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而不耀”的“巨著”《老子》
如果把《老子》看作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体系的哲学家著作，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系统性认知，是以《老子》为开端的。一百多年前，胡适先生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截断众流，以老子、孔子为中国哲学诞生时代的两位哲学家。老子的年辈高于孔子，所以，说他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开山鼻祖确实并不为过。
在老子、孔子之前，当然也有很多称得上思想家、政治家的人物，他们立德、立言，成为春秋以后人效法、引据的典型；他们的言论本或有篇什记录，但后来大多散佚，经由春秋战国时代的君主、贵族、政治家、学者之口援引而被我们所知。从现存资料来看，这些人通常是遵循殷周以来传统政治秩序、道德法则以及言说方式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例如，仲虺（与老彭并称的商代贤臣）、史佚（周初史官）、周任（上古良史）、臧文仲（春秋前期鲁大夫）等先于孔子的著名贤人的箴言，都着眼于人伦、政治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
1.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左传》文公十五年）
2.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
3.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国语·周语下》）
4.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左传》襄公十四年）
5.仲虺有言，不穀说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吕氏春秋·骄恣》）
6.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左传》隐公六年）
7.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左传》昭公五年“仲尼曰”引）
8.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论语·季氏》“孔子曰”引）
9.臧文仲闻之曰：“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二十年）
10.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1.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左传》文公十七年）
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从中管窥早期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官所关心的主题，大致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族对外的相处、压制攻取及守备之法；第二，治官、临民、莅政之道；第三，君主、贵族个体的德行修养；第四，宗族内部的人伦规范。尽管他们有时也意识到“俭”“让”等卑约之德的价值，但在主体给予一定克制的前提下，总体上是不否定个人之“欲”的，主张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去处理政治与人生中所遇到的各种情况：对于外国、异族要存有戒备，对于乱国危邦要侮慢以至攻取，对邦国内的罪恶要彻底剿灭，重视选任能人、师法贤者对执政治国的意义等。作为服务于王朝、诸侯的菁英，他们创造、遵循并完善着既有的天下秩序、人伦规范，适应于不断拓土开疆、发展生产、丰富物质的历史进程，嘉言懿行数百年间不绝如缕地被后世铭记。
然而，被孔子描述成“先进于礼乐”“郁郁乎文哉”的商周古代社会，实际并没有那么美好，尤其是东周以后的历史逐步演变成“内废公族、外灭人国”（钱穆先生《国史大纲》语）的失控舞台剧，旧有的秩序、规范、道德被打破了，但又找不到出路、看不见希望，弱肉强食、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引导了社会历史进程主流。
孔子说，《诗》“可以怨”（《论语·阳货》），意思就是《诗》可用以“发泄牢骚”（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语）。按照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看法，《诗》三百篇都是“贤圣发愤之所为作”的，正所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魏风·园有桃》）；《周易》《春秋》《国语》诸书，同样是古圣先贤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而作。在有资格立言的主流知识分子、贵族之外，其实还有相当多对国家社会前途、百姓命运怀有隐忧与不满的人，他们多半不得遂志，又“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所以要么是选择做隐士逸民，要么把怨刺寄托于历史著作、文学作品中，以抒胸中愤懑。
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开篇，就把《诗经》当中所反映的时代思潮归纳为“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和“愤世派（激烈派）”。他说这些思潮“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他甚至把老子称为“革命家”。
老子是不是一位“革命家”，也许还可以讨论。我们只知道，老子与史佚、周任身份接近，是服务于周王朝的“史”（虽然他在王朝内的职务、地位不能与史佚、周任这些地位隆崇的良史相比）。他深通古礼，习知文献掌故，然而作为开宗立派的思想家，他又呈现出与以往不同调的、卓立的批判色彩，不是一位温柔敦厚的妥协者。
老子的批判性，并非体现在对具体人事的形而下反思，也不通过情感浓烈饱满的文学创作来鞭挞与控诉，更非诉诸天帝、鬼神以求安慰解脱。他抱有沉重的忧患意识，结合自身职掌与训练，从古中国原始思想的元素当中汲取养分并加以扬弃利用，由此深刻思考终极性、普遍性的问题与方法，向统治者提出自己善意的建言。这一整套主张，与前述所有主积极进取的传统治术大为不同，显示出老子对宇宙、社会、人生深邃的观察与独到的智慧，是对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发达时所凸显出的各种问题的根本性省察。他的睿智箴言虽然未必能为侯王君主所用（甚至未必能为在位者真正理解），却在以儒术为基调的古代政教传统之中，自然地形成一种巧妙的制衡力量与补充手段，影响至为深远。
唐周昉《老子玩琴图》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老子思想清净无为的一面为世人所习知，这是老子重视柔弱之德的智慧。章太炎对老子学说中“阴骘”之术高明于儒家的地方评价不低。他在《訄书·儒道》里说：老聃著五千言，“其治天下同，其术甚异于儒者矣”。“儒家之术，盗之不过为新莽；而盗道家之术者，则不失为田常、汉高祖。……其始与之而终以取之，比于诱人以《诗》、礼者，其庙算已多。夫不幸污下以至于盗，而道犹胜于儒。”取法道家之术的政治家，往往具有更多的谋略，考虑得更透彻，比起只重虚文末节的儒生仍要胜过一筹，即便从窃国者来看，也是道胜于儒。然而，机谋深刻，对于私欲膨胀的君主、政客甚至窃国者而言意味着什么，章太炎又在《訄书·儒法》中用八个字告诉我们：“道其本已，法其末已！”儒道互补、道法相生，在“儒表法里”的政治统御术主调之下，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从来不是可以轻忽的低音，与另外两者之间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思想张力，制衡历史车轮的前进。
从一部中国古书的角度而言，《老子》也有几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
首先，全书不出现具体的人物、事件、对话（纵有问答也是自问自答），完全是一部格言体裁的著作。然而这些格言，也并不记载说话人姓甚名谁，仿佛空谷中回响着一位容颜模糊的旷古智者的大段诗意独白（这种诗意，主要来自全书大部分章节严密用韵的特色）。日本学者福永光司解释《老子》中的“我”说：
老子的“我”是跟“道”对话的“我”，不是跟世俗对话的“我”。老子便以这个“我”做主词，盘坐在中国历史的山谷间，以自语著人的忧愁与欢喜。他的自语，正像山谷间的松涛，格调高越，也像夜海的荡音，清澈如诗。
《老子》的独白是类于呵壁问天式的，但又不像屈原《天问》那样落到对历史细节的关心上。文字所涉无一具体人事，这在古代中国著述当中独树一帜，完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来分章节的“语录体”著作方式或许多少滥觞于此书，但韵旨则皆远不可及了。
其次，因为篇幅小、韵文又适于记诵，所以《老子》在历代流传极广（这种流传必然不单单是书面的抄写流布）；道教成立以后，《老子》又被奉为这门宗教的主要经典，流传的版本相当多。李若晖先生主编《老子异文总汇》，收罗了一百余种《老子》版本，编成500多页的8开大书。这在任何中国典籍中似乎都难以找到可相比较的例子。但事情总是一体两面的，《老子》的阅读、研究因此而具有特别的有利之处，因为从战国时代的《老子》选抄本一直到唐宋时代的《老子》文本序列相当之完备，也许除了《诗经》之外，先秦典籍很少可以观察到这样完整的文献流变脉络（有意思的是，这正好是两种有韵的上古文献）。《老子》文本、思想的演变及其接受史，因此就格外具备探究的条件了。但因为《老子》的版本极为复杂、文字上的歧异不可胜数，而且异文占全书的比例相当之高，这导致对它的研究举步维艰。
第三，大凡简单的话语，就比较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早期的古典著作多有这方面的问题，例如解读《论语》就相当不易，主要就是因为话语简洁、背景难晓。《老子》言简意赅、类于诗体，多义性的指向也非常突出。汉语本身就带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而且我们其实并不完全知道，到底老子就是将问题看得非常复杂、不愿意把话说得太明白，或者是因“趁韵”的考虑而把许多话讲得形式美感大于表意的确切，还是他本来确实是有一个明确的意思，只是后来人在运用、说解《老子》文本时丛生歧读异解（当然，也很有可能上述这几方面是同时交织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早已感叹，道家学说“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学术史上从《韩非子》《庄子》以来，关于《老子》文本内容无穷无尽的解释争论、引用发挥，多半都与这方面的因素牵连。学者常说“《诗》无达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说苑·奉使》作“《诗》无通故”。所谓“《诗》无达诂”的含义，在经学史、文学史上颇有争论，此取一般认为的《诗》可断章取义、没有遍彻所有场合的诂训的意思），我想同样也可以说“《老》无达诂”。李若晖先生为《老子》第一章做了汇集古今解释的工作，编成近900页的《老子集注汇考》第一卷，亦可见一斑。可以说，《老子》一书，迄今仍有个别章的文句无法确解，有待后来者不断努力。这也是《老子》一书能吸引千百年来的学者去探索、读解的特殊魅力所在。
第四，中国古代典籍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广远的，不是《论语》，也不是《孙子兵法》，而很可能是《老子》。据德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统计，《老子》西文译本的总数在250种以上；2019年美国学者邰谧侠（Misha Tadd）编录《〈老子〉译本总目》，搜集了《老子》73种语言的1576种译本，并称该书是除《圣经》以外译本最多的经典。我想，这不单是因为《老子》短小精悍、较便迻译，更主要是由于《老子》“正言若反”（78章）的智慧、深具思辨色彩的特点，在以军国大事、礼乐教化、人伦日用为主要关注点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尤能吸引西人目光的缘故。
最后，《老子》与一门真正的也是中国唯一本土产生的宗教——道教密切相关联。有的学者认为，老子这个人的经历、风格，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经是西汉流行的老寿的神仙形象，带有神仙家的味道了，因此东汉以后的道教奉老子为道教创始者，奉意旨玄远的《老子》为教派最重要经典，或者换句话说，从先秦古书中最具神秘主义玄妙气质的《老子》思想里孕育出希望通过得“道”而成为神仙的“道教”来，是十分自然的。好像中国还不曾有其他的古书，在建立一种宗教的意义上，可与《老子》相提并论，而这跟上面我们提到的《圣经》在某种程度上倒有着相似性。如果承认鲁迅对许寿裳说过的那句名言——“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不是一句错误的判断，同时承认在儒法治术之下道家的底色与补充，那么也可以认为，要真正懂得中国文化，不读一读《老子》恐怕也是不行的。
《老子》五千言，言约旨远，意蕴深刻，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它是一部奇异小书，也是一部“光而不耀”（58章）的“巨著”。对于这样一部奇异而玄妙的著作，要用通俗的话讲清楚、讲透彻，是很难的。同时，历代的《老子》阐释研究著作浩若烟海，总体性介绍的普及读物也可谓汗牛充栋。为这样一部宏深而简约的著作撰写一本篇幅虽很有限，但实际上字数已十多倍于讨论对象本身的通识小册子，无疑注定了是一件既絮叨不堪，又佛头着粪、吃力难讨好的尴尬差事。但正是因为《老子》的伟大，所以我才甘冒举鼎绝膑之讥，向诸位读者用略浅近的学术语言来绍介这部书。如果最终能够激发读者进一步阅读、研究《老子》的兴趣，而不至引初学者入于歧途，则已是写作本书之大幸运。
本书虽然努力尝试把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若干心得尽量简明地介绍出来，恐怕相对于一般的通识书籍来说仍比较艰深一些。我认为，学术普及虽然要亲近读者，但不必刻意用浅显而不精确的话语去取悦读者，更应该把读者当成较量的对手；名为“通识”的书，也不见得只满足于一般性知识的重复。因此，我没有把这本书定义为一部普通的消遣读物。本书大致想在以下两方面作出一些努力：一是突出学术前沿性，不人云亦云；二是人详我略，人略我详。是否有当，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关于本书体例，要说明几句。因为《老子》文本流传错综复杂，无法也没有必要一一说明异文。本书引用《老子》一般据书后所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校定文本。为便阅读，通用字等直接按照传世本文字或合理的读法破读（即不再隶写原简字形并加括注），读者如要了解北大本用字情况可以覆按书后附录；北大本文字间有问题，需要据出土他本补充和校改的，则行文中另作说明。书中征引《老子》文句，只称章数，章次按通行王弼本标示。因为是通识作品，本书尽量少出脚注，撰写时曾加以参考的文献列于全书最后，读者可按图索骥，延伸阅读。
下面，我们就一起尝试走近这部书的作者——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