学视角。刘昫、宋祁等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先把文学家视为政治家，对其政治事功大书特书，即使是王维、李白这些政治上并无建树的文人，也多记述其德行、言语与儒家传统伦理相合之处，对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诗歌的艺术风貌和历史地位，评价并不是很充分。而《唐才子传》作为一部专门评述唐代诗人的专著，更关注各位诗人的艺术成就，对唐诗整体发展风貌的勾勒相对比较粗略。
（二）诗选所反映的唐诗风貌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后世唐诗选本也层出不穷。据孙琴安先生统计，我国古代的唐诗选本大约有六百余种，目前尚存约三百余种[15]。这些选本大多有明确的编选意图和选择范围，在选诗之中透露出编者的审美趣味，有时也蕴含着对唐诗发展风貌的理解。相对而言，选本是选家根据某种标准来取舍作品，往往体现出某种特定的审美意图，对作品的取舍有所规范，主观性较强，这不利于全面客观地勾勒唐诗发展的整体风貌。但是，选本的影响力往往大于其他批评形式，选家对唐诗风貌的概括自然会对其他批评家产生影响，或通过肯定而进一步强化，或通过否定而加以修正。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家对唐诗风貌的理解在某一方面又会趋于一致，从而形成一种历史共识。因此，历代唐诗选本对唐诗整体风貌的建构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唐人编选的诗歌总集据陈尚君先生考证多达137种，另有50种待考[16]。据《唐人选唐诗（十种）》出版说明，现存唐人选唐诗有佚名《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元结《箧中集》、殷璠《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令狐楚《御览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韦縠《才调集》、佚名《搜玉小集》等10种[17]。1996年，傅璇琮先生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傅先生认为《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似为抄录，而非编选”，故未列入，又新增许敬宗《翰林学士集》、崔融《珠英集》、殷璠《丹阳集》、李唐成《玉台后集》等4种，共收录13部唐人选唐诗。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傅璇琮、陈尚君、徐俊所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增入陈尚君先生校点的《元和三舍人集》《窦氏联珠集》和徐俊先生辑校的《瑶池新咏集》，共16部。与后世唐诗选本相比，唐人选唐诗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单薄。从入选作品数量来看，除篇幅最大的韦縠《才调集》收诗1000首外，其他如许敬宗《翰林学士集》选入51首，崔融《珠英集》除重复外仅选55首，殷璠《丹阳集》20首，殷璠《河岳英灵集》选入234首（实为230首），芮挺章《国秀集》选入220首（实为218首），元结《箧中集》选入24首，李康成《玉台后集》选入89首，令狐楚《御览诗》选入289首，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入140首（实为134首），姚合《极玄集》选入100首，韦庄《又玄集》选入300首（实为299首），佚名《搜玉小集》仅选61首，其篇幅规模均大大小于明清人所编的唐诗选本。从编写体例来看，这些选本或偏重古体，或偏重乐府，或全收近体，很少关注唐诗发展的总体面貌。总之，唐人选唐诗不能反映整个唐代诗歌的创作业绩，更谈不上对唐诗总体风貌的概括。
宋人所编唐诗选本据孙琴安先生《唐诗选本提要》约有30种，相当一部分专选绝句，如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林清之《唐绝句选》、柯梦得《唐贤绝句》、刘克庄《唐五七言绝句》《唐绝句续选》、时少章《续唐绝句》、胡次焱《赘笺唐诗绝句》等，成为历代唐诗选本中非常独特的现象。宋代著名的唐诗选本有王安石所编《唐百家诗选》和周弼《三体唐诗》。《唐百家诗选》选入108家1246首作品，序云“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但从入选诗家诗作来看，与后世的唐诗观念差别甚大。此书入选最多的是王建（92首），其他前十位是皇甫冉85首，岑参81首，高适71首，韩偓59首，戴叔伦47首，杨巨源46首，李涉37首，卢纶36首，孟浩然33首，许浑32首。人们所熟知的唐诗大家李、杜、王（维）、韩、柳、元、白皆一首不收。从卷数安排、入选数量来看，中、晚唐皆占绝对多数，其选诗宗旨与后世唐诗选本迥然不同。此选序言仅言成书缘由，无例言，选诗旨意颇令人费解。周弼《三体唐诗》专选唐人七绝（173首）、七律（150首）和五律（201首），其中七绝分实接、虚接等七格，七律分四实、四虚等六格，五律分四实、四虚等七格。入选诗人以中唐最多，晚唐次之，入选数量超过10首的有刘长卿（14首）、王维（13首）、杜牧（13首）、岑参（11首）和许浑（11首）。《三体唐诗》重视对诗歌章法、句法、字法的探讨，主要用于指导后学创作，与《唐百家诗选》一样，同样缺乏对唐诗整体风貌的探讨和说明。
金元时期所编唐诗选本据孙琴安先生《唐诗选本提要》有12种，其中《批评唐百家诗选》《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唐音缉释》等3种是对前代唐诗选本的批校本。《唐诗鼓吹》是此期比较著名的一部唐诗选本，专选七律，共十卷，选入96家597首作品，其中谭用之入选38首，陆龟蒙35首，李商隐34首，杜牧32首，许浑31首，分居前五位。唐代七律大家王维、高适、岑参、张说、崔颢、李颀等人一共入选15首，而沈、宋、李、杜、张、王、元、白皆一首未选。赵孟頫《序》曰：“人为之传，句为之释，或意在言外，或事出异书，公悉取而附见之，使诵其诗者知其人，识其事物者达其义，览其词者见其指归，然后唐人精神性情始无所隐遁焉。”[18]《四库提要》评曰：“顾其书与方回《瀛奎律髓》同出元初，而去取谨严，轨辙归一，大抵遒健宏敞，无宋末江湖、四灵琐碎寒俭之习，实出方书之上。”[19]客观而言，此选轻盛唐而重中晚，既不能全面反映唐代七律创作成就，也缺少对唐诗整体风貌的描述。
方回《瀛奎律髓》专选唐宋五七言律诗，据李庆甲《瀛奎律髓·前言》，此书选诗3014首（重出22首，实为2992首）[20]，49卷，按题材分登览、朝省等49类，每类诗先五律后七律，每体之中先唐后宋。就卷目体例而言，此选对唐诗缺少整体考察，但评点之中已经包含着明确的对唐诗整体风貌的理解。如评陈子昂《晚次乐乡县》曰：“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工夫，作小结裹，所以异也。学者详之。”[21]评崔颢《送单于裴都护赴西河》曰：“盛唐人诗，师直为壮者乎？”[22]评陈子昂《晚次乐乡县》曰：“起两句言题，中四句言景，末两句摆开言意。盛唐诗多如此。全篇浑雄齐整，有古味。”[23]认为盛唐诗具有浑然、豪壮、高古的特点。评张祜《金山寺》曰：“大历十才子以前，诗格壮丽悲感。元和以后，渐尚细润，愈出愈新。而至晚唐，以老杜为祖，而又参此细润者，时出用之，则诗之法尽矣。”[24]评白居易《百花亭》曰：“此贬江州司马时作。大抵中唐以后人多善言风土，如西北风沙，酪浆毡幄之区，东南水国，蛮岛夷洞之外，亦无不曲尽其妙。”[25]中唐诗歌风格细润，题材日常化，更趋新变。评贾岛《雪晴晚望》曰：“晚唐诗多先锻景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之。此作似乎一句唱起，直说至底者。”[26]评李商隐《江村题壁》曰：“三、四好，五、六亦是晚唐。义山诗体不宜作五言律诗。不淡不为极致，而艳而组不可也。”[27]评李频《送鳯翔范书记》曰：“晚唐诗鲜壮健，频却有此五、六一联。”[28]评陈师道《寄外舅郭大夫》曰：“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树，则一字不能作。‘九僧’者流，为人所禁，诗不能成，曷不观此作乎？”[29]晚唐诗风格绮丽，更重技巧，题材趋于闲适。可以看出，方回通过选诗和评注对唐代诗歌整体风貌的梳理相当细腻，并直接影响了后人对“四唐”面貌的探讨。
如果说方回《瀛奎律髓》之前的唐诗选本关于唐诗整体风貌只是偶有涉及，不成系统，那么从杨士弘《唐音》之后，选家开始自觉通过选本来对历代唐诗发展的整体风貌进行综合性的考察。
杨士弘是通过考察“音”的变化来区分唐诗发展各个阶段特征的。所谓“音”，据虞集《唐音原序》所言：“音也者，声之成文者也，可以观世矣。”[30]可知是一种整体的艺术审美风貌，它不仅指诗歌作品的声调格律这些艺术形式，也能透露出时代政治思潮与个人思想情感等内容。杨士弘《唐音》“始音”部分只有初唐四杰，其《始音序》曰：“自六朝来，正声流靡。四君子一变而开盛唐之端，卓然成家。观子美之诗可见矣。然其律调方变，未能纯，今择其粹者，列为唐诗始音云。”[31]初唐四杰已经改变了六朝诗风，但其“音”未纯，为唐诗“正音”的开端，故名“始音”，内涵非常接近后世所说的初唐诗。“正音”部分包含从初唐到晚唐的众多诗人，《正音目录》评五言古诗曰：“五言古诗盛唐初变六朝，作者极多，然音律参差，各成其家。所可法者六人，共诗一百一十九首。中唐来作者多，独韦、柳追陶、谢，可与前诸家相措而观，故取之。”评七言古诗曰：“七言古诗唐初作者亦少，独王、岑、崔、李较多，然其音律沉浑，皆足为法者十人，共诗八十二首。……中唐来作者虽多，独刘长卿、韦、柳近似前诸家，张籍、王建以七言为乐府，通得五人，共诗五十三首。”评七言律诗曰：“唐初作七言律者极少，诸家不过所录者是。然其音律纯厚自然可法者九人，共诗二十六首。……中唐来作者渐盛，然音律亦渐微，选其近盛唐者一十七人，共诗五十八首。……晚唐来作者愈盛而音律愈降，独许浑、李商隐对偶精密，有可法者二人，共诗二十首。”[32]杨士弘认为初盛唐诗歌之“音”沉浑、纯厚、自然，中唐“音律渐微”，晚唐“音律更趋精密细微”，但均接近盛唐，故列于“正音”。“余响”则是作品“音律不能谐合”，不分时代，如崔颢、李颀、高适均有作品被列入“余响”。可以看出，杨士弘对初盛唐、中唐和晚唐三个时代的分期，完全不能等同于通常意义的时代次序，不过他对三唐风貌的描述却影响深远。
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时，首先明确了“四唐”的时代断限，即开元、天宝为盛唐，之前为初唐。大历、贞元为中唐，之后为晚唐。高棅还评定了各期作品的价值地位，《凡例》云：“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33]所谓“正始”，即《毛诗序》所言“《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迹”之意，代表了正宗的开始。“正始”之作一般要承继这种诗体最早源头的优良传统，又对这种文体后世发展出现的不良文风有所匡正，核心是直接孕育并为盛唐诗作的产生开辟道路，这是高棅对初唐诗歌整体风貌的认识。“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代表了盛唐典范的不同层次。“正宗”品格最正，具有本色之美；“大家”专为杜甫而设，兼收并蓄，集历代创作之大成；“名家”则是把优良传统的某一方面发扬到极致；“羽翼”是“相与发明斯道”，附属于“正宗”“大家”“名家”，共同代表创作的典范。以上是高棅对盛唐整体风貌的认识。中唐的特点是“接武”“相与接迹而兴起”“篇什讽咏不减盛时”，能够继承盛唐的优秀传统，使盛唐诗道不坠。晚唐的特点是“正变”“余响”，都是从继承与新变的角度而言，高棅认为元和之后的作品仍然保留着中唐的流风遗韵。总之，高棅对唐诗四个时期的概括是以盛唐为典范和参照系，其他三个时期因为时间的先后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价值。
李攀龙《古今诗删·唐诗选》主要通过选诗把严羽“诗必盛唐”的观念加以落实，盛唐诗歌入选比例超过60%。不过，此选没有例言和评点，也没有对唐诗整体风貌的概括。
相对而言，对唐诗进行明确分期又对各期风貌细致加以描述的是钟惺、谭元春合编的《唐诗归》。此选共36卷，前5卷为初唐诗，次19卷为盛唐诗，次8卷为中唐诗，最后4卷为晚唐诗。此选以评点详细而著称，关于唐诗各期整体风貌的描述也是相当细致而明确的。下面是钟惺关于“初唐”的一些论述：
太宗诗，终带陈、隋滞响，读之不能畅。人取其艳而秀者，句有余而篇不足。[34]
初唐至陈子昂始觉诗中有一世界，无论一洗偏安之陋，并开创草昧之意，亦无之矣。以至沈、宋、燕公、曲江诸家，所至不同，皆有一片光大清明气象，真正风雅。[35]
之问五言古，深健气厚，又脱尽唐初浮滞，朴中藏秀，心目快然矣。今人但知其律体耳。[36]
钟惺认为初唐诗早期带有六朝绮艳余风，之后陈子昂、沈佺期等人开创出唐人新貌，呈现出清明气象，已经具有他理想中的朴、厚的审美特点。对于盛唐，钟惺评道：
读王、储《偶然作》，见清士高人胸中皆似有一段垒块不平处，特其寄托高远，意思深厚，人不能觉。然储作气和，而王作骨傲，储似微胜。[37]
初、盛唐之妙，未有不出于厚者。常建清微灵洞，似厚之一字不必为此公设。[38]
古人虽气极逸，才极雄，未有不具深心幽致而可入诗者。读太白诗，当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有斤两，有脉理。今人把太白只作一粗人看矣，恐太白不粗于今之诗人也。[39]
读初、盛唐五言古，须办全副精神，而诸体分应之。读杜诗，须办全副精神，而诸家分应之。观我所用精神多少分合，便可定古人厚薄偏全。[40]
认为盛唐诗既内容深厚，又充满个性灵心，能够充分表现诗人的性情面貌，代表了诗歌创作的典范。其评中、晚唐道：
汉、魏诗至齐、梁而衰，衰在艳，艳至极妙，而汉、魏之诗始亡。唐诗至中、晚而衰，衰在淡，淡至极妙，而初、盛之诗始亡。不衰不亡，不妙不衰也。[41]
中、晚之异于初、盛，以其俊耳，刘文房犹从朴入。然盛唐俊处皆朴，中、晚人朴处皆俊。文房气有极厚者，语有极真者，真到极快透处，便不免妨其厚。[42]
看晚唐诗，但当采其妙处耳，不必问其某处似初、盛与否也。亦有一种高远之句不让初、盛者，而气韵幽寒，骨响崎嶔，即在至妙之中，使人读而知其为晚唐。[43]
认为中晚唐诗走向衰落，主要表现为注重创作技巧，情感缺少深厚之气。“淡”是情感不够浓厚，“俊”是字法句法更为高妙，但整体却缺少盛唐人的灵心与深厚之味。由于此选以评点详细而著称，因此关于唐诗各个时期风貌的描述是相当细致而明确的。
清人所编唐诗选本据孙琴安先生《唐诗选本提要》有近400种，数量远超前代。清代唐诗选本中有四类比较独特：一是对前代唐诗选本加以笺注或增删，如钱谦益《评注唐诗选玉》，冯舒、冯班《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等；二是试帖诗选，为指导士子科举而选，如毛张健《试体唐诗》、吴学濂《唐人应试六韵诗》等；三是专选近体、古体某一体裁的选本，如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顾有孝《唐诗英华》等；四是专选某一流派或某一专题，如雍正《御选寒山拾得诗》、朱存孝《唐诗玉台新咏》、刘云份《唐宫闺诗》等。这四类选本数量虽然很多，但内容却较少涉及唐诗总体风貌的概括。清代能够全面反映各期唐诗成就的选本有王夫之《唐诗评选》、康熙《御选唐诗》、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孙洙《唐诗三百首》和王闿运《唐诗选》等，由于清代以来对七子诗学的否定，这些选本多数不再明确标示“四唐”，只是在《凡例》或对诗人诗作的品评之中透露出对唐诗整体发展风貌的看法，论述较为深刻且影响较大的是《唐诗别裁集》。其《凡例》论七古曰：
《大风》、《柏梁》，七言权舆也。自时厥后，魏、宋之间，时多杰作，唐人出而变态极焉。初唐风调可歌，气格未上。至王、李、高、岑四家，驰骋有余，安详合度，为一体。李供奉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为一体。杜工部沉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陈，千军竞逐，天地浑奥之气，至此尽泄，为一体。钱、刘以降，渐趋薄弱，韩文公拔出于贞元、元和间，踔厉风发，又别为一体。七言楷式，称大备云。（第2—3页）
认为汉代仅是七古的肇始时期，六朝如曹丕《燕歌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鲍照《拟行路难》等虽是杰作，但直至唐代七古才迎来创作高潮，各种风格也至此齐备。初唐七古未臻极致，盛唐七古有三种风格：王、李、高、岑的安详合度，李白的才力标举，杜甫的沉雄激壮，均可供师法。中唐以后，韩愈七古踔厉风发也可称为典范。晚唐则不足称道。
在具体评点之中，沈德潜对唐诗各期创作特点的分析更加细致。与前人相比，沈德潜对初唐有所贬抑。《别裁》评刘希夷《公子行》曰：“队仗工丽，上下蝉联，此初唐七古体，少陵所云‘劣于汉魏近风骚’也。明代何景明谓此得风人之正，而以少陵之沉雄顿挫为变体，因作《明月篇》以拟之。王渔洋《论诗绝句》云：‘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王、杨、卢、骆当时体，莫逐刀圭误后贤。’得此论而初盛之诗品乃定。”（卷五，第152页）并不推崇初唐七古“对仗工丽，上下蝉联”的特点。
盛唐仍是沈氏心目中的典范。《别裁》评高适《燕歌行》曰：“七言古中时带整句，局势方不散漫。若李、杜风雨分飞，鱼龙百变，又不可以一格论。”（卷五，第161页）又评王维《老将行》曰：“此种诗纯以队仗胜。学诗者不能从李、杜入，右丞、常侍自有门径可寻。”（卷五，第175页）认为在李、杜之外，七古还有其他典范。
与明七子不同，沈德潜对中晚唐的新变特点有所接纳。《别裁》评韩愈曰：“昌黎从李、杜崛起之后，能不相沿习，别开境界，虽纵横变化，不迨李、杜，而规模堂庑，弥见阔大，洵推豪杰之士。”（卷七，第238页）评李贺曰：“长吉诗依约楚骚，而意取幽奥，辞取瑰奇，往往先成得意句，投锦囊中，然后足成之，所以每难疏解。母氏谓儿当呕心者，此也。使天假以年，必更进大方。然天地间不可无此种文笔，有乐天之易，自应有长吉之难。”（卷八，第277页）对韩愈、李贺和白居易均有肯定，师法对象比明七子宽广甚多。可见沈德潜论诗体的发展，基本上是沿袭明七子的论诗方式，但在标举盛唐的同时，对中、晚唐有所提升。
总体而言，仅选入某种体裁的选本对唐代各期风貌的考察不够系统，而兼取各体的唐诗选本对唐诗风貌的考察相对全面一些，是读者接受唐诗的重要途径。比较著名的唐诗选本，如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古今诗删·唐诗选》、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或明确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或在选诗评点时暗含初、盛、中、晚的高下评判，遂使“四唐”观念深入人心。
（三）诗话与论诗杂著对唐诗风貌的建构
与史书和诗选相比，诗话与论诗杂著这类纯粹的诗学理论著述对唐诗发展风貌的建构呈现两个极端：要么不甚关注各个时期的流变，仅评论唐代各期重要诗人的风格特征与艺术成就。要么受“四唐”论诗的影响，或者肯定“四唐”论诗的合理性并从理论层面进一步阐述，或者否定“四唐”观念，转而强调唐诗各家的独特价值。
除严羽《沧浪诗话》外，宋、元和明初的诗学理论著作大多注意到唐代各个时期创作风貌的不同，但尚未明确以初、盛、中、晚来概括各期诗歌的发展。宋代尤袤《全唐诗话原序》曰：
唐自贞观来，虽尚有六朝声病，而气韵雄深，骎骎古意。开元、元和之盛，遂可追配《风》《雅》。迨会昌而后，刻露华靡尽矣。往往观世变者于此有感焉。徒诗云乎哉！[44]
这是宋代较早对唐诗发展的宏观论述。尤袤把“贞观”视为唐诗第一阶段，“开元”“元和”视为唐诗的鼎盛，“会昌”之后渐趋衰落，把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与传统的“四唐”论诗相比，杜甫、刘长卿、韦应物等天宝和大历时期的著名诗人未能进入其视野，显然其对唐诗风貌的建构与后代通行的“四唐”论诗尚有很大差距。
除杨士弘外，元代诗论家对唐人的归类与后世的习论有很大不同。袁桷《书郑潜庵李商隐诗选》云：“李商隐诗，号为中唐警丽之作。其源出于杜拾遗，晚自以不及，故别为一体。”[45]视李商隐为中唐名家。袁桷《题乐生诗卷》云：“诗于唐三变焉，至宋复三变焉。”《题闵思齐诗卷》云：“唐诗有三变焉，至宋则变有不可胜言矣。”[46]两次提到唐诗有“三变”，但翻遍袁氏《清容居士集》，也未找到“三变”的具体论述。苏天爵虽言及“盛唐”，内涵与后期“四唐”中的“盛唐”完全不同。其《西林李先生诗集序》云：“夫自汉魏以降，言诗者莫盛于唐。方其盛时，李杜擅其宗，其他则韦柳之冲和，元白之平易，温李之新，郊岛之苦，亦各能自名其家，卓然一代文人之制作矣。”[47]可见，元代多数诗论家对唐诗整体风貌的认识还是相当肤浅的，这也客观上印证了杨士弘《唐音》的巨大价值。
明初诗论家沿袭了元人的作法，侧重对诗人个体风貌的描述，缺少对唐诗发展的宏观考察，不过他们的涉及面更加广阔一些。王祎《练伯上诗序》云：
唐初，袭陈、隋之弊，多宗徐、庾，张子寿、苏廷硕、张道济、刘希夷、王昌龄、沈云卿、宋少连，皆溺于久习，颓靡不振。王、杨、卢、骆，始若开唐晋之端。而陈伯玉又力于复古，此又一变也。开元、大历，杜子美出，乃上薄《风》、《雅》，下掩汉、魏，所谓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风》、《骚》而友建安，与杜相颉颃；复有王摩诘、韦应物、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属，咸以兴寄相高。以及钱、郎、苗、崔诸家，比比而作。既而韩退之、柳宗元起于元和，实方驾李、杜。而元微之、白乐天、杜牧之、刘梦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诗道之盛，于是为至，此又一变也。然自大历、元和以降，王建、张籍、贾浪仙、孟东野、李长吉、温飞卿、卢仝、刘叉、李商隐、段成式，虽各自成家，而或沦于怪、或迫于险，或窘于寒苦，或流于靡曼，视开元远不逮。至其季年，朱庆余、项子迁、郑守愚、杜彦夫、吴子华辈，悉纤弱鄙陋而无足观矣，此又一变也。[48]
王祎把王昌龄视为初唐诗人，大历十才子、韩柳、元白均视为“诗道之盛”，而张籍、王建、贾岛、孟郊又归入晚唐，均与后世“四唐”观念根本不同。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也对唐诗进行了综合的考察，认为“唐初承陈、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颓靡不振”，开元、天宝、大历时期，“诗道于是为最盛”，元和之后，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贾岛、刘禹锡、杜牧、孟郊、卢仝、李贺、李商隐等人，“虽人人各有所师，而诗之变又极矣”，[49]对各家诗风和地位的论述还是相当全面的，不过，前代唐诗大家严羽、杨士弘对唐诗流变的分析似乎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王祎、宋濂等人更多是凭借自己的阅读体验来阐发对唐代各期诗人的理解，并没有刻意探讨其间所蕴含的诗运升降规律。
随着七子派的兴起，严羽《沧浪诗话》和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所阐发的诗学观念开始受到重视，“四唐”论诗渐成明清诗坛习论。明代胡应麟《诗薮》对各种体裁的流变进行详细考察，“四唐”观念贯穿始终。许学夷《诗源辩体》以时代为次，其中卷十二至十四论初唐，卷十五至卷十九论盛唐，卷二十至二十九论中唐，卷三十至三十二论晚唐，同样立足于“四唐”观念来论唐诗之流变。不过，随着明末清初反七子诗潮的兴起，众多诗论家开始明确反对“四唐”论诗，转而强调各位诗人的艺术风貌和价值。钱谦益《唐诗英华序》：
世之论唐诗者，必曰初、盛、中、晩。老师竖儒，递相传述。揆厥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仪（卿），而成于国初之高棅。承讹踵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谓初、盛、中、晩者，论其世也，论其人也。以人论世，张燕公、曲江，世所称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后，诗章凄惋，似得江山之助，则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已后，同调讽咏，尤多暮年之作，则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遡岳阳唱和之作，则孟浩然应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竹亭之赠，同左掖梨花之咏，则钱起、皇甫冉应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历二时，将诗以人次耶？抑人以时降耶？世之荐樽盛唐，开元、天宝而已，自时厥后，皆自郐无讥者也。诚如是，则苏、李、枚乘之后，不应复有建安有黄初；正始之后，不应复有太康有元嘉；开元、天宝已往，斯世无烟云风月，而斯人无性情，同归于墨穴木偶而后可也。[50]
钱氏认为诗人往往跨越多个时代，机械地把某位诗人划分为某个时代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另外，时代先后不能等同于艺术价值的高下，并非古人皆优，今人皆劣。在钱谦益的影响下，清初众多诗论家均对七子派划分“四唐”表示不满，不过他们否定“四唐”的理由却各有不同。吴乔《围炉诗话》云：
或问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鲁之诗同在《颂》，文王、厉王之诗同在《大雅》，闵管、蔡之《常棣》与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刘之《豳风》与刺卫宣、郑庄之篇同在《国风》，不分时世，惟夫意之无邪，词之温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论唐诗，则初、唐、中、晚，宋人皮毛之见耳。不惟唐人选唐诗，不分人之前后，即宋、元人所选，亦不定也。自《品汇》严作初、唐、中、晚之界限，又立正始、正宗以至旁流、余响诸名目，但论声调，不问神意，而唐诗因以大晦矣。[51]
吴绮《胡枢巢诗集序》云：
夫诗因世降，而历代之风气不同；律本心声，而诸家之体制各别。譬之五色，玄黄不能相混以成文；若比八音，竽瑟不能代宣而入听。乃欲以彼易此，续短为长，是天地昭日月而少风雷，有丘壑而无江海。理惟一致，类写万殊，恶乎宜哉！言之谬矣！不知初、盛、中、晚，递有其时；即李、杜、钱、刘，各成其是。（《林蕙堂全集》卷四）[52]
朱彝尊《王先生言远诗序》云：
顾正、嘉以后，言诗者本严羽、杨士弘、高棅之说，一主乎唐，而又析唐为四，以初、盛为正始正音，目中、晚为接武遗响，斤斤权格律声调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将以唐人之志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为心，其于吾心性何与焉？至谓唐以后事不必使，唐以后书不必读，则惑人之甚者矣。[53]
汪琬《国朝诗选序》：
古之为诗者问学必有所据，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师承，无唐宋一也。今且区唐之初盛中晚而四之，继又区唐与宋而二之，何其与予所闻异也。[54]
吴乔以《诗经》不以世次而分风、雅、颂为喻，认为“四唐”分期模糊了人们对唐诗价值的判断。吴绮和朱彝尊则认为言为心声，时代不同，诗歌风貌自然有所差异，把唐诗分为高下不同的四个时期是不恰当的，不利于对唐诗真情实感之作的解读。汪琬认为诗歌中有效的表达技巧是没有时代限制的，强行分出“四唐”，再予以褒贬，这种态度显然有失客观。综合来看，他们认为“四唐”仅仅是一个客观的时代分期，不应该附丽高下褒贬的价值观念，故对七子派“诗必盛唐”的核心理论表示不满，转而强调诗歌抒情的本质特点。如陈之遴《浮云集自序》所言：“人殊其才，人殊其学，人殊其性情，则亦各为其人之诗尔。其为古体也者，数章而汉、魏、六朝及唐错出焉可也，一章而汉、魏、六朝及唐融会而出焉亦可也。其为律体也者，数章而初、盛、中、晚唐错出焉可也，一章而初、盛、中、晚融会而出焉亦可也。”[55]
明末清初是格调论诗的低潮，尽管众多诗论家反对七子格调理论把“四唐”强行分出高下，但却认可唐诗各期作品的不同特色，从中可以看出“四唐”说的强大生命力。随着宗唐诗风的兴起，明七子格调理论渐受重视，“四唐”论诗渐成诗坛习论。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分四卷，分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期诗人。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也对钱谦益等人的批评加以回应：
论诗者谓初盛中晚之目，始于严沧浪而成于高廷礼，承讹踵谬，三百年于兹，则大不然。夫初盛中晚之诗具在，格调声响，千万人亦见，胡可溷也？又谓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王维亦盛亦初，钱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如此论人论世，谁不知之？夫所谓初盛中晚者，亦不过谓其篇什格调中同者十八，不同者十二，大概言之而已，非真有鸿沟之画，改元之号也。学者谓有初盛中晚之分，而过为低昂焉，不可也。如谓无低昂而并无初盛中晚之名焉，可乎哉？自前人为此言，周元亮复广而伸之，甚哉其势利之见也。[56]
叶氏指出，对传统“四唐”说不能完全把时代顺序与价值高下等同起来。“四唐”涉及到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大致风貌，有利于全面把握唐诗的发展。这种看法无疑是非常中肯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沈德潜《说诗晬语》又沿袭了明七子派的常见作法，从辨体的角度对各种诗体的发展流变详加论述，在涉及唐代时，仍然采用“四唐”分期的传统作法。如论五律的发展说：
五言律，阴铿、何逊、庾信、徐陵已开其体，唐初人研揣声音，稳顺体势，其制乃备。神龙之世，陈、杜、沈、宋，浑金璞玉，不须追琢，自然名贵。开、宝以来，李太白之明丽，王摩诘、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扬镳，并推极胜。杜子美独辟畦径，寓纵横排奡于整密中，故应包涵一切。终唐之世，变态虽多，无有越诸家之范围者矣。以此求之，有余师焉。[57]
大历后渐近收敛，选言取胜，元气未完，辞意新而风格自降矣。刘随州工于铸语，不伤大雅，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名儁有余，自非盛唐人语。[58]
贾长江“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温飞卿“古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卑靡时乃有此格。后惟马戴亦间有之。[59]
沈氏指出五律在六朝孕育发展，而真正成熟定型乃在唐代。初唐诸家浑朴、盛唐李白明丽、王、孟自得、杜甫纵横排奡，以上诸家均为正宗，俱可师法。中晚唐五律在句式上变得更为整饬，音调更为醇熟，更加注重艺术技巧和辞采修饰，但却缺少了前代那种浑厚、活泼的特点。这些论述与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相关论述多有相合。
综上所述，高棅《唐诗品汇》之前，历代诗话与论诗杂著对唐诗风貌的描述多是不成系统的，很少精细地考察唐诗各个时期创作的总体风貌。《唐诗品汇》之后，以“四唐”说为基本内容，各家对唐诗风貌的描述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七子派注重辨体，开始系统分析唐诗各个时期的不同风貌特征，逐步赋予“四唐”明确的时代和价值内涵，标志着传统“四唐”论诗的确立，也奠定了后世整体考察唐诗发展风貌的基础。明末清初，在抨击七子派的诗学背景下，钱谦益、朱彝尊等众多诗论家认为“四唐”说存在着明显的时代世次与价值观念的矛盾，并不符合唐诗发展的实际，也容易导致为迎合盛唐而流于虚假的流弊，故反对“四唐”分期。清代中期以后，沈德潜等诗论家重新回归明七子的格调立场，同时吸收了前人对七子派唐诗分期过于机械的批评，对唐诗风貌的把握更加精细合理，自此，传统“四唐”论诗渐成诗坛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