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核心范畴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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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著名学者、翻译家叶维廉先生在《众树歌唱:欧美现代诗100首》序言中把翻译比作“通驿港”(passport),言明这一方的文化可经由通驿港传递到他方庞德等:《众树歌唱:欧美现代诗100首》,叶维廉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10页。。此比喻形象地描摹了翻译之于文化传播的重要功用:文化可经由“译”而“传”。文化本是一个民族、一个语言共同体所特有的精神、习俗、制度、生活方式等,具有强烈的异质性德国学者埃利亚斯指出,文明是趋同的力量,文化则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特质。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63—64页。另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204—205页。。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期冀着通过翻译了解一种不同于己的文化。

可是文化经由翻译而传递远非把物品放在传送带上按序输送那般直接且简单。因为译语语词属于另一个文化系统,带着译语文化深刻的印记,在“传”的过程中必定逃不开两种文化的碰撞,碰撞则意味着对话,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较量,意味着可能的妥协,而妥协与保持异质性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文化因其异质性召唤着翻译,可异质性在翻译这个通驿港中却有失掉的危险。这是文化经由翻译而传播时难以避免的困境。

这种困境在中国典籍英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据许慎《说文解字》,典者,“五帝之书也”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第99页。。《尔雅·释言》以为:“典,经也。”引自《尔雅》,选自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2585页。籍系最初的书籍,孔颖达校注《尚书序疏》云:“‘籍’者,借也,借此简书以记录政事,故曰‘籍’。”孔颖达:《尚书序疏》。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113页。以文言文写成的古代典籍记载了先哲对世界及生命价值的综合体悟,代表了华夏民族早期体察世界的宏阔思路,彰显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根基。因此典籍隐含着一种思想形态,一种独属于华夏民族诠释世界与人生的“理性”。这种理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国著名哲学家利科在《论翻译》中言:“支配我们去翻译的源发动机,是对他者的好奇心。”Paul Ricoeur,On Translation,trans.Eileen Brenna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37.那些凝聚着文化精神的典籍一直活跃在西方译者及学者的视野中关于典籍翻译具体盛况的描述可见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他们通过对这些经典的研读和翻译,试图了解中华文化的模样,了解一种新的体察世界的宏观思路。典籍是跨文化翻译的重要对象。

自16世纪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算起,儒学典籍的外译已经持续了400余年。曾有一度儒学思想在欧洲影响至深,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对东方文明推崇备至,启蒙主义的巨头伏尔泰对孔子顶礼膜拜,但后来随着东西方的接触日深,东方的魅力褪色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评价孔子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19—120页。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论语》并未给西方思想界带来新的启示,孔子所言说的只不过是老套的道德教训,且他言说的方式更为刻板。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认知自然有失偏颇,但他的洞见值得反思:是翻译让孔子思想走形变样的。

我们暂不可断定走形变样是典籍外译的绝对命运,但已存的困境可将我们导入对如下问题的思索:一种文化或思想在经由翻译这个“通驿港”时到底会发生什么?思想经由“通驿港”,被铸造上陌生的语言外壳后又会变成何种模样?这些陌生的外壳会引发译语读者怎样的认知?与原思想相较,相异在何处?异的根源在何处?是否有可能让原思想在译语陌生语词外壳的包裹下依然熠熠生辉,具有长久不息的生命力?

我们将如上的思索纳入到具体的情境中加以考量,形成本书的选题:先秦儒学核心范畴英译问题研究。中国古典思想的历史可称是其重要范畴发展的历史,而范畴亦是典籍旨意的提纲挈领,是典籍思想的凝结。本书从先秦儒学核心范畴的英译问题切入,以探寻先秦儒学思想的基本精神经由翻译发生的变化,察明变异与语词运作的关系及机理,本着在翻译中最大限度保持先秦儒学思想的异质性且易于读者理解的诉求,探寻相应的翻译解决方案,以提升先秦儒学典籍的文化传播能力。

本书将按顺序回答如下问题:

(1)先秦儒学思想的基本样态是怎样的?其核心精神该由先秦儒学典籍中哪些语词来表征?

(2)在可译性视阈下这些范畴会呈现怎样的意义特质?会在何种程度上造成异质性而影响翻译的顺利实现?

(3)所选范畴经由先秦语境到达英语世界后,发生了哪些细微的变化?又呈现了怎样的总体特征?

(4)这些译词在语言运作方式上呈现哪(几)种特征?每一种语词运作的方式分别受到英语文化语境中何种理解框架的影响?这些理解框架与先秦儒学思想是否具有通约性?其对保持先秦儒学思想异质性的效度又是怎样的?先秦儒学思想自身异质性召唤怎样的语词运作方式?是否可能在对现有的语词运作方式去伪存真的基础上,结合先秦儒学思想自身的特质,推演出新的范畴翻译模式?新的翻译模式之于先秦典籍英译有何种重要意义?

微观与宏观呼应可称此著作独特的研究视角:关注焦点虽为语词,支持其语词讨论的却是宏阔的文化思想背景,而具体表征如下:①从对先秦思想发展的宏阔历程中推演出核心范畴。②从文言文的整体特征切入,洞悉其语言特征与先秦儒学思想方式特征的深刻关联,并以此明晰所选先秦儒学核心范畴的意义特征。③对译词的分析非执守于单个语词在句段语境中传递原意的忠实性判断,而是关注单个译词在英语语境中所牵涉的宏观理解视角与原范畴所指向的意义维度相比,发生了何种变化;完成中英比析后并未执守对每个范畴现有译词做倾向性拣选,而是走向宏观把控,归纳译词呈现的几种语言运作特征,挖掘其背后的宏观理解框架;并以判定理解框架与先秦儒学的通约性为基础,对译词的运作方式作出取舍。④以范畴的英译问题切入,最终导向洞悉先秦儒学思想在英语世界理解的整体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