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跨越千年的对话
《资治通鉴》是一部很不得了的史学著作。有历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史学上有“二司马”,前司马是司马迁,后司马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是北宋人,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小孩子都知道著名的故事: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但是也有学者说宋朝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缸,看《宋史·司马光传》会发现司马光砸的是瓮。但不管怎么样,司马光年少时就很聪明,据说司马光在七岁的时候,就能够讲《左传》。这部书被称为大经,十八万汉字,许多字句是很难懂的,但是七岁的小孩司马光不仅能够记住,而且还能够讲解,可见他有超世之才。
这和他的家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司马光也是少年得志,他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已进士及第,要知道,唐王朝的进士可是非常难中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种情况到了宋朝有一定的改观,宋天子曾经扩招过。但十九岁少年进士及第,这在北宋整个精英知识分子中也不是大概率的事件,司马光由此走上历史舞台。
司马光为人非常耿直、忠诚,而且知识渊博,他曾经担任过宋朝政府的地方官与京官,甚至担任过宰相。司马光还担任过谏官,负责给天子、臣僚提意见。
司马光是《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在1064年(宋朝天子宋英宗刚刚登基)写了一部书,叫做《历年图》。这个《历年图》今天比较好理解,就是大事年表。他将这部书呈献给皇帝看,英宗皇帝涉世不深,是需要历史知识的,这部作品受到了皇帝的重视,皇帝褒奖司马光,而且同意他把这个工作进行下去:《历年图》还不够,应该写得更丰富。也许有朋友不禁要问,编年体是很重要,然而它容易变成流水账,事件的前因后果也分散,不利于阅读,为什么司马光还要用这种方式呈献给皇帝?其实这里原因复杂。一方面,司马光要接着《春秋》写史,有他的叙述逻辑在(司马迁也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另外一方面,编年体史书,尤其是年表能一目了然,有非常清晰的代谢古今之感。作为帝王,日理万机,每天的事务也是一股脑堆垒而来,能否乱中抽丝、纲举目张就成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这和编年体叙事风格近似,读者势必要凭借自己的知识结构和逻辑,建立起信息链。于是《历年图》和《资治通鉴》的写作,自然是情理之中。司马光成立了史局,这个史局能够动用皇家的文献资源,甚至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调配,还提供水果饮食,皇帝对他照顾到这个地步,司马光感恩戴德。
两年后,1066年,英宗皇帝看到另外一部书,这部书从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写到了秦朝统一。也就是说,这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司马光给它起名字叫《通志》(八卷)。这个《通志》不是郑樵的《通志》,是司马光的《通志》,是后面写《资治通鉴》的重要基础。英宗皇帝看了之后非常高兴,但是英宗皇帝寿数非常短,1066年就驾崩了。1067年神宗皇帝登基,神宗登基时才二十岁。
说到宋神宗,我们知道他在位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如果了解王安石、苏轼诸多人物的话,就会对这个皇帝不陌生。神宗皇帝刚登基,司马光就给神宗皇帝讲授《通志》,一篇一篇地讲,他要用历史给皇帝进行一定的政治导引。司马光从1064年接受英宗皇帝的圣旨后,一步一步滚雪球似的收集材料,到了1071年,全心全意投入《资治通鉴》的写作中,这和一件大事有密切联系,就是王安石变法。
宋王朝最初的顶层设计是想防范武将专权、乱臣当政,吸取了唐末五代的许多历史教训。大家都熟悉这个典故,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来演出了一场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是殿前都点检出身,最懂得臣子是如何夺权的,他非常谨慎地防范臣子的专权。所以宋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君主专制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明确的措施。这一套措施持续下来固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说宋朝军队战斗力不强,官僚制度开支巨大,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庞杂的文官体制将会把这个国家给拖垮,虽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代价太大了。
这时候刚亲政的宋神宗想有所作为。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开始从事变法。这是在历史上是大书特书的事件,今天给予正面的评价,可是在宋代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否定的,因为他用人不当,施政急功近利,给老百姓带来又一次伤害。所以许多官僚站到王安石的对立面上。王安石的好朋友司马光,也因为政见的分歧走到了对立面。当时司马光再三质疑王安石,王安石也据理力争,今天中学语文教材里还有一篇文字,就是《答司马谏议书》,体现了王安石的观点。从这一往一来中看出他们政见是不同的。
到了1071年,又发生了一件事触动了司马光。司马光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历史学家范镇被罢官,因为他非常不同意王安石青苗法的伤民害民之举,范镇引来王安石的不快,王安石甚至亲自用书信来反驳范镇,范镇一怒之下说,我户部侍郎不干了,回家退休了。范镇的罢官给司马光很大刺激,司马光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王安石,虽然你的初衷是好的,也是为了祖宗社稷,但是你太固执、太自负。所以司马光索性不问政事。
这时候司马光来到洛阳,当判西京御史,实际上他全心全意地埋头在《资治通鉴》的写作里,他找来一大批学者,有著名的汉史专家刘攽、唐史专家范祖禹以及通才刘恕。十五年完成,到1084年呈送宋神宗。神宗皇帝赐名“资治通鉴”,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给治国理政带来借鉴,他亲自给《资治通鉴》写序,咱们还能看到今天《资治通鉴》书前有这样的序。
和这部书一起交给神宗皇帝的还有《资治通鉴》的若干副产品。《资治通鉴》卷帙浩繁,三百万字。《史记》五十多万字,而当时司马光看到官修纪传体史书已经有十七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一直到宋初编的《新五代史》,加起来已经有三千多万字。虽然《资治通鉴》大大精炼,但对皇帝来说也不容易阅读,所以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目录》。除此以外还有《考异》。1085年,神宗皇帝已经驾崩,新继任的哲宗以及高太后召司马光出任宰相,司马光说自己身体不行,因为他中风过。当时统治者执意要求,后来推辞不掉,出任当时的门下侍郎,也就是宰相。1086年,这一年是宋哲宗的元祐元年,开始了全面罢黜新法,拨乱反正,史称元祐更化,这一年司马光病逝,享年六十七岁。
为什么《资治通鉴》会受到宋代君臣如此的重视,并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呢?这里有宋代社会的原因。
首先,宋代儒家士大夫在朝廷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宋代读书人的力量非常之大,有历史常识都懂得,从唐末藩镇割据,北方乱成一锅粥,从907年到960年,短短的五十三年出现梁唐晋汉周。而赵匡胤其实是后周的臣子,殿前都点检,京师卫戍区总司令。他夺了后周的权,生怕这种事发生在自己手上,所以宋朝一上来制定的国策就是重文轻武,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政策造成文官的队伍非常庞大。科举制度的完善,宋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节。咱们知道唐王朝限制科举人数,招生人数太少,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大人物都名落孙山,是他们没水平吗?绝对不是,是因为机会太少了,那么多人参加的国家大考,最后进士及第的也就几十人。而到了宋王朝,进士科扩招,出现了几百人入仕,这个局面使得宋王朝拥有源头活水。当时有这么一个事情,有的老同志考了一辈子,屡考屡不中,屡不中屡考。后来宋王朝有一科叫特奏名,录取率极高。当时那个老同志说,我老眼昏花,已经看不清卷子了,我伏祈陛下万岁万万岁,竟然这样也中了。宋王朝还做了一点改革,使得科举制度越来越客观。科举制度给宋王朝带来大量鲜活血液的同时,也使得这群人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们有担当意识,敢说话,而宋朝的君权也不太限制读书人。
有一个词叫“君主专制”,咱们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应当产生误解。君主专制是君主想杀人就杀人吗?还真不能这么理解,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中,这种想杀人就杀人,没有制约的情况好像还是不多见的。宋王朝的君主特别有忌惮之心,这个忌惮之心由许多因素造就,比如说儒家思想,儒家思想里有非常重要一条就是民贵君轻,要求重德保民,至少从法理上如此。宋朝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这一点,如果得罪士大夫,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宋王朝就是一个典型,君主权力不会像有人理解的那样,想杀人就杀人。其实在相当时期内君主杀人是非常难的事情,得符合天意,符合人心,符合祖制。所以这时候宋王朝的君主非常有忌惮之心,如果片面加强权力,会造成整个朝代的崩溃,像秦代那样,那有何意义呢?所以宋王朝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态度。
咱们知道宋真宗年间有一个很著名的宰相叫寇准,陕西人。宋真宗的几个宰相都非常有个性。宋真宗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1004年)。当时宋和辽国打仗,皇帝胆儿小,寇准牵着皇帝御驾亲征。在朝堂上,寇准说皇帝不爱听的话,宋真宗听烦了,你说半天,我走还不行吗?不行,你不能逃,寇准索性拉住宋真宗的衣袖。今天一般人也不敢这么对领导。寇准如此,还有一个人大家也熟悉,就是范仲淹。范仲淹“先天下忧,后天下乐”,有多强的担当意识啊!他在宦海中浮沉,命运也比较坎坷。范仲淹生活在宋仁宗的时代,宋仁宗的皇后是郭皇后,郭皇后非常美貌,但是这个郭皇后有一个毛病,就是有强烈的妒忌心,看不得皇帝沾染其他嫔妃。古代的富家大户还有三妻四妾,皇帝三宫六院都不算什么,可是这个郭皇后就是看不得这一点。有一次郭皇后争风吃醋,皇帝有一个嫔妃尚氏,皇帝临幸尚氏,郭皇后找到皇帝跟前,当着皇帝面就打这个尚氏,没想到下边好玩的事出现了,也不知道这个尚氏是不是练过武术,她身姿敏捷,皇后一掌打空,没打到尚氏,却打到了皇帝的后脖梗上。宋仁宗莫名其妙挨了这一打,气急败坏,就要废后。当时的丞相吕夷简和郭皇后不和,他撺掇皇帝一定得废郭后。这时候文官集团中有人站了出来,其中领头的人之中就有范仲淹。他们说郭皇后也没有失德,废皇后牵动国本。皇上火了,将范仲淹贬到南方,范仲淹谢恩折子居然说“面折廷争,国之盛典”。当王安石变法招致许多人非议的时候,神宗皇帝心里也打鼓,跟文彦博吐槽,我是为天下苍生考虑,为老百姓着想,怎么没人说我好?文彦博说,陛下您错了,本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真正的枢轴是文人士大夫,成了士大夫集团的对立面,恐怕你这日子也不好过了。这句话经常被学者们引用,说明宋王朝士大夫群体有多么重要。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的情怀,也知道王安石“三不足”的气魄,为什么宋王朝的臣子敢这样?因为宋王朝有这样的社会气氛。
除了儒家士大夫之外,宋代的制度是以防微杜渐为出发点的。《岳飞传》《杨家将》中有描写,番邦一打就到汴京城下,因为强干弱枝弄得太过。皇帝把内忧看得很重,外患倒放在一个边缘位置。有人说这不是傻吗?宋王朝不就是亡在边患,最后徽钦二帝都被掳走吗?事实上也不能全怪宋天子,这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唐五代的乱局让宋朝统治者怕了,最大的问题的确是内忧。王夫之写过《宋论》,他说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治世,比如咱们耳熟能详的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而贞观之治不过是唐太宗生前状况,文景也不过是汉文帝与汉景帝统治时期的局面。可是宋王朝的确是一个治世,今天学者们非常重视这个时间段,经济复苏、政治稳定、文化开明,虽然有它的问题,甚至一箩筐问题,但是我们讲从宋初建国960年一直到熙宁元丰变法开始的1069年,一百年的太平盛世不容易,而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其实有顶层设计的缘故。
宋朝皇帝非常怕出事,宋太宗的诏书里面有一句也经常被学者引用,今天还写进了中学教材,叫“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每件事情我们都想到它的恶果。制度当然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如果我们先想到它的恶果,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就会远离祸乱。
宋王朝皇帝和臣僚非常重视历史。为什么重视历史?前面宋神宗的那句话已经回答了,为了给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咱们要知道,一个理性的人做事往往没有那么果决。众所周知,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古英雄出少年,听说过自古英雄出老头的吗?好像没有。因为人到一个年龄段,把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能琢磨得比较透。宋朝就把从秦朝建国以来一直到宋朝的君主制度、集权制度,各种各样体制的毛病都看到了,就好比咱们看西药有说明书,看适应症也得看毒副作用。他们把毒副作用看得非常重,于是宋王朝制度建设会畏首畏尾。为什么司马光那么反对王安石改革?他知道王安石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这些古代都做过,问题很大,实施青苗法的那个人,如果用人失当,会不会鱼肉乡里?你那个募役法会不会给老百姓带来新的压力?所以这种思想下,反对王安石的人,司马光也罢,范镇也罢,他们多为大历史学家,他们把古代的书看得非常透。如果这个花样太新,干脆谨慎起见,不用这个办法。宋王朝因为这一点,所以改革步履维艰。毕竟谁也不是圣人。
今天来看,《资治通鉴》的写作,事实上也是满足当时统治者的需要,“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即防微杜渐精神的一种反映。而更重要的,《资治通鉴》之所以有受众,和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历史学家的才华、水准有着密切联系。
那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一千年,宋王朝产生了剧烈的历史变革,也产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咱们不可否认,那个时代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时代,繁华、开放、鼎盛。我们知道狄更斯有一句话,说法国大革命前后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今天也持如是的态度,但凡社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一定会有剧烈的问题,这就是变革期。而如何使得这样的问题最小化,把当时社会稳定下来,给人民带来千秋万代的福祉,是儒家士大夫不断琢磨的问题,也是千秋万代永恒的话题。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大家把握历史框架,品读《资治通鉴》的精华,就是值得探索的。于是有了疫情期间的《资治通鉴》共读,也有了这本书。
李凯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