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斗争实践中磨砺出来的政治品格，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本色。革命性包含着斗争性，斗争性就意味着风险、凶险甚至牺牲。革命，可能取得成功，也可能遭遇失败。革命精神的可贵在于，明知荆棘在途、困难重重，仍然一往无前、毫无畏惧，为了崇高目标敢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自强不息的勇气和决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充满革命精神的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就是把自己置之绝地而后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于刀锋向己、破茧重生，甘担风险、不惧凶险、不怕牺牲。习近平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崇高追求，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内在规律，是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于新形势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因
马克思主义政党，从第一个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就是在同正义者同盟的批判斗争过程中改组形成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发展、挫折、成长、成熟的全部历史过程。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任何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经常自己批判自己”[2]。自己批判自己，是为了从过去的错误和缺点中吸取教训，以改正错误、纠正缺点，为将来的胜利做准备。
共产党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这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高远志向和鲜明政治担当，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除了人民利益丝毫不怕失去什么，因而不仅勇于推进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也勇于推进改造主体自身的自我革命。毛泽东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3]“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4]可见主动改正缺点、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基因。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5]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够以最长远的战略眼光有效解决发展中的矛盾问题，能够以最无私无畏的胸襟攻克自身存在的弱点问题，能够以最勇于担当的精神境界承载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勇于自我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在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之所以能一次次战胜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反思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一次次转危为安，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就在于我们党形成了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自我革命传统和良性发展机制，能够从党的性质宗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使党和国家事业以及党的自身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这正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保持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
全面从严治党是自我革命的伟大壮举
建党与治党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其区别在于，党的建设，重在要素的形成、结构的完善、功能的生成，是一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到全的量的积累过程；党的治理，重在要素的升级、结构的调理、肌体的康复，是一种由乱及顺、由偏至正、由弱到强的质的提升过程。其联系在于，治党是党的建设行为，属于党的建设范畴，是党的建设处于比较稳定和趋于成熟阶段的政治行为。
在党的建设的成长期特别是革命时期，更多偏重建设的成分，更加重视和需要建设思维。在党的建设的相对稳定和趋于成熟阶段，特别是执政时期，更多偏重治理的成分，更加重视和需要治理思维，需要对建党过程中偏离正常轨道行为进行纠正，对执行党内法规乏力现象进行克服，对导致政治疾患的“病原体”进行诊疗，对滋生的政治“异质微生物”进行剔除。
建党与治党，尽管重心不同、方式各异，但目标相同、方向一致。建党是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备相应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从而担当起党的历史使命、实现战略目标。治党是通过对党的自身治理，强身健体、治病疗伤，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担起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实现战略目标。
全面从严治党，要解决的是“怎样才能管好党、治好党”的重大问题，这是对“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等重大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实践回应。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建设的鲜明时代主题，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是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时代考题时，主动进行的一场刀刃向己、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是一次深层发力纠风治弊、铁腕高压惩腐肃贪的攻坚战役，是一个充满爱党、忧党、为党、兴党深切情怀的伟大壮举。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刮骨疗毒、重典治乱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系列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举措彰显了我们党鲜明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清理了骄奢萎靡之气，扫除了对党怀疑否定的阴霾，重构了强党兴党的新风，使全党进一步认清了自身的病症所在，从问题疾患中受到了教育、吸取了教训，使党的肌体更加健康，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进一步增强。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形成了相对体系化的内在逻辑
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6]
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不忘初心使命、厚植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大业所作出的战略抉择。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实践，集聚了新时期管党治党的新智慧，创造了新阶段正风反腐的新经验，探索了新时代巩固执政根基的新思路，形成了相对体系化的战略逻辑。只有深入研究挖掘其中的逻辑脉络，才能不断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认知和规律把握。
就治国理政而言，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和根本保证。就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本身而言，其构成了由战略目标、战略环境、战略指向、战略布局、战略重心、战略抓手、战略主体、战略保障等相对完整配套的战略体系。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目标，是锻造坚强领导核心。战略目标是战略的核心所在，决定整个战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指向。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目标来源于党的建设总目标。习近平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7]锻造坚强领导核心这个战略目标，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起着方向引领作用、力量聚合作用和标准判定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环境，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战略环境是制定战略的客观基础和前提条件。确立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习近平强调：“我们党正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需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8]这段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战略环境。2017年在“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把伟大梦想与前面“三个伟大”并列提出，形成新的理论概括。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9]伟大斗争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艰巨性、复杂性、挑战性，伟大工程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要求、新使命、新担当，伟大事业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轴和方向，伟大梦想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目标动力。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指向，是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战略指向，是制定重大战略所遵循的前进方向，是战略所依据方针原则的综合运用。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我们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10]这一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指向，就是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赢得优势，就是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的优势得到保持、拓展和强化，使我们党更加生机勃勃、富有战斗力；赢得主动，就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主动自我革命、主动治病疗伤、掌握发展主动权，做到“打铁还要自身硬”；赢得未来，就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给我们党未来执政提供好的理论、制度、文化等支撑，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是严政治、严思想、严组织、严作风、严纪律、严制度、严反腐。战略布局是对战略全局的总体设计和通盘筹划，是按照战略目标的要求对战略全局发展所必需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作的一个统筹安排。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七位一体”是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具有全局和长远指导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是执政党建设的时代课题。严政治、严思想、严组织、严作风、严纪律、严制度、严反腐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既是对党的建设“七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接续推进和最新发展，又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管党治党的战略安排和治理框架。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重心，包括突破治权瓶颈、提升监督机能和治理政治生态。战略重心，是能对战略全局造成决定性影响的要地或要害。但它不是唯一的、不变的，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在执政条件下管党治党，其核心问题是治权，权力管住了、管好了，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因此，突破治权瓶颈是第一位战略重心。全面从严治党主要依靠我们党自身，怎样突破自己监督自己的难题，实际上成为管党治党的关键所在。因此，提升监督机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二位战略重心。作风顽症、腐败问题等都来自不良政治生态，治理党内政治生态是解决作风、腐败等突出问题的根本之举。因此，治理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三位战略重心。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抓手，由坚定理想、肃正作风、惩治腐败、从严治吏、严明纪律构成。战略抓手，是为了达到战略目标和完成战略任务而采取的重大标志性举措，主要解决战略实施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问题。战略抓手针对的是战略全局中的关注焦点、薄弱点和疑难点。理想信念动摇是新形势下党内各种严重问题的深层根源，不良作风是割裂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最突出症结，惩治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斗争，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然导致用权腐败，严明纪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基本方式，这五个方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抓手。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主体，是各级党组织及负责人。战略，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谋划、策略抉择和长远经营。全面从严治党由谁来管？谁来治？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管党治党只能依靠我们党自己，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担此重任。同时鲜明强调“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11]。这就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主体，是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保障，是构建完善制度体系。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是党的“七大建设”之一。习近平强调：要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要把制度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以制度建设巩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成果，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12]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保障，就是要构建起成熟完备、系统配套的制度体系。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长波段的战略安排
战略是一个长波段的目标安排。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有利于从更长历史周期来规划全面从严治党，而不是权宜之计、一时之兴，这对新时代党的长期执政具有战略意义。
一方面，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升为国家战略，有利于从国家全局层面统筹管党治党的资源、形成合力优势。把管党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使管党治党能够在治国理政的大格局下推进，站在国家治理高度统筹国家资源、协调改革步调、推进一体化制度建设，形成管党治党的合力，避免过去把管党治党仅仅作为党建工作，“关起门来搞建设”，与国家改革发展大系统不协调的许多弊端。实际上，管党治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是在国家改革建设过程中形成的，解决管党治党存在的突出问题也需要在国家治理的大盘子、大系统中来进行，这样才能做到党内党外有效联动，形成解决各种矛盾问题的整体合力。
另一方面，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战略同步推进，有利于管党治党的长期性和长效化。全面从严治党将贯穿于党长期执政的历史过程，在更长时期内我们党仍会面临权力与责任、强自身与强事业等问题的严峻考验。因此，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有长远的战略规划。毛泽东当年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工程，是着眼于将党建设成为全国性的大党、长期执政的大党，是一个长期战略考量。邓小平强调，加强党的建设，不仅是当代人的使命，而且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着眼的也是一个长期性战略安排。习近平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13]，这着眼的也是一个长期性战略工程。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卓越品质，党的自身建设和管党治党也将根据党的建设实际状况，不断改革内容、调整形式和创新方法。“中国共产党发现它必须处在一个永恒的循环中：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14]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是在党的建设面临复杂考验中推进的，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管党治党的伟大探索，对于深化和拓展党的执政规律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几年来，党中央在管党治党上采取的许多重大措施和有效做法，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活动中充分运用的，是在整治作风、惩腐肃贪、严纪立规的生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既具有阶段性管党治党的鲜明特色，也蕴含了新形势下管党治党的一般规律。对这些宝贵的探索和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我们不能仅仅作为党的教育活动的“过去式”、治党绩效的“完成式”，匆匆放进历史的“陈列馆”，而应该从总结、揭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一般规律的高度，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真功夫，从中淘洗和提炼出管党治党的“真金白银”，萃取出精干的、简明的、系统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成果，使之进入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库”和“政策工具箱”。
党章党规、领导人的讲话和理论上的论述，只是党的建设和治理“应然”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党的建设和治理实际操作的“实然”方面，必须下大力推动“应然”向“实然”方面转化，转化得越早、越好对党的建设和管党治党越有利、越有效。恰恰是苏共，这种理论和实际的脱节直接导致了苏共的垮台。[15]吸取教训，我们应下大力促进党的政策、理论等从“应然”状态向“实然”状态转化，不能停留和满足于对党提出的好思想好思路的欣赏和满足上。毛泽东曾很形象地把理论比作一把好箭，批评有些同志仅是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连赞道：“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好箭再好也没有用。党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运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6]，只有切切实实推动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使“应然”转化为“实然”，理论才能变成物质力量。只有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战略、思想、举措变成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理论才是完成了它的使命。
千万不能把理论的丰富当成现实的圆满，千万不能把思想的活力等同于实际的完善。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8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7].《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2年11月15日），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8].《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6年6月28日）,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0].《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7日）,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11].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12].《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0月29日）,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128页。
[13].《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告》（2016年10月24日）,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14].[美] 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15].张荣臣：《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16].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