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被非洲兄弟抬进了联合国”

中国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真诚、无私地支持推动了中非建交，同时中非交往的扩大也有力推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随着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最终，我们“被非洲兄弟抬进了联合国”，中国外交格局也随之全面展开。

一、第二次建交高潮

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加深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中国与埃及外交关系的建立就是万隆会议作用的鲜明写照。从出席会议途经仰光的第一次会面，到会议期间的多次会晤，周恩来总理与埃及纳赛尔总统交流了两国的基本情况和对外政策，并就双边关系、亚非国家团结及其他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在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和交流，支持亚非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等问题上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5]万隆会议为中埃双方加深相互了解，化解分歧，凝聚共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开启了两国的建交之路。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率领的埃及政府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建立外交关系前的第一个协议——《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1956年5月，中国与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26]鉴于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支点国家，中埃关系的发展也间接地推动了非洲其他国家重新审视中国、发展对华关系。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利比里亚等多个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开展沟通和对话，增进了双方相互了解，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各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拓展。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希望同亚非独立国家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认同，中国也由此开启了第二次建交高潮。1958年11月，中国与摩洛哥建交，12月与阿尔及利亚建交。1959年，中国分别与苏丹和几内亚建交，其中几内亚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960年，中国与加纳、马里、索马里三国建交。1961年，中国与刚果（金）建交。1962年，中国与乌干达建交。1963年，中国分别与肯尼亚和布隆迪两国建交。1964年，中国分别与突尼斯、刚果（布）、坦桑尼亚、中非、赞比亚和贝宁六国建交。1965年，中国与毛里塔尼亚建交。中国外交事业由此打开了新的局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中非友好关系在领导人互访和经济技术合作中得到进一步深化。1960年9月，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应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邀请，率几内亚国家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非洲国家元首首次访问中国。此后，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包括加纳总统恩格鲁玛、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乌干达总统奥博特、索马里总统欧斯曼、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等。此外，还有很多副总统、政府首脑和议长等高官率团访华。为了“寻求友谊、增进了解、互相学习”，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先后应邀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十个非洲国家，取得了良好成果，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中国还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布）、坦桑尼亚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同十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财政援助协定、文化合作协定、海运协定、邮政和电信协定、广播合作协定等一系列协定。[27]这些政治经济往来大大加深了双边政治互信，促进了经济互通，深化了中非合作关系。

这一时期的中非建交对双方来讲都具有特殊意义。从当代人类交往史角度看，中非关系之独特，在于这一关系创建伊始就是作为中非双方追求现代复兴事业的一部分而出现的。[28]对于非洲国家来说，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通过提供物资援助、现汇援助、技术援助以及成套项目等方式支持非洲国家的自立自强，有力推动了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一直是欧洲的后院和后花园，是欧洲的度假和狩猎圣地，也是欧洲显示优越感的地方。尽管非洲国家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他们未能完全摆脱“欧洲版门罗主义”情结的支配和影响。因此，与中国建交可以帮助非洲主动“偏离”西方预设的框架。正如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所言：“当代非洲小国林立，国弱民穷，无一国为西方所重，非洲唯有结为体，用一个声音说话才有力量，但非洲仅有内部之团结尚不够，非洲还需与中国这样平等待我之国家建立互助关系，才能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29]加纳的一位外交部长也说：“非洲国家领导人很赞赏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因为中国的经援优惠，没有附加条件，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有利于受援国的民族独立。这些对非洲国家是最重要的。”[30]对于中国来说，非洲对中国这样一位伟大而真诚的朋友，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非洲成为中国最可靠的盟友和后盾。[31]

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所谓的“中国国民政府”已经丧失了合法性，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因此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然而，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搁置。1950—1960年，美国对于有关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采取了“暂不讨论”态度。1961年在第十六届联大上，美国授意新西兰、日本等国代表向联合国提出中国代表权是“重要问题”，必须经过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这样美国就可以通过控制三分之一少数票来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

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应有的合法权利，对美国的阻挠行径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中国的立场是：第一，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权益是早已解决、不容置疑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理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第二，中国主张维护并要求联合国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无理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就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不承担责任，不受其约束。第三，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通过发布正式声明、指派联合国机构代表、致函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等多种方式争取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此期间，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及利亚等正义的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也给予中国坚定支持。中国在为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斗争的同时，也致力于恢复在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和权利，但都因为美国的无理阻挠而未能成功。[32]

随着亚非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联合国以及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不断升温，中国在联合国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联合国投票的形势逐渐发生转变。1965年11月，联大表决阿尔巴尼亚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提案时，赞成与反对票数相等。1970年第25届联大，针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也获得了多数票支持。但是，这两次投票都因未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而被否决。虽然仍未能取得成功，但可以看出支持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美国及其盟友的阻挠越来越弱。

非洲国家大力支持中国彻底改变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针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的投票局面。尽管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国从18个增加到23个，然而在讨论过程中，美国和日本又炮制了一个“两个中国”的提案，也称“双重代表权”提案，即由中国在联合国享有安理会席位，而联合国大会席位则继续归台湾当局，但遭到联大否决。随后，针对23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提案，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国家，58张来自第三世界国家。非洲发展中国家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重大国际问题上给予了中国重要的支持。这份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大突破。[33]

非洲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益问题上的有力支持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赞赏，从而奠定了中非传统友谊历久弥新的基础。毛泽东主席在获悉联大投票结果后曾生动形象地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一个“抬”字极其传神地表达了非洲朋友对中国的热情、真诚、欢迎之意。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对非洲朋友的感激之情。这句话深获非洲国家赞赏，长期以来成为反映中非友谊的经典名言，也成了中国人民不忘非洲国家帮助的座右铭。[34]

在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中国开始逐步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政治与安全、经济与发展、社会、人权、教科文等外交活动，为推动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开始向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为代表的政府间组织派出代表，包括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以及国际电讯联盟等。到了1978年，中国在联合国绝大多数专门机构的席位都得到恢复。[35]中国以联合国为中心参与各项国际事务，并在重要问题上代表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发出声音、表达立场，给联合国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重返联合国是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国际事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加入使得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戏剧化的翻转，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开始为争取自身的发展权益集体发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36]例如，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6届特别大会，讨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毛泽东主席对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说，要到联合国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要为受到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第三世界摇旗呐喊。[37]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美苏霸权地位，推动了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推动了国际秩序向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三、第三次建交高潮

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迎来第三次建交高潮。1971至1978年底共有5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近一半是非洲国家。1971年，中国分别与尼日利亚、喀麦隆、塞拉利昂、卢旺达、塞内加尔五国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中国分别与毛里求斯、多哥、马达加斯加、乍得等四国建立外交关系。197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中国分别与加蓬、尼日尔、冈比亚等三国建立外交关系。1975年，中国分别与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科摩罗建立外交关系。1976年，中国分别与佛得角和塞舌尔建交。1977年，中国与利比里亚正式建交。[38]中国的朋友圈、伙伴国进一步扩大。至1979年已经有44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

20世纪70年代，中非关系进入了空前大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对非政策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联合进行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援助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39]而这三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又有了进一步推进。在与中国商谈建交的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提供援助，如非洲国家希望中国派出技术人员帮助指导。为满足非洲国家的需求，1971—1974年，中国先后向塞拉利昂、卢旺达、加纳、多哥、贝宁、扎伊尔[现刚果（金）]、塞内加尔、乍得、上沃尔特（现布基纳法索）、加蓬、马达加斯加、尼日尔共计12个国家派出600多名农业技术人员[40]。1971—1978年，成套项目援助支出比前16年（1955—1970年）的总和增加109%,[41]随着坦赞铁路等大型成套项目进入全面建设时期，援助支出急剧增加。为援建坦赞铁路，中国政府向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提供无息贷款9.8837亿元人民币，坦赞铁路实际造价超过贷款金额1.06亿元人民币，[42]超出部分由中国政府承担。

接下来的20多年来，来自40多个非洲国家的1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210多位部长级以上官员到中国访问300余次。中国也有多位国家领导人、10多位部长级以上官员访问了非洲40多个国家。同时，双方还派出了大量的经贸、体育、教育、军事代表团互访。[43]中非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友好往来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

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实现了改善。20世纪70年代除了中日和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外，中国与西欧发达国家的关系也有了极大改善。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联邦德国、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先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中英、中荷外交关系也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44]其中，中国与葡萄牙的建交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葡萄牙占据中国领土澳门数百年，并进行了殖民统治。到了1974年，新上台的葡萄牙政府宣布放弃殖民主义，公开承认澳门主权属于中国。1975年，葡萄牙与台湾当局断交。1976年，葡萄牙总统恩尼斯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中葡建交与澳门问题进行了交谈。经过两年多的洽商， 1979年2月，中葡双方在澳门地位问题上达成秘密协议。2月8日，葡萄牙与中国在巴黎正式交换《建交公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葡萄牙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澳门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澳门回归中国以前，葡萄牙政府保证严格尊重住在澳门的中国居民的权利。到了1999年，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正式回归祖国。中葡建交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事件，也是世界非殖民化斗争的重要里程碑，它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

20世纪70年代，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不仅加强了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团结，而且也带动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与非洲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经历过外来的侵略与殖民。在历史情感上感同身受，在现实利益上有共同的诉求。在各自取得民族独立地位之后，合作共赢就成为大势所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他不发达国家真诚相待，倾心援助；而非洲国家也报之以李，在国际舞台上给中国重要的支持。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得中国外交进一步打开局面，可以与更多国家一道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关系的公正化和民主化。也基于此，中非双边关系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际交往中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专栏1——台金元外交已是穷途末路

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24日突然宣布与台湾“断交”。此次“断交”可以看出台湾“金元外交”的局限性，而这也必然导致其走向穷途末路。

首先，与经贸脱钩的援助难以推动项目可持续。台湾对外援助目标极为单一，旨在保持“邦交联盟”，而发展经贸联系并不是其对外援助要实现的目标。2006年，台湾向布基纳法索投入390万美元与德国开展三方合作，以布盛产的红高粱为原料，实验生产医用酒精。该技术于2009年实验成功，而在建厂进行批量生产阶段却戛然而止。可见，不发挥援助的杠杆作用、不动员商业资金的参与，就无法以市场活力盘活援助项目、推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导致援助项目成为“孤岛”。

其次，与经贸脱钩的援助无法夯实双边基础。这种与经贸脱钩的援助模式将台湾与“邦交国”的关系局限为典型的自上而下决策行为，无法动员民间资本的参与。2015年，台布贸易额仅为1300万美元，而同期大陆与布贸易额则达到3.95亿美元。台湾仅有30家小企业在布从事商业活动，而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600多家大陆企业则正在积极开展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创造了当地的“就业奇迹”。这导致台湾与布方的所谓“邦交关系”一直遭到布国内的反对。一些“邦交国”貌似台湾“铁杆”，但买来的“友谊”的基础也必然薄弱。

最后，与台湾对外援助模式不同，大陆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对外贸易三者之间关系密不可分。从外在形式上看，中国的海外形象本身就涵盖援助、投资和贸易三个方面，外界对此的评价也是一致的；从内在功能上看，投资、贸易与援助同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三者逻辑相同、本应互相援引和调动。今年4月，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挂牌，标志着中国对非援助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未来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将更加聚焦“外援—外资—外贸”三者的有机结合，整合发展筹资资源、扩大发展成果的辐射，助推非洲的减贫和治理现代化进程，为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

如今，台湾只剩下18个“邦交国”，谁会是下一个与台“断交国”还不得而知，但台湾“金元外交”越走越窄则是必然的趋势。

（载《环球时报》2018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