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巴黎—贝尔格莱德—尼斯
1921年12月6日
1921年12月初，巴黎格外寒冷。连续一个月的温度都在零度以下，5日和6日夜里，气温甚至跌至零下6℃。清晨，巴黎报刊刊登消息，说有三个人因低温冻死在街头。天气预报预测，白天寒冷，有雾，伴有零星小雪。
由于寒流笼罩法国，有关部门不得不采取严格的能源限用措施：从这一天开始，巴黎市政府禁止商店在18点30分前打开店铺门口和楼宇的照明装置。法国上上下下忧心忡忡，生怕取暖用的煤炭和木柴无法及时供应。
法兰西刚刚走出战争的阴霾，后来描述的“疯狂年代”也仅是开端。“疯狂”这个形容词并不能反映战后法国人陷入的真实困境：面包价格创历史最高，飙升至90生丁[1]，其他物价也一样猛涨，生活条件异常艰苦。4月份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法国居民人口已超过3900万，包含最终回到法兰西怀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人。战争留下的伤口尚未愈合：德国提出延期偿还战争赔款。消息在报刊上发表之后，大众义愤填膺。法国后来的命运由两个极左人物主宰：一个是国家首脑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另一个是几周后就要上任的欧洲议会主席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他前一天刚从华盛顿参加裁军谈判归来。12月6日上午，根据当天的会议安排，总理先是在部长会议上就此问题发表演讲，随后在参议院参加法国外交政策辩论。在国际上，二十年代初期，“爱尔兰事件”引发的关注已持续了一段时间。报刊6日宣布，英王陛下政府与新芬党（为独立而战的爱尔兰共和党）签订了《英爱条约》，爱尔兰自由共和国成立。几天后，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爱因斯坦，文学奖授予了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921年12月6日天还没亮，巴黎报刊新闻捷足先登。报刊头条刊登的都是德国纪尧姆二世皇帝将再婚的消息。在新闻报的戏剧专栏，读者看到的是特里斯坦·伯纳德（Tristan Bernard）先生将在马里尼剧院出演新剧。实际上，对于不缺钱的人来说，巴黎可供消遣的地方比比皆是：《费加罗报》刊登消息，玛德琳娜·雷诺（Madeleine Renaud）将在法兰西剧院出演莫里哀的《爱情的怨气》；莫里斯·谢瓦利埃（Maurice Chevalier）因在巴黎布菲剧院（Bouffes Parisiens）的演出而“大获成功”。《巴黎之光》则特别推荐读者重看由密斯丹格苔（Mistinguett）领衔主演的《巴黎卡西欧》。
偌大的巴黎城正在苏醒；马车驶入拉法耶特大街，朝北站疾驰而去。
蒙西洛·托多·塞莱斯科维奇（Momčilo Todor Selesković）住在离蒙托隆街区花园（Square Montholon）不远的阿方斯·布丹（Alphonse Baudin）[2]街32号，他刚刚醒来。他的夫人朱丽叶·卡朗是法国人，他们和儿子住在这里。今天清晨，年轻的塞尔维亚大学教师急切期盼的并不是报刊上的这些消息。圣·文森特-德-保罗教堂（Saint-Vincent de Paul）的钟声刚刚敲过五下时，他年轻的夫人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小孩子诞生于1921年12月6日黎明时分，家人便给她起名叫尼古拉·达尼卡[3]。
1922年
新年刚过，法国经历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下台和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复任总理。战争部部长名叫安德烈·马奇诺（André Maginot），正是他在二十年代末提出修建东部防线，著名的“马奇诺防线”至今仍家喻户晓。
1921年法国被拖入了漫长的审判中，杀人狂亨利·兰杜（Henri Landru）最终因凶杀案成立，于2月25日在凡尔赛监狱被送上断头台。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1月离世，享年51岁。法国文学界举行了悼念活动。
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一年法国之外发生的事情：墨索里尼进军意大利罗马之后登台，土耳其的新主人上台，名叫穆斯塔法·基马尔（Mustapha Kemal），就是阿塔图尔克（Atatürk）。
塞莱斯科维奇夫妇结婚后一直住在阿方斯·布丹街卡朗夫人家，就是朱丽叶的母亲家。尽管蒙西洛有德语专业的大学毕业文凭，而且于1919年在索邦大学还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他们随后还是离开巴黎回到了南斯拉夫，因为蒙西洛是外国人，不能在法国教书。为了家庭，为了养活1920年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尤金·佐兰（Eugène Zoran），蒙西洛·塞莱斯科维奇别无选择，只能回老家。1920年起他就开始投简历，希望能到贝尔格莱德大学任教。他到教育部去请求通融，结果喜忧参半，他被任命为德语教师，但不是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而是在贝尔格莱德的第三男子中学。
朱丽叶是在第二个孩子降生之前才回到巴黎的，蒙西洛是1921年12月回到巴黎与她团聚的，一直到1922年初。他们商定好，朱丽叶一旦能带着孩子旅行，就去南斯拉夫找他。实际上，朱丽叶不喜欢贝尔格莱德，所以迟迟没有离开巴黎……阿方斯·布丹街的生活很平静：闲暇之余她拍了很多照片，照片上的朱丽叶年轻漂亮，风度翩翩，穿着时尚。她在圣·文森特-德-保罗教堂或蒙托隆街区花园附近带着两个孩子散步，有时一个人，有时有母亲陪伴：老大在沙堆上玩，她给儿子起的乳名叫“小布兜”（le petit Boudou）；小女儿很乖，在儿童篷车里甜甜地安睡。转眼到了1921年的夏天，他们全家一起来到斯洛文尼亚，在阿尔卑斯山脚下久负盛名的布莱德温泉城度假，住在闻名遐迩的阿尔卑斯湖畔的贝尔格莱德酒店。蒙西洛战争期间受过伤，一条腿总是隐隐作痛，他借度假的机会在温泉城水疗中心接受治疗。大人孩子似乎都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散步、游泳、懒洋洋地躺在宾馆花园中沐浴阳光，这里是南斯拉夫有钱人最钟爱的度假胜地。
先讲一下小达尼卡跟父母生活的几年中的政治局势变化：蒙西洛·塞莱斯科维奇1915年底离开当时的南斯拉夫来到法国，后来南斯拉夫更名，原因是1918年曾经与轴心国一起战斗的塞尔维亚王国被取代，变成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国家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1921年，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去世，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Alexandre Karadjordjević）[4]摄政。1921年6月28日，新君主颁布新法令，在贝尔格莱德王国施行高度集权制。但宪法明确规定，三个民族完全平等：大家的共识是，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都是斯拉夫祖先的后裔，只因历史演变而分崩离析，但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后来我们看到的是，由于1929年维多夫丹宪法被国王叫停，一个又一个事件在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发生，大众的担忧日益加重。
父亲的家族
先讲一讲达尼卡·塞莱斯科维奇父亲的家族史，这样可以将其生活还原到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大背景中，更广义地讲就是其父族与所属祖国的历史关系。十六世纪后，塞尔维亚人聚集的村庄在奥匈帝国大地上随处可见。达尼卡生前做过家谱研究。她的家世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十八世纪的1731年。第一代祖先叫朱利叶斯·塞莱斯科维茨（Julius Seleskowitz），在罗劳教会任职。十九世纪中叶塞尔维亚反抗哈布斯堡人的第二次起义之后，朱利叶斯的后裔弗朗兹·塞莱斯克维茨（1823-1888）移民来到塞尔维亚，他是布拉迪斯拉发人、木匠。他在贝尔格莱德做手工艺，后娶维尔赫米娜·赫尔曼（Vilhelmina Hermann,1825-1890）为妻，她的母亲索菲出生在萨克森州的莱比锡，1830年定居贝尔格莱德，并在那里开了一家远近闻名的咖啡馆，坐落在市中心的布兰科娃大街，取名叫“黑公鸡”。这对夫妇育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叫托多，就是达尼卡的祖父。
祖父托多·塞莱斯科维奇（Todor Selesković）
托多（托萨，Toša）1856年4月10日出生在贝尔格莱德，1872年中学毕业，是塞尔维亚当时最著名的工程师。舅舅特奥多·赫尔曼（Teodor Hermann）在贝尔格莱德是杰出公民和富人。于是，托多受舅舅资助到德国学习，先是在萨克森州的弗兰肯伯格技术学校，后到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就读，并于1879年获得土木工程专业文凭。由于他很优秀，他的老师，也就是蒸汽机制造者、著名的赫兹教授请他做了自己的助教。1881年他回到塞尔维亚，直到1892年，他一直在克拉古耶瓦茨兵工厂做工程师。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塞尔维亚第一台汽轮机的制造者。1887年，他娶司马·弗拉西奇的女儿维多萨瓦·弗拉西奇（维达，1871-1944）为妻。托多和维达有四个孩子：蒙西洛·托多（1890-1950）、女儿小达尼卡（幼年早逝）、萨瓦（1893-1941）和热万卡（1897-1964）。
托多是塞尔维亚1890年成立的工程师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任该协会主席，这位机床工程设计师是塞尔维亚机床工业发展的核心人物。1889年巴黎世博会期间，塞莱斯科维奇设计的机床获得了多个奖牌，这位设计师也因此在国际上得到认可。1892年，塞莱斯科维奇还被任命为贝尔格莱德自来水公司总裁，首都贝尔格莱德也因他而拥有了自己的供水系统。1895年开始，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机械技术，他有教育家的天资，博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爱戴。作为议员，他在国会的演讲议题都与国家工业的促进与发展相关。克拉古耶瓦茨大街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1901年1月，由于年龄原因，他到克拉古耶瓦茨接受过一次手术，手术本身很成功，但几天后，他却死于败血症。托多英年早逝，离开时只有45岁。去世前，他让夫人维达承诺把孩子们送到德国继续学习。1901年，30岁的维达与一个叫克维科·雅科夫列维奇的人再婚，生了两个孩子，拉迪沃奇（拉吉科）和达尼卡（达娜）。
达尼卡对父亲始终充满无限的爱和敬仰。这种爱源于父亲的人格魅力和不平凡的一生。蒙西洛·托多于1890年4月17日[5]诞生在塞尔维亚的克拉古耶瓦茨，同其父一样在德国接受教育。下面是他的经历。
根据父亲的遗愿，1901年，11岁的托多不得不离开贝尔格莱德，离开自己的亲人，前往斯图加特继续中学学习，他很伤心。他后来对女儿说，那是撕心裂肺的时刻。1911年他中学毕业，进入慕尼黑文学院学习德国哲学、语言和文学。1913年弟弟萨瓦也来到德国，就读于首都巴伐利亚音乐学院。萨瓦后来成为钢琴家和作曲家。那时候，慕尼黑是诸多思想、艺术和文学运动的中心，画家康定斯基、蒙克，还有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都在此留下了极深的印迹。蒙西洛对这些非常感兴趣，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均有体现。在慕尼黑他与另一位塞尔维亚大学生德拉古丁·苏波蒂卡（Dragutin Subotić）结下友谊。1914年文学专业毕业后他注册了博士学位，后因战争爆发而终止。奥匈政府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蒙西洛·塞莱斯科维奇在弟弟萨瓦和德拉古丁·苏波蒂卡的陪同下从德国回到家乡做志愿兵。
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开战后占领了塞尔维亚首都，十五个月的顽强抵抗后贝尔格莱德沦陷。塞尔维亚军队溃败，撤退到首都东南部的尼什，国王和政府先前已经撤退至此。整个冬天，塞尔维亚政府、皇室家族和军队隐忍痛苦，经过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不断后撤。从那时开始，他们希望到达亚得里亚海海岸，寻求盟军的救援。到达阿尔巴尼亚斯库台港口后，塞尔维亚政府和大部分军队却被法国人驱赶到克基拉市。一战中，塞尔维亚40%的军队和近四分之一的人丧生，很多人死于这次令人恐惧的大迁移。蒙西洛·塞莱斯科维奇是幸存者，但一条腿受了伤，后遗症伴随了终生。1915年，他在葛鲁莫夫日记中详细描述了那段悲壮的时刻（未出版）。
蒙西洛·塞莱斯科维奇和他的朋友维利科·斯塔诺耶维奇（Veljko Stanojević），古塔·苏沃蒂（Guta Subotić）和杜桑·扬科维奇（Dusan Janković）先被遣送到巴里亚斯库意大利军舰上，随后又被转运到法国卢昂盟军所在地。1916年他在巴黎退伍。在法国首都，塞莱斯科维奇和他的难友住在了当时被临时改造而成的战地医院，即闻名遐迩的舞厅瓦格拉姆大厅，巴黎人消遣娱乐的地方。塞尔维亚英雄战士与盟军共同英勇作战的消息瞬间在巴黎传开。他们的命运牵动着巴黎人的心，尤其是巴黎女郎，她们蜂拥而至，到瓦格拉姆大厅向英雄致敬。18岁的朱丽叶·卡朗是位浪漫的姑娘，还有她的朋友柯莱特，她们都是护士志愿者，在那里照顾战斗英雄。柯莱特很快爱上了杜桑·扬科维奇，并嫁给了他。朱丽叶·卡朗则很快遇到了漂亮小伙蒙西洛，该发生的事便发生了：他们彼此相爱，三年后命运交织，于1919年4月27日在巴黎第五区市政府完婚。他们的儿子尤金·佐兰在1920年6月23日出生了。
1916年刚到巴黎时，塞莱斯科维奇别无他求，有栖身之处，有食物入口足矣。但过了一些天后，赋闲在家开始给他带来压力：没钱花（没烟抽！），于是他开始找工作，后来跟一个朋友在卢昂一家仓库打日工。结果是他从无所事事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工作时间从早七点到晚七点！很显然，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塞莱斯科维奇来说，这样的工作和他的理想可谓南辕北辙。这时他产生了另一个想法，但内心又觉得幼稚可笑：写信给在索邦大学任职的德国语言文学知名教授亨利·利希滕贝格（Henri Lichtenberger），自荐到索邦大学教授德语（在一战刚刚结束不久时提出类似请求，可谓自不量力……）。利希滕贝格教授还是雇用了他，但不是教授德语，而是做他的科研秘书和助理，从事德国公众舆论状况研究。正是这份工作激发了他的研究热情，并在利希滕贝格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6]，题目是：《当代德国舆论中的塞尔维亚》。他把题词献给了母亲维多萨瓦：“献给我的母亲。三年中饱受奥地利侵略的母亲。”论文答辩于1919年4月29日在索邦大学完成，即与朱丽叶完婚后两天。
塞莱斯科维奇在做研究的同时，还和苏波蒂卡一起于1918年创办了哲学杂志《思想》。苏波蒂卡当时是讲师，后成为牛津大学教授。《思想》杂志是一个自由平台，接受当时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思想，思考讨论那个年代的社会问题。在众多的杂志合作者中，有很多国际前沿知名知识分子：查尔斯·安德勒[7]（Charles Andler）、亨利·利希滕贝格[8]、路易·莱格（Louis Leger）[9]、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亚瑟·埃文爵士（Sir Arthur Evan，他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发现了米诺斯文明遗迹）、地理学家乔万·奇维奇（Jovan Cvijić）和南斯拉夫著名雕刻家伊万·梅斯特罗维奇（Ivan Mestrovic，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巴黎完成的）。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前，塞莱斯科维奇与巴黎知识界和文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
返回塞尔维亚
前面我们一直在讲述达尼卡父亲的祖先，现在来讲塞莱斯科维奇一家在塞尔维亚的生活。到达塞尔维亚后，他们在阿瓦尔斯卡（Avalska）大街的一套住房内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们又见到了蒙西洛的画家朋友斯塔诺耶维奇和夫人苏珊娜·雅克（Suzanne Jacquot），这对夫妇先于他们回到南斯拉夫首都，但回来时间也不长，住在同一楼层。两家人走得很近，两位夫人更是形影不离。斯塔诺耶维奇1922年完成的一幅油画足以证明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画上的朱丽叶坐着，怀里抱着小宝贝达尼卡，小尤金在妈妈身边，他在地上玩耍；她旁边是正在缝补衣服的苏珊娜。这幅洋溢着安详和平静的油画一直悬挂在尤金·塞莱斯科维奇在乌耶（Houilles）的家中。
塞莱斯科维奇先是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所中学工作，后到马其顿斯科普里新成立的大学任教，成为德国文学教授，这里当时还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到这里任教并非升职，当时还有另一个位置备选，工作地点在达尔马提亚海岸前拉古萨的杜布罗夫尼克城。塞莱斯科维奇是右翼民主共和党人，这样的背景也没能给他的候选人资格增加分量，此事便被搁置。对朱丽叶而言，她对贝尔格莱德的生活极不适应，斯科普里是东部小镇，环境很脏，她认为这是流亡生活，难以忍受。再加上蒙西洛·塞莱斯科维奇全身心投入工作和研究中，整天见不到人影。朱丽叶独自与孩子们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这让她十分怀念法国和家人。丈夫的这个国家实在令人费解，她无所适从，因为她既不懂当地语言，也不了解当地风俗。日复一日，她便患上了抑郁症。1925年，她离开丈夫，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巴黎母亲家。
蒙西洛·塞莱斯科维奇还是希望夫人和孩子们能回到自己身边，因此投简历到杜布罗夫尼克的军事科学院应聘德国文学教职岗，他最终也得到了这个职位。1926年2月初，他拍了一封电报给夫人，说会很快到达巴黎，但2月8日惨剧就发生了：朱丽叶·塞莱斯科维奇服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当时是多么失望啊，远离丈夫让她痛苦不已，但亲戚却传言，说她已怀有身孕。丈夫在异国他乡，他的女人怎么能怀孕？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丑闻，这到底是真还是假？真相永远都无法得知。七十五年后，儿子尤金回忆起当天发生的悲剧[10]：小男孩睡醒后跑去妈妈房间吻她。他发现妈妈瘫在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他清楚地记得随之而来的混乱场面，大人们进来后将他带到远离妈妈房间的一个地方。朱丽叶去世时还不到28岁，达尼卡还不满4岁，对妈妈的记忆几乎为零，因此对家里发生的这一惨剧没有太多印象。达尼卡从不提母亲，她把爱都给了姥姥，她也深深感受到姥姥对她的爱。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描述。
法国家庭
玛丽·伊丽莎白·阿里克斯，姓普朗克，也叫卡朗，达尼卡和哥哥尤金用“Baba”称呼姥姥。实际上姥姥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接手照料失去母亲的孤儿时她已经53岁了，但她拥有用之不竭的教育才华，这种才华体现在各个方面。她是瓦朗谢讷人，嫁给了尤金·卡朗。卡朗的父亲是大资产阶级，矿业工程师，是不同凡响的人物。年轻夫妇把家安顿在土伦，1898年2月19日女儿朱丽叶出生。卡朗很特别，高音尖嗓。据传，就凭他那副引以为豪的嗓子，完全可以在各种场合登台放歌。梦想与日俱增，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到土伦歌剧院舞台演出。只可惜天资略浅，梦想终归只是梦想。他一生都在殖民国家做行政管理工作，他的探险癖好世人皆知。他曾被派往印度支那，他在那里如鱼得水，为国家服务。从殖民地回国后，他又受不同企业的派遣前往拉丁美洲，在那里经历了无数次的发财和破产。他总说，他的独生女儿将是法国最富有的人。他非常爱国，1914年战争爆发后就到部队做了志愿兵。他似乎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战死沙场，但1916年，他死在了法国埃纳省的贵妇小径（Le Chemin des Dames）战役中。可惜的是，走之前他没有做任何考虑和安排，留下的只有断了经济来源的夫人和女儿。不知何故卡朗家拒绝给尤金寡妇和她十八岁的女儿提供帮助。精神上的无助且不谈，在物质上没有任何接济的情况下，布兰奇便在阿方斯·布丹大街自己的住所内开了一间作坊，雇了一个女工，开始制作当时非常走俏的镶嵌珍珠的刺绣晚宴包。这份工作的收入基本能满足她和女儿的需求，但也引起了与卡朗家族的纷争，因为家族人认为做这种低档包包有失家族脸面，最后彻底隔断了她与卡朗家的关系。在丈夫生前的好友、他们的证婚人、法国前总统埃米尔·卢贝特（Emile Loubert）的帮助下，她获得了烟草铺的专卖权，这样她退休后才能有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
蒙西洛·塞莱斯科维奇因为夫人的绝望之举变为鳏夫，他没有能力独自在杜布罗夫尼克城照顾两个孩子，于是决定把孩子们留在法国的姥姥家。
1926年法国的政治形势：“法郎坚挺”捍卫者普恩加莱回到法国政治舞台、作家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被任命为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他的德国同事施特雷泽曼（Stresemann）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德国进入国际联盟。12月6日，达尼卡五岁那天，著名画家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逝世[11]。“疯狂年代”继续……巴黎报刊有一篇关于“前卫派”的文章，作者是法国本杰明电影摄影师新秀，名叫雷内·克莱尔（René Clair）。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的《黑人杂志》在香榭丽舍剧院引发了公愤，这种情绪自上一年年底开始持续发酵，当时正统派批判其为“自古未曾有过的对法国品味最大胆的亵渎”。昂热的大主教们沆瀣一气，谴责网眼筒袜，告诫法国人必须针锋相对，阻止在任何舞蹈中穿这种袜子。
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次年在尼斯死于车祸；萨科（Sacco）和万泽蒂（Vanzetti）事件上了头条新闻；法国飞行员农格塞尔（Nungessert）和科里（Coli）沉入大海仅仅几个星期后，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又驾驶飞机跨越了大西洋。
1928年年初，姥姥布兰奇从巴黎来到尼斯，带着两个孩子在兰巴蒂（Rainbaldi）大街安顿下来。她的退休金在外省生活应该更宽裕些。塞莱斯科维奇兄妹可以在地中海蓝色海岸边的尼斯中学读书，社区学校和家里的生活恬静无忧。在姥姥家的孩童时代是幸福的。姥姥给孩子们读书，如连环画《博学的科苏努斯》（Savant Cosinus），小达尼卡把“Savant”听成了“Savon”（肥皂），她非常吃惊，怎么用这么俗的产品名字命名一个冒险故事……周四和周日放学后，“Baba”还会带着外孙子和外孙女穿过尼斯漂亮的街区到海边漫步。
1928年的重要事件是签订凯洛格-白里安公约（Pacte Briand-Kellog）（也称《非战公约》），宣告战争“非法”……在德国选举中，以希特勒为党首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失败。巴黎和纽约的第一次电话连线是在3月29日。同1921年一样，莫里斯·谢瓦利埃在巴黎卡西欧大获全胜。香榭丽舍大道的巴黎丽都夜总会揭幕，巴黎人兴高采烈，在剧院音乐大厅的内池可以看到油画《威尼斯之夜》。也是在这一年，高蒙（Gaumont）公司成功完成有声电影的放映。
以上是法国报刊和《巴黎掠影》的部分内容，虽然只是一带而过，但也反映了二十年代的大背景，这些与塞莱斯科维奇兄妹在尼斯的恬静生活迥乎不同。
大家对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和经济大萧条至今难以忘却。在美国，大萧条似乎一直在持续：据统计，失业人口在200万至700万之间。纽约街头等待救济汤的排队人群见头不见尾，美国报刊还说国家出现了自杀潮。在尼斯，“Baba”有时会带着孩子们去参观正在出售的豪华别墅，这些别墅的主人都因股市大跌而破产。当然，他们去不是为了购买，而是为了欣赏华丽花园中的漂亮住宅，因为姥姥没有钱买别墅。
那年，克莱蒙梭（Clemenceau）和福煦元帅（Maréchal Foch）逝世，法国举国上下哀悼。普恩加莱辞职后，阿里斯蒂德·白里安重新当选部长会议主席，他在日内瓦国际联盟主席台上阐述了自己野心勃勃的计划：建立欧洲国家联盟。当时英国报刊对此表现出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但在另一个专栏上，那个叫丘吉尔的人显得更为高瞻远瞩，他支持白里安的想法，而且在后来几年将其变成了自己的主张。总体讲，对于法国和全世界而言，这是多事之秋。小达尼卡是从周围人那里还是从电台里听到这些的，我们不得而知……
从1928年秋天开始，达尼卡父亲所在国家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直到1929年1月亚历山大一世国王政变结束。国王解散了国会，废除了宪法，禁止政党活动，给当时的体制上了紧箍咒。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存活下来。然而，面对贝尔格莱德的统治，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的反应十分强烈。
这种形势让蒙西洛·塞莱斯科维奇忧心如焚，因为这对他个人的事情和职业生涯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亚历山大国王的“政变”与塞莱斯科维奇决定出走之间肯定是有关联的。他到处找工作，最终获得了德国名校柏林威廉大学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助教的位置，后来晋升为教授。
1929年，就在准备出发去柏林的时候，蒙西洛·塞莱斯科维奇得知了一个改变他后来生活的消息：苏珊娜·雅克与丈夫多年分居，丈夫再婚。苏珊娜开始接近蒙西洛，这让他萌生了将孩子接回自己身边的想法。苏珊娜陪蒙西洛来到柏林，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双方同意不再生孩子，但要雇一个女佣人，这样蒙西洛可以把佐兰和达尼卡接回家。1931年两个孩子在开学时终于与父亲团聚了。
达尼卡于1930年在尼斯东正教堂接受洗礼。临时住在柏林的蒙西洛·塞莱斯科维奇之所以希望在尼斯给孩子们完成洗礼，并非出于宗教信仰，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法国出生的两个孩子能有塞尔维亚身份，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和两个孩子回到南斯拉夫生活。当时佐兰已经十岁，达尼卡八岁半，然而东正教应该是成人后才接受洗礼的。那天的洗礼与礼拜在一起进行，领圣体者按顺序到主持弥撒的神甫前把用勺子装的两种圣体放进嘴里。多说一句，蒙西洛特别关注孩子的健康，由于担心他们会感染病菌，他把孩子们推到最前面第一批接受洗礼。
时间来到1931年。孩子们要离开“Baba”和蓝色海岸了，与父亲多年分离后他们终于可以相聚了。从那时开始，等待他们的是新的意外。
[1].生丁是法国货币，面额分为1、2、5、10、20生丁和1/2、1、2、5法郎。
[2].现在的街名是Pierre Sémard。
[3].Danica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指“晨星”。最后的“…ća”应发摩擦音“嚓”。
[4].1934年他到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遭到追随乌斯塔奇组织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刺杀，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杜也在刺杀中身亡。
[5].达尼卡·塞莱斯科维奇2001年4月17日去世。
[6].当时外国人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被称为“大学博士论文”。
[7].查尔斯·安德勒，巴黎高等师范大学毕业，日耳曼问题专家，德语教授，出版了关于尼采的重要专著《尼采的一生与思想》（Nietzscbe, sa vie et sa pensée，没有查到中文版，译者注）。让·吉拉杜（Jean Giraudou）了解德国也得益于他。
[8].亨利·利希滕贝格，伟大的日耳曼问题专家，歌德著作译者，出版专著《当代德国》。
[9].路易·莱格，斯拉夫语著名专家，法兰西学院教授。
[10].尤金·塞莱斯科维奇与作者进行了交谈，地点在巴黎乌耶（Houilles），时间是2001年夏天。
[11].莫奈逝世时间为1926年12月5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