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方幸：我的眼里只有你
中央电视台2000年第九届“步步高杯”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星光灿烂。牵引着亿万观众视线的不仅是青春的歌喉与身影，慈眉善目而严肃认真的“师太级”专业组素质评委赵方幸教授，也在夏日之夜闪耀着她独特的魅力光彩。
赛事结束后的那些日子，老太太出门买菜办事，总会遇到眼尖的人们上前打探：“您就是大奖赛的那位素质评委吧？”老太太笑眯眯地否认道：“我哪里会是她呢？”“您肯定是她！跟电视上一模一样，口音也相同。”老太太笑眯眯地默认了。她身边的丈夫黄飞立教授便乐呵呵地打趣她：“电视大奖赛又捧红一颗明星。当了几天评委，成了大名人。”
他原本比她有名。在中国，黄飞立是与李德伦、韩中杰齐名的指挥泰斗之一，他从事的专业是表演艺术，成就挥洒舞台，引人注目。
而她，中国最高音乐学府视唱练耳专业教学的最高权威，桃李天下，著作等身，却默默无闻地耕耘在校园里、课堂内，身在公众视线之外。
笔者本人在外省教书那阵儿，使用的就是“赵方幸著”的《简谱视唱》教材。当时，脑子里想象的“赵方幸”，一定是位清瘦细高的老先生。几年后，笔者换了行当去文化部艺术表演团体考核现场采访，视唱练耳专业评委就是我早已仰慕崇敬的赵方幸教授。亲眼目睹先生真容，原来是位可亲可敬的老奶奶。
这些年，笔者因为工作关系常与二老接触，甚至有机会和他们同路远行，朝夕相伴。二老举手投足间，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无不自然而自由地流露着彼此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真实而丰富的内容，给我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印象。
“青歌赛”结束后，笔者曾登门采访赵评委。老太太一边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如同流动的“旋律”，老爷子在一边细言碎语，插话帮腔，恰似叠置的“和声”。于是，老太太温柔的目光罩定老爷子：“人家都说我是视唱练耳的专家，实际他是我老师。当年我在福建音专上学时，他教我学视唱练耳。”于是，在“主题”之外，笔者记下了一首两位老人“合唱”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恋曲”。
金婚伴侣吵架红脸零记录
今年84岁的黄飞立和76岁的赵方幸，在婚姻旅途上已携手并肩走过了53年。三年前当着庆祝他们“金婚”的亲朋好友，二老幸福而自豪地宣布：“我们从1947年12月6日结婚，没有红过一回脸，没有争过一句嘴，没有吵过一次架。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就是舍不得。舍不得红脸，舍不得争嘴，舍不得吵架。”
简直像天方夜谭一样美妙浪漫，而又不可思议。“那么你们谁让谁呢？”“互相让啦。有时我让他一点，有时他让我一点。”
赵方幸和黄飞立既是广东同乡，又是音乐同行。但，两人却有着更多的不同。比方，活跃舞台的他好静，操守课堂的她好动；从事表演艺术的他反而更多理性，从事理论教学的她反而更多感性；还有，他怕冷，她怕热；他喜辣，她爱酸；还有，他要求家里整洁有序，她容忍房间凌乱随意；他平生不吃的一样东西就是鸡蛋，而她平生最爱吃的一样东西就是鸡蛋；还有……
关于鸡蛋的故事很有趣：黄飞立不吃鸡蛋的历史远远超过他的婚恋史。虽然，黄飞立从小学提琴，后来成就事业做了指挥大家。但他高中毕业时，遵从父命报考了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一考上就赶上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北京去不了，只好转道上海，在沪江大学完成学业，并留校任助教，兼联大生物实验室技术管理员。那时，我们年轻的黄管理员，每天都要为生物系师生准备“胚胎学”实验用的孵化期不同时段的鸡蛋，磕开的蛋液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日复一日，黄飞立对鸡蛋便产生了强烈的生理反应，只要一见鸡蛋就倒胃。从此，坚决不吃鸡蛋。
而赵方幸最爱吃的就是煮鸡蛋，天天吃也不烦。后来鸡蛋限量配给，每月每户二斤。丈夫虽不与她争嘴，但小儿正长身体，贤妻良母的这个“爱好”只得放弃。下放干校劳动，伙食难沾荤腥。涝肠寡肚的赵方幸坐在探亲的火车上，第一个愿望就是回家要美美地吃一个煮鸡蛋。下了火车，看见猛窜高一头的小儿安乐又黑又瘦，当娘的心疼得差点没哭出来。满脑子想的全是要怎么调养孩子，让他快点长肉。十天一晃就过去了，牵肠挂肚的赵方幸坐上返程的列车可心还在孩子身上。“咣当”！列车启动，赵方幸如梦方醒：“哎呀！我还没吃鸡蛋呢，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会忘了！”看她的懊丧劲儿，同车的一位老师翻出一个煮鸡蛋，默默地递到她面前。这才圆了赵方幸的鸡蛋梦。
在诸多方面“持不同政见”的两位老人半个多世纪就这样和平共处在同一个屋檐下，勺不磕碗边儿，铲不碰锅沿儿。算不算是个奇迹？
两情相悦“立记茶室”联姻缘
半个多世纪的好姻缘是如何开始的？二老连说故事多。那是发生在校园里的一段师生恋。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飞立的父亲失业。他靠自己拉得一手好琴，“打工”念完了沪江大学医学预科，一边教书，一边和李德伦、韩中杰等人一起为电影配乐。孤岛沦陷后，热血青年不愿效力日伪粉饰太平。黄飞立背着简单的行囊逃离上海，漂泊寻友到了福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任校长卢前和教务处长缪天瑞求贤若渴，当即“扣下”黄飞立，委以重任，主教中小提琴和视唱练耳。那是1943年春天的故事。
赵方幸少女的芳踪比她的黄老师早半年出现在校园里。1942年夏，她高中毕业了。当时，全国只有两家“国立音专”可供立志献身音乐的赵方幸选择，一家在重庆，一家在福建。从广东老家到重庆天远地远，单身女子也不安全。唯一的选择是坐三天汽车，上“福建音专”。
新来的黄老师温文尔雅，可亲可敬。他的单身宿舍雅号“立记茶室”，成了背井离乡的青年师生们的精神家园。因同是广东小老乡，赵方幸隔三岔五地登门拜访师长加兄长，大大方方，自自然然地丝毫不觉羞涩腼腆。“立记茶室”便成了两人萌生爱情的温室。
夜半渡“桥”道是无“琴”却有“情”
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二老对当初谁先爱上谁的细节已印象模糊，但一提起“开夜车”，由“琴”生“情“的段子来记忆犹新。
黄飞立学医出身，临时改行教音乐，自知专业底子薄，下决心全面系统地学习修炼，首先要把键盘和声突击上去。可身为老师，怎好意思和自己的学生争抢钢琴？只好等晚上十点学生们练琴结束以后，再加班“开夜车”。
赵方幸“开夜车”的经历比她的黄老师带有更多的惊险色彩。一个女孩子，夜半三更怎敢爬坡上坎地去琴房？捷径只有一条，穿过厕所后面的粪池，在上面搭一块木板架一座桥。赵方幸不敢站直了走，只能手脚着地爬。害怕被人发现这条“秘密通道”，她每次爬过去都要“过河拆桥”，收好木板。这条“秘密通道”爬过多少回，赵方幸竟从来没想过，万一掉下去有多不安全。
后来，师生几个凑钱“合股”买了一台钢琴，按各人出钱“占股”多少分配练琴时间。黄老师是否将自己的“优股”练琴时间划拨给了姓赵的小同乡，经过许多人的想象和演绎，便成了一段美好的校园佳话。
贤妻良母自我定位“二把手”
当年，两人尚未确立恋爱关系时，有一次在“立记茶室”聊天，黄飞立没头没脑地冲着赵方幸来了一句：“你，以后肯定是贤妻良母。”赵方幸不假思索地立即大声反驳：“我，以后肯定不是贤妻良母。”那时，思想新派的赵方幸，积极拥护妇女解放，要争取做独立进步的新职业女性，怎肯甘做依附男人、成天围着灶台转的家庭妇女。
许多年以后，84岁的黄飞立深情款款地由衷称赞76岁的赵方幸：“她是真正的贤妻良母。”黄飞立当初没有看走眼，他颇为自己年轻时准确无误的判断得意。而赵方幸则心安理得一辈子：“我给自己定位是家里的‘二把手’。不是我不要男女平等，是他比我能干，比我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三个儿子要养好教好。”先为人妻，后为人母的赵方幸，自觉自愿地扮演好自己人生的“角色”——妻子、母亲、主妇、保姆、教师，而在黄飞立眼里“她都是最出色的”。
谁会想到，新婚之后刚刚自立门户时，黄飞立的小娇妻完全不会做家务，连烧开水都不会。赵方幸从“水冒泡，蒸汽把壶盖冲起来，就是水开了”这第一课开始学起，进步神速，后来主妇可以在家里开桌摆宴，把“赵氏
排骨”“赵氏盐渍肉”“赵氏生拌时蔬”等等自成一派的特色菜源源端上台面。
贤妻良母的最大业绩在于，她助其丈夫黄飞立全心安心修得正果，蜚声乐坛；她教其三子个个成才，尤以长子黄安伦成就卓著，造诣不凡。她，岂止是贤妻良母，还是慈爱仁厚福荫孙辈的好奶奶。在黄安伦夫妇远涉重洋深造发展时，赵方幸毅然把刚刚满月的长孙接到身边，自告奋勇“应聘”全职保姆兼家教，直到他年满十周岁，才交还安伦夫妇。赵方幸不仅要让孩子身体健康，还要让他人格健全。她请老师教孙儿拉小提琴，五六年间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每次上课，赵方幸都是“双肩背”，一边背着装琴谱的书包，一边背着套琴盒的布袋。两手也不得空闲，牵着孙子，扶着杠子，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晃荡。如今小琴童已在加拿大念硕士，老祖母当然功不可没。
患难夫妻历经风雨情不移
许多美满婚姻幸福家庭，在十年浩劫中崩溃瓦解。遭遇磨难时，最易显露人性的脆弱。而赵方幸和黄飞立的恋情却在那段非常时期焕发出人性的光彩。“运动”初期，黄飞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加戴一顶“特嫌”帽子，剃了光头和马思聪、赵沨等音乐家一起关进“牛棚”，身心备受折磨。赵方幸这个“臭知识分子”，上不了“靶台”，也不能乱说乱动。学校停了课，她只好每天一个人在钢琴上弹《国际歌》，给自己鼓劲儿。那些日子，有人离婚、和“黑帮”划清界限，有人“叛党”、“自绝于人民”的传言不绝于耳，可就是听不到丈夫的音讯。赵方幸坐卧不安，生怕内心刚烈的黄飞立会想不通。于是，她壮起胆子前去“探监”，看守拦着不让他们夫妻见面。赵方幸急中生智：“我不是为见黄飞立，我是给他送毛主席语录来，让他好好改造思想。”看守无言以对，只好放她进去。隔着一张桌子，赵方幸硬是将满腹贴心话忍住不说，只用乡音浓重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给丈夫念了两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所有的意思已尽在其中：“我是要他知道，我会永远守着他，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不离不弃。”
黄飞立何止是相信自己的妻子，他对她的深情爱恋，像温暖的阳光一样铺洒心田，足以支撑他面对任何打击。他岂肯舍下她和孩子，独自走上那条不归路？“当时，黑帮们一个个走路低头，见人绕开。我不！我就是要昂首阔步。因为我问心无愧。”当赵方幸去了一趟黄飞立负责打扫的厕所，看那里面连踏脚木板都擦洗出了本色纹路，一颗飘忽悬空了多日的心总算放回了肚里，她相信自己的丈夫一定会坚强而乐观地活下去，等待和她团聚。在蹲“牛棚”的日子，黄飞立每天背着一个装满各种工具的大筐四处转悠，什么脏活儿、苦活儿、累活儿他都干得最认真、最漂亮。桌椅缺腿儿，收音机没声儿，少个螺丝钉儿，需要换根棍儿，指挥家的流动“立记修理铺”一手全能解决。日夜惦念着丈夫的赵方幸，后来也到部队农场下放劳动，辛辛苦苦地去做自己不会做的农活，很累、很苦。
一个细雨绵绵的黄昏，赵方幸被叫到团部办公室，一路上她惴惴不安。进了门，首长满脸严肃地冲着她喊：“赵方幸！”赵方幸心惊胆战地应答：“到！”“你来教战士们唱歌。”“我不教他们唱歌。”赵方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首长脸色难看：“为什么？”“因为，我教他们唱100首歌，那101首怎么办呢？”“你要教什么？”“我要教会他们识谱。他们就可以自己学唱101、201首歌了。”“好！就照你说的办。”十天之后，那些“音盲”、“白丁”基础的战士们，竟然捧着歌谱，把四部合唱《国际歌》唱得像模像样。首长喜出望外，广播表扬赵方幸，高音喇叭传遍农场。“黑帮们”一个个挺直了腰板儿扬眉吐气，赵方幸只是小心翼翼地不敢翘尾巴。见识了赵方幸的本事，首长接着下达新任务，编写教材、刻印歌谱。赵方幸总算可以不用顶日头、冒风雨地下大田了，她在“臭老九”被打翻在地，下放劳动还能干本行、务正业，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而那段时间她手刻油印的教材，就是后来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简谱视唱》的雏形。那本书在“文革”中荒废多年的音教园地，填补了基础教材的一项空白，音乐工作者、教育者、爱好者争相购买，出版社连续重印再版。当初，赵方幸自己也不曾想到，那个年代应急应景的东西，日后会派上了这样的大用场。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赵方幸和黄飞立的夫妻之恋新鲜如初。1993年，已在加拿大事业有成站稳脚跟的长子安伦，为二老办好了移民手续，希望他们在舒适的环境里享受天伦，安度晚年。但，赵方幸和黄飞立却“辜负”了儿子的一片孝心美意。在那里，他们不能工作，无所事事的闲散生活过不惯。于是，二老双双回到北京，回到他们住过三十多年的南线阁老屋，同周围的市井百姓一样，过着普普通通而有滋有味的日子。1997年，黄飞立80华诞，又适逢二老金婚纪念，在亲友宾朋起哄中，二老把盏举杯，共饮合欢酒。那情那景，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此文曾一度被电脑突然“吞噬”殆尽，数千字不翼而飞，令人沮丧万分。是两位老人的故事催动笔者重起炉灶，唤醒激情。2000年中秋佳节那天，笔者再登赵、黄寓所。76岁的老太太独自在家伏案著书，84岁的老爷子出门去当评委，为“全国长笛比赛”选手打分。两位高龄老人还在工作，愉快而充实。爱情和音乐，永远伴随着两位老人，生命如此从容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