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人间四月天

1932年，林徽因完成了建筑学论文《平郊建筑杂录》，帮助燕京大学设计了地质馆，并且和梁思成一起设计了燕京大学的女大学生宿舍。在完成这些工作的同时，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也过了一周岁。林徽因看到孩子已经可以断奶，就执意要陪丈夫一起去山西野外考察。他们花时间跑图书馆，查阅当地的地方志，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地理，为考察做了详尽的计划。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去野外考察不是件容易事。因为古建筑一般都位于穷乡僻壤，道路不通，难以通行。他们又不会说方言，而每一地都有各自的方言，交流也十分辛苦。最可怕的是当时兵荒马乱的，稍不留神就可能被土匪抢劫，或者被无知的村民驱逐。因此每次前去考察之前，营造社的社长都会动用自己的关系，找到当地驻军或者政府，请求他们关照，然后才动身。

在野外考察的那些日子里，他们经常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每天的主食也就是几个土豆或者一碗玉米糊，偶尔吃到一点咸菜就算是美味佳肴了。但是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跋山涉水，爬高下低，风餐露宿，行走在林里山间，只为寻找一处可能早已焚毁于战火之中的古代建筑。有时候，他们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床单刚一铺下，便爬满了成千上万的跳蚤……

但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踩着烂泥路，住破烂肮脏的小旅店，用几年的时间，走遍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拍摄和测绘了2000多座唐、宋、辽、金、元、明、清的古建筑，包括天津的辽代建筑观音阁、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山西应县辽代木塔，还有大名鼎鼎的赵州桥，等等。这些重要发现，证明了中国建筑的独特性，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也给梁思成后来撰写《中国建筑史》奠定了基础。

而这一路艰辛，林徽因都亲身经历过。她不仅仅是一个只会在文化沙龙上侃侃而谈的女人，也不只是一个被众多名流众星捧月般关照的名人，更是一个身体力行，有着极强实践能力的学科带头人。

就在林徽因跟着梁思成穿梭在这些古建筑群里面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平很快就被攻陷。他们急忙停下手里的工作，返回北平。然后带上老人小孩，往大后方转移。一路上，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光是车船，都换了十几次。到了长沙后草草地安下家来。教育部将清华北大的学生集合一起，组了一个临时大学。但是不久之后，长沙也遭到日军的轰炸，林徽因一家差点被炸死。劫后犹如重生，惊魂未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离开长沙，到更后方的昆明去。

去昆明的汽车票极其难买，好不容易买到之后，路又极其难行，汽车经常到半路就抛锚了，于是大家只得步行。林徽因在路上就得了肺病，发高烧，但是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荒凉偏僻的村庄都住满了避难的难民。经过39天的长途跋涉，林徽因一家才到了昆明。刚到昆明，梁思成又病倒了。因为年轻时的那场车祸，他的脊椎受了伤，这些日子的奔波使得旧伤复发，疼痛难忍。医生认为是扁桃腺的问题，就给他切除了扁桃腺。然而之后又牙疼，疼得连水都不能喝，于是又把他的满嘴牙给拔光了。一身病症使他几乎成了一个废人，整日半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什么都做不了。医生害怕他依赖药物，而且久坐容易导致肌肉萎缩，让他做点工作分心。林徽因就把家人的破袜子拿出来，让他缝补。

战时物资紧缺，大后方的物价飞涨，生活变得很是艰难。梁家仅剩下的300多元很快就花光了。梁思成身体好了之后，三天两头拿家里的衣服去典当铺换钱用。林徽因为了维持生计，去给云南大学的学生补习英语。每天爬四个山坡，云南海拔高，来回八个山坡让林徽因胸闷气短，疲惫至极。一个月后，林徽因拿到了40元薪水。她走进杂货店，想买一些日用品。她想给娘买顶帽子，想给儿子买双球鞋，又想买点肉，还要留一点做房租。但是看来看去，她花掉23元买了一把皮尺，因为这种尺子是外出考察建筑时必不可少的工具。思成看到了一定会很开心。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节衣缩食地为建筑学着想，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林徽因绝不仅仅是一个客厅太太，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流亡的日子里，许多昔日的学者教授都只剩下一身衣衫，没有多余的钱买衣服。林徽因的女儿和儿子平日里都是穿着草鞋，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会有一双布鞋穿。大家的生活都非常窘迫，连国民党中央委员，堂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妻子都不得不打扮成当地人的模样，挎着一个小篮子，盛着自己做出来的米糕到昆明冠生园里去卖。

所谓国破家亡，就是这个模样。

然而，即便是生活困苦到这种地步，这些学者们还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笔耕不辍，他们点着菜油灯，在豆大的火光下，在半饥饿营养不良的状态中，写出了高水平的优秀著作，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理应受到后人的尊重。

后来，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了重大转折。德国的军队在远征俄国时遭到重创，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军的飞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这一时期，梁思成被任命为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他在军事地图上标注出古城、古镇和古建筑的区域，还附上英文对照和图片，发给了奉命轰炸日本的美国飞行员。值得一提的是，连日本的京都、奈良也被他做了批注。后来，美国盟军大规模地轰炸日本，全日本的所有重要城市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唯有京都和奈良毫发未损。这全是梁思成的功劳。四十年后，在奈良召开的保护古都建筑国际学术会议上，梁思成超越国界保护人类文化财富的行为受到了人民的称颂。他被日本人称为“古都的恩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家人回到北平。不久之后，内战爆发。国民党节节败退，在准备南撤的时候，“抢救”了一大批的教授学者，梁思成林徽因也在其列。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都不愿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北京，因此拒绝南下。而且梁思成认为，“共产党也得盖房子”，也需要技术人员。所以梅贻琦夫妇走了，胡适夫妇走了，蒋梦麟走了，陈寅恪走了，他们俩留了下来。

1949年3月，林徽因被清华大学聘为建筑学一级教授。

当年5月，梁思成受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徽因被任命为委员。

9月，林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国徽，并且和梁思成一起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为了跟上时代，林徽因剪短头发，别了两枚发卡，穿着一身白色的列宁装，像极了一个干练的女干部。准备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但是，令她没想到的是，大建设之前是大破坏。

有一次，国家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庆典活动。北京市的领导对梁思成说，中央一位大领导说过，将来从这里望出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梁思成听了大吃一惊，原本在他的构想中，北京就应该像罗马、雅典和巴黎那样成为全世界仰慕的文化名城。要是处处是烟囱，那不是成了一个工业城市了吗？

他回去告诉了林徽因，林徽因也表示不可思议。

于是梁思成就给周恩来写信，陈述自己的担忧。周恩来抽出时间见了他，听他说了两个小时之后，意味深长地念了一句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北京城的旧城格局看来是保不住了，梁思成、林徽因于是退了一步，想要保住北京的旧城墙。北京的旧城墙平均宽10米，全长40公里，外面是砖块，里面是混凝土，约有1100万吨，差不多12个景山那么大。这些城墙若是拆除，由28节18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83年才能运完废弃物。这是多么劳民伤财又不得好处的工程啊。完全可以把它留住，在城墙上面种上花草，摆上公园的长椅子，夏季可供十万人纳凉。

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却因此被打成“城墙派”。主张拆墙的人说，城墙是古代的军事防御工事，是皇帝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是封建社会的遗迹，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锁链”，必须拆除。

于是，城墙最终也没有保住。北京从此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若是城墙还在，按照梁思成的建议，上面种上花木，放着长凳，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座“城墙上的公园”。

看到城墙倒塌的瞬间，梁思成和林徽因不由得落下泪来，梁思成颤声道，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这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就病了，两人双双入院。梁思成是肺结核复发，林徽因也是肺病，整日咳的停不下来。两人的病房挨着，只需两分钟就可走过来，但是都躺在上面起不来。梁思成稍好一些，就过来看林徽因，但是林徽因气力不支，根本说不了几句话。大多数时候都是梁思成说以前的往事，林徽因在那儿听。

与此同时，全国建筑界开始了对梁思成的大批判运动，说他代表了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想。人们指责他的“大屋顶”风格建筑是铺张浪费，走形式主义。

梁思成知道后，毫无辩驳的能力。

1955年3月31日夜里，林徽因躺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病床上，她忽然用尽力气喊：“思成！思成！”闻声而来的护士问她有什么需要。

林徽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表示想见一见梁思成。

护士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吧。

林徽因没有再坚持，也没有等到这个“明天”。在4月1日凌晨的时候，她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51岁。

在不算长的51年生命历程里，她释放出了最美的光芒。

她的生命，就如她的诗一样，飘逸空灵，真挚热情。

4月2日，《北京日报》刊发了林徽因逝世的消息。治丧委员会由她的生前好友张奚若、周培源、金岳霖、钱伟长、钱端升等13人组成。4月3日，追悼会在北京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北京市市长彭真送了花圈，社会各界人士送去挽联。

在诸多挽联中，金岳霖和邓以蛰的挽联流传甚广：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