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邓希贤

1909年，邓先圣5岁，父亲邓绍昌将他送进了离家二里路的翰林院子私塾，接受启蒙教育。

翰林院子是邓小平先祖邓时敏的旧宅，坐西朝东，穿斗式木结构建筑，悬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是一个大而气派的四合院。整个院子共有大小房屋36间，由朝门、戏楼、厅堂和厢房组成，建筑十分精美，雕刻颇具特色。因邓时敏是前清翰林，所以人们尊称为翰林院子。邓时敏有子无孙，族中公议将翰林院子辟为义塾，用以招收邓族子弟教经读史，期望着为邓家培养出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以光宗耀祖。

在这里教书的私塾先生是一位老秀才。老先生看见邓先圣一张圆圆的脸，圆圆的鼻头，宽宽的额头，浓浓的眉毛，皮肤白晰，眼睛黑亮，文文静静，十分喜欢。可一听“邓先圣”这个名字，先生拉长了脸，摇着头说：

“不妥，不妥。孔老夫子才是圣人，小小孩童，怎么能称‘先圣’呢？大不恭也！”

邓绍昌也觉得有道理，就请老先生给孩子取个名字。

老先生想了想说：“就叫邓希贤吧，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贤德之人。”就这样，“邓希贤”这个名字用了18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在莫斯科读书，都用这个名字，家里长辈们就叫他“贤娃子”。直到1927年，邓希贤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派到武汉工作后，才改名为邓小平。

在翰林院子，邓希贤和他的舅舅——比他大两岁的淡以兴一起读书，主要修习三门功课：读书、习字和作文。两个孩子虽说是甥舅两辈人，可更像是志趣相投的小伙伴。一年多时间里，私塾老先生教他们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名贤集》，还读了《诗经》《礼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春秋》片段；习字和作文也打下了基础。

邓希贤非常聪明，又很用功。在私塾读书时，先生讲过的功课，他很快就能记住，课文背得非常流利，老先生很喜欢他。虽然他还不能完全理解那些课文中古老而深奥的道理，但他牢牢记住了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精华——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邓希贤的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先生教写毛笔字，先是描红，再是仿写。先生验看作业，看到写的好的字就在字上画个红色的圈，学生们把它叫做“鸡蛋”，邓希贤的毛笔字作业每次都得很多“鸡蛋”。一次回到家里，母亲看到儿子得这么多“鸡蛋”，非常高兴，就到厨房真的给他煮了一个鸡蛋吃，作为鼓励。

1910年（清宣统二年），协兴场开办了一所新式小学——北山小学堂。学堂设在协兴老街一个叫刘吉生的庄园的侧院里，邓绍昌就将儿子邓希贤和他的舅舅淡以兴一起送到北山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学校里有100多名学生，分甲、乙、丙、丁四个班，邓希贤分在丁班。这时开设的新课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等。国文老师邓俊德是一个不满封建礼教、思想激进、曾参与过一些维新变革活动的新派人物，他经常抛开书本，给学生讲一些社会历史故事，像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激励学生们不忘国难，奋发图强。这些启蒙教育对邓希贤影响很大，幼小的心灵里朦胧地种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

从牌坊村到北山小学堂有三里路，曲折蜿蜒，很不好走。可是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六岁的邓希贤天天坚持上学，每天走两个来回，从不误课。有一天下起了大雨，放学时间过了很久，浑身是泥的邓希贤才回到了家。

母亲一把拉过儿子，上下打量，心疼地说：“贤娃子，你这是怎么啦？”

邓希贤却毫不在意地说：“没什么，雨天，路太滑，摔了几跤。”“哪儿摔坏了吗？”母亲担心地问。

“没有，你放心！”说完，邓希贤就把淋湿的书本掏出来放到灶台上烤干。

第二天一早，雨还在不停地下，邓希贤收拾书包又要上学去，母亲拦住他说：“娃儿，下这么大雨，路不好走，今天就别去上学了。”

邓希贤听了，急忙说：“那可不行，我不能旷课。”

母亲拦不住，就掏出两个铜板塞给儿子说：“中午就别回家来吃饭了，随便买点吃的，省得路滑摔跟头。”

下午放学回来，邓希贤从书包里掏出了那两个铜板交给了母亲。

母亲忙问：“你怎么又拿回来了？”

邓希贤调皮地摸着肚子说：“我一点不饿，中午就没吃。”

母亲眼圈红了，她知道，儿子舍不得吃，是在为家里节省啊！

此后碰到下雨天，母亲就在家里煮好饭托人带到学校去给儿子吃。

邓绍昌在外面很是宽容和善，在家里却很严厉，对子女们的要求尤其严格，近乎苛刻。邓希贤在协兴小学堂读书时，在班上的学习成绩总是拔尖的，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有一次学业考试，因为连续几天生病没有能去上课，考试成绩列在第二名。邓绍昌闻得此事，非常生气，回家后将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直到邓希贤的祖母戴氏出来劝解才罢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