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者正也：领导道德概说
道德领导是以道德权威为基础的领导，领导者甄别并确定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建构组织的共同愿景与理念，组织成员基于责任和义务对共享的价值观、理念和愿景做出回应，在团队精神下相互协作，进而发挥领导的效能。为此，古今中外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门，只要有领导的地方，在规范领导行为方面，不仅重视制度建设，也非常重视领导者的道德建设。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对于领导而言，做官先做人，正人先正己，是领导者成为领导和发挥领导作用的前提。
一、领导道德的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初“道”与“德”是两个具有各自内涵的独立的概念。《老子》第五十一章中说：“道生之，德畜之……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道”和“德”虽尊贵，却不是什么主宰，而是一切任其自然的。“道”的原初意义是“道路”，引申为“原则”“规范”的意思。“德”与“得”是通假字，表示遵守“原则”“规范”行事而有所得，《说文》释“德”:“德者，得也。内得于己，外得于人。”一个人循“道”而行，把“道”的精神融入个体的行为和心性中，就称为“德”。在这一意义上，“德”指人的德行、品行。“道”与“德”二字连用而成一个概念，最早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管子》。《管子》曰：“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君主在国都，如同心在身体一样；道德规范树立在上面，百姓就在下面受到教化。戒慎之心形成在里面，容貌就在外面表现出来。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时时刻刻都符合礼的要求，就达到了道德境界。
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后来古罗马思想家西赛罗根据“mores”一词创造了一个形容词“moralis”，指社会的风俗和人们的道德个性。此后英文的道德“morality”一词沿袭了这样的含义。可见，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道德这一概念都包含了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原则和个人的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内容。
道德在不同的文化、哲学、宗教等之中，有不同的标准，道德也不同于法律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规范、品质和行为的总和。道德通过确立一定的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来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和个人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与法一起对社会生活秩序起保障作用。道德贯串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据人们生活的场所，道德划分为社会公德、婚姻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等几类。领导道德属于职业道德的一种，通常是从事领导工作的领导者的道德，应当说，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就会有领导与被领导的问题。领导作为一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在本书中，领导特指执掌社会公共权力的人员，领导道德是指当政为官者的从政道德。因而本书中，领导道德与官员道德、干部道德等互换使用。
领导道德的内涵与“官”这一概念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原始社会，氏族首领掌握着权力，官只不过是些保管主要档案的管理员。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官”字。甲骨文字形，从“宀”（mián），以“冖”覆众，则有治众的意思。《说文解字》上解释：“官，吏事君也。从‘宀’从‘吕’，犹众也……”这个解释概括了官的性质，即位于君主之下，替君主办事的人。西周时期，已形成了“文武百官”之说。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曾说：“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意思是说，国君死了，继承的君王三年不问政治，各部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1]这个制度的意义在于：是让新君认识到君王之位并不是治国的工具性质的东西，治国的具体工作完全可以在没有君王的情况下很好地完成。君的意义，在于能为臣纲，能德而治官，则百官必行仁，能仁而治官，则百官必行义。君不能为纲，那么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在古代社会，“官”是担任一定职务或享有一定特权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对上，级别较小官员向级别较高的官员直至向全国最大的官——皇帝负责；对下，履行维护统治、管理人民的职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官”有了本质区别，“官”这一概念被“干部”一词取代。
“干部”一词原是法文Cadre的日文对译词。法语Cadre原意为公务人员，在我国“干部”又称“脱产干部”，与工人、农民及其他体力劳动者相区别，是指脱离体力劳动、从事公共管理及各种公共事务的人员。干部制度是一种身份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分配制度是以对社会成员身份的划分为基础的。我国社会成员分为干部、工人、农民、军人等不同身份，不同身份的人员享受不同的福利待遇。迄今为止，列入“干部编制”的人员，不仅是行政长官，还包括共产党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的专职人员，国有企业、事业组织中列入“干部编制”的人员，包括学校中的校长和教师；“干部”一词与“群众”对应，又带有“领导人员”的意思。[2]与干部这一概念相联系的干部制度一直延续至1993年施行公务员制度之前。
宽泛笼统的干部概念及相应的干部人事制度和管理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管理制度，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使原有干部制度的弊端逐渐突显：一是笼统的干部人事管理不利于人才积极性的调动与发挥。不同行业、不同种类的人才都按照党政干部的职务等级、工资等级的办法进行管理，不利于建设多元、多层次的分类管理体系，也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各类人才采取与行业、职业特点相一致的激励机制，人才管理制度的不科学势必会对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二是强化了官本位体制以及与官本位体制相联系的官本位意识。众多的行业职业的工作人员，都去极力追求官职级别，压抑了各类人才沿着自己的专长发展，势必造成各类人才不适当地向行政机关过分集中，造成人才的浪费。
1992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改变与我国宽泛的“国家干部”概念相联系的干部人事制度，建立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分类管理的公务员制度成为必然。1993年10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200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正式纳入法制化轨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将公务员定义为“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3]据此，我国公务员的范围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各级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各级政协机关工作人员；法官、检察官等。
本书使用“领导道德”这一概念，既包含我们过去讲的“官”“领导干部”，指掌握公共权力的具有一定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但有时也在广义上涉及普通公务员。在当代领导力是一种素养，领导道德也可以看作一种能够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力的先进的道德素养。
二、领导道德的特点
领导道德是基于领导者的地位、活动条件的特征和要求而形成的调整领导干部之间或领导者与行政机关、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也是领导干部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因按照道德规范要求行事而具备的品德与人格。领导者职业具有地位突出、角色多样、对象特殊、责任重大等特点，与其他群体的道德相比较，领导道德具有以下特点。
鲜明的政治性。一般地说，政治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统治；另一个是管理。在多数西方国家，与多党政治结构相一致，把从事社会管理工作的公务员分为政务类公务员和事务类公务员两类，政务类公务员侧重于参与统治，事务类公务员侧重于从事管理。政务类公务员随总统更替而更替，事务类公务员则不受总统更替影响。在公务员的管理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政治中立”。不论政治如何变化，负责管理国家事务的公务员系统则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领导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对公务员的管理不做政务类公务员和事务类公务员的划分，不实行也不可能实行西方所谓的“政治中立”原则。一切从事政府领导工作的人员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最为核心的原则。对领导干部的道德要求，其宗旨就是通过制定领导道德规范，约束领导者的行为，从而保证领导干部准确无误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意志，这就决定领导道德的政治性特点。对领导者的道德要求，不是简单地把事情做好，而是如何使他们在政务活动中实践一种政治道德。领导者在政务活动中，能否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去做，不仅取决于他的道德水平，而且取决于他的政治观念。领导者的职责是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在领导道德的准则中，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方向，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讲政治、讲信仰、讲党性、讲原则、讲大局。在任何情况下，领导干部都应当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自觉服从服务国家大局，忠于党、忠于人民。
高度的强制性。领导道德的本质是外在他律与内在自律的统一。就领导道德而言，强调以外在的强制性为特征的他律性更为必要。领导干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其特殊性在于，在领导干部的职业活动中被赋予了一定的公共权力，领导干部这一活动主体具有运用权力的特殊地位。然而，公共权力由于其拥有者和使用者的分离，从而具有异化的特性，即权力的运用常常会失去控制，使权力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变社会公众权力为个人权力，变权力的行使者为权力的拥有者。因而，对公共权力的种种社会控制也就成为必需。领导道德的核心就是对领导权力行为的约束。就领导干部道德的内容而言，主要反映领导干部如何行使公共权力的要求，这些要求绝大多数并非是可选择的要求，而是需要强制执行的；就约束的方式而言，也不能单纯依靠习惯、舆论、信念等软约束来发挥作用，必须借助“物化的力量”即强制性力量对之进行约束，因而领导干部道德规范往往以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制度的方式出现，领导道德较其他规范而言，具有很强的外在强制性。
广泛的示范性。组织的道德状况和氛围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是否以身作则。一个国家的道德整体状况如何，往往取决于领导干部这个群体的道德状况如何。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4]“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们往往从领导者的言行举止中领悟组织的道德要求，甚至从领导者的言行举止中判断是非善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既是群体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者和执行者；既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公共关系的协调者和设计者。领导干部的职业特点，使领导者成为政府形象的主要象征，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往往对社会产生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重要影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威尔逊在他的《行政学研究》中说：“我们规定所有的部长都必须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的，因而对于在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的部长领导下履行职责的官员们，要想指出他们无耻的独断专横的任何实例，看来是很困难的……一个具有真正大公无私精神的政治家，其领导方式可以把自负而且敷衍塞责的机关变成公正政府的具有大公无私精神的工具。”[5]
三、领导道德的作用
做官先做人，万事德为先。领导道德之所以受到广泛重视，原因在于它是干部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也是干部作风建设的关键。本分做人，廉洁从政，是对每个领导者最基本的素质要求。领导道德在干部管理与社会道德建设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道德不论是对领导者个体还是对领导者所处的组织，以及社会生活都会发生重要的影响。
（一）领导道德对组织的作用
第一，领导道德是“公共权力”健康运行的保障。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权力自身存在异化倾向，客观上要求对公务员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道德约束。理论上说，领导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领导者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我扩张性和可交换性，在缺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权力的人民性、公共性和正义性很容易变异为个人性、私利性和非正义性。“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6]，为保障“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和不被异化，就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与约束，其中领导道德就是一种重要的约束和调控机制。公共权力与道德作用目的、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决定了道德约束权力的可能性，二者在功能作用上的互补性决定了道德约束权力的必要性。道德一方面从他律的角度规定了领导者行使和运用“权力”的方向和范围，并借助社会舆论和公众监督等力量对领导者行使和运用权力的行为构成外在约束；另一方面又从自律的角度强化领导者行使权力的责任意识和正义观念，以及为人民掌握和运用权力的道德信念，从而对领导者行使权力的行为构成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这两种约束，便构成一种内外合一的调控机制。对于保障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道德具有其他调控机制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领导道德是提高领导效率的内在条件。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7]这里所说的“身正”，也就是为人正直，以身作则；这里说的“令”，可以理解为国家的政令、方针和政策。领导者的道德素质包括对所从事的事业的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和廉洁奉公的道德操守。领导者的工作责任感、工作态度和激情以及清正廉洁状况都对领导效率产生影响。因为如果领导者没有对于工作的责任感，不能廉洁奉公，严格要求自己，那么，公共权力就会蜕变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在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次对话中曾说道：“权力弊病的根源，它的实质存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恶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说，只有靠个人的觉悟和自我克制。但作为整个社会，也必须把基本思想引向这个方面。”[8]加强领导者的道德建设，有利于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
第三，领导道德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建成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流日益密切。我们要在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保持独立性，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站在全球的高度，以全球的观念和视野审视国内外的问题，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在职能的定位上，政府正逐渐从管理者向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变，行政审批事项的减少，工商、税务等“一站式”服务的增多，政府信息公开度的提升等都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但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竞争力，不仅需要政府机构的调整和职能的转变，更主要的是需要公务员对自身的角色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是要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高素质的领导，不仅是指他们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更是指领导应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和强烈的服务意识。领导者能否正确行使权力，科学高效地执行公务，不仅取决于其能力大小，也取决于其道德水平的高低。领导者如果没有为公共利益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就不可能有忠于人民的公仆意识，就可能违背公共利益的原则，把公共服务演变成为少数人服务；领导者没有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道德，就不可能以敬业精业的精神不断提升自己的公共服务水平。
第四，领导道德建设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政府都在倡导服务以及责任行政的政府行政理念，在我国，构建责任政府也成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构建责任政府，关键是要有一支负责的领导干部队伍。领导干部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乎责任，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选择水平和能力。现代社会，领导扮演着多重角色，承担着多种义务，各种角色和义务会发生冲突。提升领导者的道德水平，有利于促进领导者面临道德冲突时的道德选择。领导者能够把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形成相应的道德思维，在遇到道德冲突时，就可以按照道德的要求，设想出各种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最终找到最合适的道德的负责任的方法。
领导干部的这种道德困境和两难，在我国现阶段表现为领导者的责任和义务与个人利益最大化诉求之间的矛盾。我国目前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各种利益和矛盾比较突出，如何公平合理地利用公共权力平衡利益和解决矛盾，就是对领导干部道德水平的考验。越是级别高的领导者，在行使公共权力时有着越多的自由裁量权。要保证其自由量裁权不被滥用，除了依靠法律、制度的硬性约束之外，还有赖于领导者的职业良知、信仰等软性约束。在这一意义上，必须培养领导者基于道德良知和坚定信仰的道德人格，增强领导者的自律意识，才能有效地抵制各种诱惑，防止领导者“腐化堕落”，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第五，加强领导道德建设是优化社会环境的重要途径。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领导者具有地位突出、责任重大的特点。领导道德水平如何，对于社会道德环境有着重要辐射与引领作用。我国传统官员道德强调正人先正己，要求官员以身作则、修己安人。优良道德风气的形成，人人有责，但处于社会管理阶层的领导者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论语》中多次提到过要加强“在上者”的修养，“不能正身者，其正人何？”《礼记·中庸》中说：“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所以为大也。”就是说，大德和小德的影响不一样，小德只在小范围内流行，大德则可以广泛流行，起到感化民风的作用。孔子也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9]从一个侧面说明：官德和官风对于社会风气和民风具有导向的作用。三寸金莲本是南唐皇帝李煜的一大畸形爱好，后来流入民间，相沿成习，成为摧残中国妇女上千年的一种野蛮习俗。“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隋炀帝去甘泉宫避暑，嫌里面没有萤火虫，第二天便有人拉来五车萤火虫，照得甘泉宫如同白昼。官德败坏，就会导致民德滑坡，民风败落。
毛泽东在谈到党风问题时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10]实践也证明，社会的腐败和堕落往往是从国家官员的腐败和堕落开始的。2016年5月，“人民网”曾做了一个调研，结果认为，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与官德的败坏有着密切关系，公信力的下降是导致社会习惯性怀疑的根源所在。
（二）领导道德与领导者的成长
领导者除了要具备管理公共事务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外，还需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领导学和领导人才学研究表明，优秀管理者的成长是由各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领导者来说，领导素质模型是一个涉及动机、价值、能力等多种因素的立体模型。从普通公务员成长为领导干部是个体主观努力、组织培养和社会环境等内外部条件综合塑造的结果。领导者成长的过程，也是个人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道德对领导干部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领导道德是领导者事业成功的保障
道德不仅有利于政府管理，而且是领导者个人事业成功的前提和保障。在我国古代不同的历史阶段，虽然政治录用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录用标准在形式上都分为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两个基本类型，就是“德”和“才”两个标准。《礼记·中庸》中就对官吏的德和位之间的关系做了辩证的说明：“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相反，无德就会失其位，如果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则有可能得其刑，甚至落个斩首示众失其寿的结果。培根说过，一个人事业的成败与他的道德情操有密切的关系，即使有时因幸运而获得成功，“但这种幸运成功的果实，最终也还要到他们的德行中去找原因”。[11]英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家葛德文说：“道德是在社会上走向顺境和成就的最可靠的道路。”[12]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必然会和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具有良好道德的人能够更好地认识社会现实，处理人我关系、群己关系；良好的品德能够丰富、充实人的内心世界，使人变得更美好，生活得更幸福。
道德是个体实现自我、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周易》中说：“君子以厚德载物。”表面上是说君子的德行，实质内含着“载物”须以“厚德”为前提的意思。周敦颐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成之为事业。”[13]个体总是作为一定社会、阶级或群体的成员而存在的，他有着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他只有参与社会生活，获得相应的社会认同，才能在充满矛盾、纷争又和谐统一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对个体而言，他要在社会中立身处世，获得他人的认同、尊重，就必须遵循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
个人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塑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个体品德形成的过程。一个人具备了领导者应当具有的道德品质，才能为他所属的群众成员所认同，从而使他产生一种归属感、安全感乃至荣誉感，感受到做人的价值和尊严。反之，当个体的德行与社会道德要求相悖时，他就不能从社会生活中感受到其生存的价值，不能获得他人的认同和认可，由此他便产生一种被忽视甚至被遗弃的失落感和孤立感。这种感受会使人感到做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丧失，从而迫使他改变自己的言行，形成领导者应当具备的道德。这前后正反两个方面的心理效应和现实感受，都会使个体逐渐意识到和认清自己对社会的依赖性，认识到他的个人利益同行业共同利益的一致性，从而自觉地选择、践行社会道德要求，并将之转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形成相应的领导品德。
2．领导道德是领导者自我发展的核心内容
现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担当一定的职业角色。职业劳动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它既是人谋生的手段，同时也是个体得到社会认同，实现全面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从事一定的职业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参与社会生活、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是个人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起点。一个人从事某一种职业，在职业生活中得到成长与发展是自我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领导道德是领导者职业生活的指南，从道德上塑造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明确对自己、对他人负有的道德责任，是个人发展的核心内容。具备良好的道德是个人成为道德的人的开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那些学习高尚和公正的人，也就是学习政治事物的人，最好是以自己的习性和品格的良好训练开始，才可见到成效。”[14]
领导干部的职业具有特殊性，既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又是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从业人员，是以公共管理为职业的人群。领导干部与其他行业相比，更多地可以在提供公共服务中获得自尊感和自豪感。领导干部如果能够确立服务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并能够遵守领导道德，就获得了职业所给予他的基本的价值。职位的高低，并不是领导者职业成功的唯一标志。领导者能够明确公职人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使自身的行为模式符合公职人员角色定位所要求的道德规范，领导者就能有被认同的自我实现的满足感，物质报酬多少、是否获得升迁这些外在的因素就不会成为影响领导者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因素。
3．领导道德是影响领导成长的重要因素
普通公务员成长为领导干部，从个体因素来讲，内在的推动力来源于基于领导者的价值追求。如何认识领导，如何定位领导角色，如何在领导活动中表现出色，这些既是领导道德的基础，也是领导者健康成长的心理支撑。领导者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培育和发展也是领导道德的形成、培育和发展的过程。每个领导者有个体的不同风格，但作为一种角色，领导者的道德又有着共同的价值指向。如西点军校美国陆军的核心价值观由以下七方面的因素构成：①忠诚：全心全意效忠宪法、公民；②尊重：善待他人；③无私奉献；④以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为己任；⑤荣誉；⑥正直：做合理合法的事情；⑦勇气：直面恐惧、危险和逆境（身体上或道德上的）。可以看出，这7个方面的因素基本上都与道德有着密切关系。研究表明，核心价值观中最重要的是责任感和道德感。无论何种情境下的领导，都需要重视自己的责任感和道德感的形成和培养。有了责任感和道德感，才能鼓舞和激励团队的合作意识与进取精神，才能让团队成员朝着领导指引的目标努力，领导者描绘的愿景才能实现。
领导道德与领导能力有着内在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德位相配的思想，随着领导者能力的提高，领导者的职位也有相应的提升，新的职位不仅意味着权力的增大，责任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诱惑也随之增加。而且随着权力的增大，由于周围人们对其态度的改变和诱惑的增加，领导者个性中的的自负、狂躁等负面情绪也不断积聚，这时就需要领导者加强道德修养以配享权力赋予自己的荣耀。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权力的增长赋予的责任就更大，而这份责任里也包含着更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增大而积聚了负面情绪，领导者需要道德解毒，克制负面情绪，使自身的道德水准在责任和职责中获得提升。
领导道德是一种精神动力，它激励领导者以鲜明的政治态度，饱满的工作热情，空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崇高的献身精神，去开拓、创新，提高效率，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本职工作，从而使自己的能力不断提升。优秀领导者通常都具备良好的道德和人品。作为一名领导者，如果具备良好的道德和素养，能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具有容人容事的心胸，善于团结同志，听取不同意见，有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兢兢业业，廉洁自律，艰苦朴素，才有可能被上级赏识、同事认可，相反，如果一个领导者具有较高的智商和工作能力，但不具备好的道德和操守，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团结同事，尊重他人，遇到困难时不能挺身而出，甘于和勇于奉献，缺乏应有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就很难有良好的发展机会。
[1].薨：周代时诸侯死称。百官是说政府全体。冢宰：官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总，全部。已：止，在此是调度的意思。全句是说，旧君去世，新君继位守丧三年，但是并不是说国家就失了政，因为其时的政府一切事务，都由宰相代为管理。
[2].陈桂生：《中国干部教育（1927—1949）》一书之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人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177页。
[5].[美]威尔逊：《行政学研究》（中译文），《国外政治学》，1988年第1期，第4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页。
[7].《论语·子路》。
[8].[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9].《论语·颜渊》。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11].[英]培根著，张毅译：《培根论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12].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75页。
[13].《通书·陋》。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格马可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