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身为一叶无轻重　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12月18日，荣获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于敏“共和国勋章”。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中华大地上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总会涌现出一批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在中国，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曾经“隐身”达30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即使在解禁后，终其一生，在正式的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他也只有两次：一次是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言；另一次就是在2015年1月9日，他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证书。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

少尝苦难，备历艰辛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于振霄是一名小职员。母亲也来自普通百姓家庭，不识文墨。于敏在家中排行老二，他的姐姐和弟弟、妹妹都先后夭折了。父亲刚开始给他起名于慜，字敏之。后来于敏长大后觉得那个“慜”字太怪，干脆将名和字合二为一，将“心”字底和“之”字都去掉，自行改名为“敏”，于是名字就从“于慜”变成了“于敏”。于敏三岁时，祖父就去世了，全家靠他父亲和叔父的薪水维持生活，家境算不上宽裕。搬到天津以后，叔父随国民党军队开拔到抗战的大后方，断了联系，全家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薪水过活，家境越来越艰难。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童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幼年的于敏，为了躲避呼啸而过的子弹，经常与比他大三岁的姐姐一起钻到炕底下去。上小学时，他就非常喜欢读书，阅读了四大名著等中国传统古典小说，非常崇拜书中的爱国将领和英雄人物。他喜欢《三国演义》中的恢宏场面，喜欢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指挥若定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喜欢岳飞、杨家将的精忠报国，钦佩林则徐的禁烟壮举和凛然正气。他喜欢阅读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史书，发现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一部充斥着外族入侵和抗御外侮的历史。于敏虽然不能像古代的英雄人物那样叱咤风云、驰骋疆场，但是他相信，总会有诸葛亮、杨家将和岳飞式的盖世英雄出来平定内乱、消灭日寇、复兴中华。他一方面从书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另一方面他也被这些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聪明智慧深深感动，从中得到了许多启迪。面对自己家境贫寒的境况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自己该做些什么。最终他想明白了，也下定决心，只有努力奋斗，认真读书，学好本领，才能救弱国于累卵之危，助穷家免饥羸之困，自己才能有前途和希望。那么，学什么本领好呢？于敏觉得自己性格内向，不喜欢交际，喜静不喜动，喜欢动脑子不喜欢动手，这样的性格从事科学研究，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比较合适。可以说，科学救国是于敏少年时代就立下的志向，从此他毕生坚守，从不动摇，一直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不懈奋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科学救国”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上中学时，于敏在天津经常耳闻目睹日军烧杀抢掠，涂炭生灵，他对此十分气愤。他参加抗日游击队的表叔也被日军杀害了，这使他从小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深深地体会到了被人侵略奴役的屈辱滋味。于敏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学走路，再到上小学和中学，历经了军阀战乱、抗日战争两个历史阶段，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战乱中度过的。这样的社会背景使他忧愤郁结于胸，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上中学时，他有一次险些命丧日军之手。那年夏天，刚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于敏，在沿着一道防汛堤坝前行时，对面一辆日军的汽车故意飞快地直冲他开过来。幸亏他当时急中生智，斜着骑上了堤坝，才躲过了这场灾难。这使年幼的他更加坚定了学习报国的志愿。

于敏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被强制学习日语，一直到大学一年级，整整学了8年。每次考试他都是勉强应付过去，考完试后就完全置诸脑后了。他当时的日语成绩是全班最差的，甚至直到晚年，他也还是只记得片假名和最简单的几个单词和用语。当然，他之所以学不好日语，是因为他从心底里根本就不愿意学。从小耳闻目睹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使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恨之入骨，对日语特别反感。从小对日本侵略者有刻骨铭心的仇恨，他的这种抵触情绪根深蒂固。晚年的于敏在谈起自己的日语学习时，觉得8年时间自己竟然因为感情用事没有学好日语，多少有些后悔。

于敏在木斋中学读书时，父亲就已经染病在身。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家境也越来越差，日子过得非常拮据。在耀华中学，他是唯一的贫家子弟，其他同学的家境都不差。当时，学校离家很远，他没有钱坐电车，每天早晚来回要走两个小时的路。中午只能待在教室里，一杯水、一个窝头或一张面饼打发肚子，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除了日语以外，他数、理、文、史的成绩都名列榜首，加之他待人诚恳，在学习上乐于助人，同学们都很尊重他，也很佩服他，老师们尤其喜欢这个聪明勤奋的学生。他的数学老师经常表扬他做题“简洁明了，能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实质，方法巧妙，从不拖泥带水”。老师们一致认为他是耀华中学多年未见的好学生。他本来就是一个沉静善思、喜欢寻根究底的人，老师们对他的培育和熏陶，更使他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方法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此，他就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方法。

青年“老夫子”：“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

临近高中毕业时，由于父亲患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于敏在生活、升学方面面临困难。天无绝人之路，后来他依靠同学父亲公司的资助，如愿以偿地进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学习。他喜欢学理科，尤其是理论物理，后转至理学院物理系。在学习中，他思维敏捷，学得好，对老师所教授的知识善于融会贯通，学习成绩总是名列榜首，他的学号是1234013，当时公布成绩时，这个学号的成绩总是排名第一。老师和同学都知道这个学号是于敏的，对他无不称赞。在北大学习期间，于敏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夏天傍晚，别人在树下乘凉，他在树荫下读书；冬天，同学们在宿舍打牌聊天，他披件旧大衣坐在旁边照样看他的书。于是，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老夫子”。他谈起自己年轻时在北大的学习经历，感慨万千，念念不忘师生情谊，衷心感谢北大师生给他的所有帮助。他曾深情地说：“北大不但给了我科学知识和学习方法，而且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1998年5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学集会上，于敏作为代表发言，他说，“是北大浓厚的学术气氛奠定了我的科学基础，是北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激励着我为增强祖国综合国力而奋斗终生……它是我一生中永远怀念的峥嵘岁月”。

“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

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突出，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本科毕业后，他考取了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生病后，胡宁教授担负起指导之责。在两位先生的悉心教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是后来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核弹科学一片空白，而抓原子核物理，既要抓理论研究，又要兼顾实验。于是在建立初期所里就成立了理论研究组，于敏被分配到这个组的时候，该组由彭桓武任组长，全组共8个人，除了彭桓武外，还有胡宁、朱洪元、邓稼先、黄祖洽、金星南、殷鹏程、于敏。后来，这8人中有6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是这个组里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在这样一个全国一流的学术环境中，与许多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者一起工作，这对于敏一生科学事业的影响巨大。从1953年开始，于敏开始全面了解国际上核物理研究的进展情况，在广泛阅读核物理文献的基础上，仔细了解相关物理实验的内容，注意和分析相关的物理现象，去伪存真，总结有关的物理规律。后来与于敏共事的科技人员，发现他对相关的物理实验总是了如指掌，无不感到惊讶和佩服。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曾说，“我所接触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中最重视物理实验的人是于敏”。于敏在学习与实践中表现出了许多过人之处，加之发表了多篇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组长彭桓武对他倍加赞赏，总是说“真正钻进去了的只有于敏”。1955年，鉴于于敏在原子理论研究方面的出色表现，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同样被授予此称号的有211人，其中为大家所熟知的有歌唱家郭兰英，演员田华，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孙梅英等人。于敏当年只有29岁。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访，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他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未曾出国留学，自称是“道地的国产”。代表团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对此，于敏认为，“‘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现在的环境已有很好的条件了”。因此，他鼓励自己的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用5%的计算机使用时间和计算尺完成的氢弹设计

新中国成立时，国民经济十分落后，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朝鲜战争、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中，与中国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和对抗，多次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在朝鲜战争中，当1950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破美李（承晚）防线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就以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相威胁。饱经战争灾难的中国百姓盼望过上和平生活，而和平也是当时新中国自身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障。为了保卫和平，中国必须克服困难，发展自己用以自卫的核力量。

1953年，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钱三强。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历史性地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之后，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的背信弃义、毁约停援、撤退专家，对我国刚起步的原子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事关国家安全、民族尊严，从事核事业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挺直了腰杆，勒紧了腰带，克服了重重困难，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为掌握原子弹和氢弹技术开始了顽强的拼搏。

20世纪60年代初，有关部门作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较原子弹研究先行一步。于是，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意味着于敏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但是，他欣然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开始新的研究。氢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氢弹的理论涉及理论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中子物理、辐射运输、辐射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等学科。制造原子弹要比制造常规炸弹困难得多。原子弹是利用炸药使处于次临界状态的含裂变材料系统迅速达到高超临界状态，并适时由中子源提供若干点火中子引发链式裂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原子弹的爆炸威力很容易做到几万吨TNT当量，而一枚常规炮弹只能装几千克TNT当量的炸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经爆炸过一枚50万吨TNT当量的纯裂变弹，这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裂变弹。氢弹是利用轻核的聚变反应，它的威力不受临界质量问题的限制，一枚氢弹的威力很容易达到几百万吨的TNT当量。而要研究氢弹应用的理论基础，单靠理论解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电子计算机进行定量或半定量的数值模拟研究。当时计算机的条件很差，全国最好的计算机是104机，那是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它95%的时间供核武器研究所突破原子弹使用，每周只能给原子能所使用十几个小时。为了用好每周这十几个小时的机时，于敏和同事们一起进行细致的物理分解，深入分析物理过程，抓物理实质，反复琢磨物理模型是否合理、正确，然后才上机计算。在计算前，他们又仔细地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修改手编程序，核对穿孔纸带，以便确保程序一次通过，计算结果正确。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于敏等研究人员仅仅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就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基础问题。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零3个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于敏领导下的工作组每周除了使用104机5%的上机计算时间外，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直至获得所需的数据。从1960年到1965年初，在艰难的科研攻关中，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1965年10月下旬，于敏在上海做题为“氢弹原理设想”的学术报告。会上，大家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的报告。他从辐射流体力学、中子扩散和热核反应动力学的基本方程出发，结合以前的理论探索和最新的计算结果，在进行严密推导的同时，进行量纲分析和粗估，旁征博引，详尽地论证了实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内因和必要条件，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型的设想。聆听报告的科研人员都被他严密的逻辑思维、无懈可击的论据所折服。当他将整理出来的这个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包括归纳、总结出来的一条条物理规律和一幅完整的氢弹反应过程物理图像再一次向大家报告的时候，会场一片欢腾，大家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有人高喊“老于请客！”他也非常兴奋，立即连声说“我请客，我请客！”

新原理的基本方案通过电话传到北京，邓稼先听到这一喜讯后，立即飞赴上海，当面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作为家喻户晓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与于敏同为北大校友，两人在北京求学时就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邓稼先比于敏年长两岁，于敏还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念书时，邓稼先已是物理系的助教。彼时两人就认识，而且还进行过畅谈，颇为投机。1950年邓稼先回国后在近代物理所工作，于敏随后调到了该所。于敏欣赏邓稼先憨厚、正直、平易近人、办事认真的品格，邓稼先则由衷赞赏于敏的才华和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两人关系极为融洽。在一次会上有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向邓稼先请教一个技术问题，邓稼先当众大声直言不讳地说：“我听老于的！”由此可见，邓稼先对于敏非常信任。

于敏在回忆这段研究生涯时，无限感慨地说：“人生有困苦的时候，也有愉快的时候。这是我感到比较愉快的阶段之一。面对探索氢弹原理的任务，觉得任务重要、艰巨、光荣而神圣，不能另有选择，只能接受。一旦接受了，除了要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以外，也常有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的感觉。”正是出于为国奉献的高度使命感与责任感，以及自身在长期学习工作中所培养与训练出的严格的科学信念与科学要求，于敏同相关科研工作者一道，克服万难，勠力同心，最终成就了新中国核事业震惊世界的辉煌！

“一声龙吟动九霄”：氢弹空爆试验圆满成功

氢弹原理一突破，科研人员就恨不得马上把氢弹造出来。于是，氢弹原理实验就被提上日程。1966年7月，实验部成立了氢弹原理试验测试组，11月中下旬完成了进试的验场工作。在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前，包括于敏在内的理论部科研人员，一方面要承担巨大的实验压力，另一方面又很担心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会受到政治风波的影响。此时的于敏，虽然对自己的设计充满信心，但毕竟核试验环节很多，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影响整个试验的成败。在热核指挥部的观察室里，聂荣臻元帅为了缓解多日紧张的气氛，要求指挥部的成员和专家在临试前给这次试验的成功率打分，于敏虽然对他自己和理论部科研人员的工作有充分的信心，打了最高分90分，但是他在试验前还是不免有些紧张。快到试验前的一天晚上，核试验基地的物理学家程开甲想到为了确保某个重要测试项目拿到数据，有一个地方还要用屏障物挡一挡，于是他跑到于敏睡觉的帐篷，半夜里把于敏叫起来，冒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一起爬上102米高的试验铁塔，亲自动手，将屏障体布设妥当。由此可见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的一丝不苟与赤胆忠心。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实验正式进行。在试验现场的于敏，当听到报时员“十，九，八，七……”清脆的报数声时，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当他透过防光辐射的双层保护眼镜看到核爆炸火球冉冉升起，接着蘑菇云翻腾而上时，他的心里虽然已经有了些底，但在拿到速报结果前，悬着的心还不能完全放下，也还不能判断这次试验是否圆满成功。当测试队向指挥所报告了试验的速报数据时，他一听到两个关键的速报数据，便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可想而知，这些速报数据和相关精密的计算已经在他脑海中盘桓了许久。周恩来总理在电话机旁听取了氢弹原理试验结果的汇报，并代表党中央发来了贺电。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条新闻，举国欢腾！

世界上习惯于用从原子弹到氢弹研制的时间间隔来衡量各国早期核武器的发展速度。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法国用了102个月，美国用了87个月，苏联用了75个月，英国用了66个月。中国只用了26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中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令全世界震惊。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中国在通向完全核地位的道路上前进的速度，又一次使西方专家们大为惊诧”“中国从原子武器到制造热核武器所用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短，现在已经追上了法国”。法新社也同样惊叹地报道称“中国人民爆炸热核炸弹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再次使全世界专家感到吃惊。惊奇的是中国人取得这个成就的惊人速度。中国在核方面的成就，使世界震惊不已”。

氢弹原理以及空爆试验的成功，表明中国改变了热核武器研制落后的局面，世界公认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已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爆炸成功后，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为新中国核物理事业的发展与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毕生的坚守：发展二代核武器

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一些曾经和于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核工业物理研究院。于敏也曾在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回去做基础研究。但是，他稍加权衡就放弃了离开核工业物理研究院的想法。他对别人说：“虽然下面还有不少人，但掌握物理设计全面的也就是自己了。在这个时候把任务全交给下面，显然是不行的。”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正是由于于敏等科学家们的先见之明，中国在禁止地上核试验后，及时转入地下核试验，随即又在全面核禁试验前取得了应有的试验数据，使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始终没有受到影响。在中国核武器的发展里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核武器威力巨大，又有放射性，因此它必须具备在正常的维护使用中，防止因操作失误、设备或武器故障等原因发生意外事故的能力，在不要它爆炸的时候一定不能爆炸。核武器也必须具有抵制任何非授权使用和在异常环境或被袭击情况下保证安全的能力。而核武器研制出来是准备在敌方的国土上爆炸的，必须有能力把它送出去。只有与远程导弹结合的核战斗部才能构成战略核威慑力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掌握了氢弹的设计原理后，都面临着提高核武器综合性能、满足核战斗部的战术技术性能要求的问题。提高核战斗部综合性能的核心是小型化，即在同样威力之下，把核战斗部做得尺寸小、质量轻。外界人士往往以为，原子弹、氢弹试验爆炸的成功即宣告核武器装备的大功告成，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提高核武器的战术技术性能，提高其精确打击能力以及核心精确控制，还要求在试爆成功后有多次原理和技术突破，方能用于军队装备与国防建设。

此时的于敏，身体已然罹患多种疾病，但仍然以对国家极端负责的精神，对工作一丝不苟，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在初级小型化的研究任务中，有一次，热试验装置已经下到井口4米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可是于敏此时却寝食不安，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妻子以为他忘了吃安眠药，赶紧把药递给他，他却不吃。原来，他正在苦苦思考着这次实验的理论设计方案有无考虑不周到的地方。他逐一考虑每个物理因素，突然发现有一个物理因素在过去历次热试验中虽然都不起作用，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应该考虑它的影响。他在进行粗估后认为，这个因素可能影响实验的结果。于是，第二天他早早地请有关人员到办公室开会，一边进一步进行粗估、讨论，并布置用多个程序立即对这个物理因素进行对算，一边让计划科的同志立即与国防科工委机关联系，向相关首长当面汇报后请求试验场地立即暂停作业，等待计算结果，进一步决定是否在设计上采取一些措施。于敏知道，因为一个物理因素考虑不周而提出暂停作业，很有可能要受到首长的批评。但是，如果不请求暂停作业，这一因素如果真的产生影响，导致实验结果不理想，由此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正所谓“事到万难须放胆，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敏在向国防科工委首长汇报时，坦诚地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理论设计考虑不周的责任，果断请求试验场地暂停作业。于敏实事求是、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不仅没有受到首长的批评，反而受到了首长的表扬。回到所里后，相关科研人员按照他的部署，兵分四路，在四个计算机房里紧张地进行计算。各级领导不断打电话来催问计算进展，当时在试验场地的邓稼先更是心急如焚，一会儿来一个电话：“老于，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出结果？”“如再推迟，雷雨来了可不得了啊！”于敏镇定自若，运筹帷幄地指挥着四路大军的计算。晚上，他守在电话机旁，熬到深夜等着听计算结果；白天，他早早来到办公室，接受各级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询问，或埋头看送来的纸带，分析最新的计算结果。经过两天一夜的奋战，计算结果终于出来了：四个程序的计算结果均表明，相关物理因素虽然有影响，但无关大局，并不会影响到试验的成败，不需要改动设计。于敏此时终于露出笑容，并立即向首长汇报，请试验场地马上恢复作业。后来，热试验按时进行，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于敏的周密安排和严格把关下，经过有关科研人员的努力拼搏，20世纪80年代我国终于完成了对核武器新型初级小型化的突破。于敏对中国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

1968年6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禁止核武器扩散的条约。此条约又被称为《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7月1日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开放签署。1970年3月5日生效，有效期为25年。1995年5月11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与延期大会决定条约无限期延长。2000年、2005年、2010年先后举行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截至2011年12月，共有190个国家批准或加入该条约。美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成为条约正式承认的有核国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由序言和11条正文组成，其宗旨是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

进入20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核武器作为目前世界上具有大规模毁伤破坏效应、威力巨大的热武器，一旦参与战争，其所产生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不仅会对被攻击国家造成严重伤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影响地球生态。因此，当时有人对于敏和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的核事业并不理解，认为他们是在制造杀人武器，是极不人道的。曾经有一位记者在采访于敏时问道，“有人不理解您的事业，认为您是在制造杀人武器，对此您怎么看？”于敏坦然而又从容地回答道：“实际上不是杀人，而是人家要杀我，我不能不准备自卫。我们从来不想杀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是受外族侵略，不要说近150年，就是在汉唐盛世侵略过谁呀？中华民族从来就非常坚强，同时又非常爱好和平，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于敏进一步说道：“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但是美国人他们不同意啊——被逼的，没办法。过去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举一个例子，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它真正进行核讹诈、核威慑了，不是报纸上说说玩儿的，是它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最高决策机构的考虑。所以毛主席讲，你要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原子弹。所以中央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决定研制‘两弹一星’，打破核垄断。但是我国的核战略属于战略防御性质，所以一有原子弹就立刻发表声明，我们完全是为了自卫，我们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不对无核国家或地区使用核武器，也不会用核武器进行威胁。”当记者问到“销毁核武器岂不是销毁了您的毕生心血”这一较为尖锐的问题时，于敏义正词严而又云淡风轻地说：“这有什么关系，一个人，十几亿分之一，从历史上看不晓得多么微小，再说，这种事怎么能从个人角度考虑，这是事关民族、国家、人类的大事，其他都无所谓。”作为一名科学家，于敏不仅有着专业的知识储备、丰富的科学经验，更具有大公无私的个人品质与高瞻远瞩的人生格局，能够从宏观角度对自己所从事的核事业进行理性认识。1999年10月10日，于敏自作《抒怀》一诗中，“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正是他奉献人生与高洁人品的最佳诠释。

功成而弗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在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乃至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后，于敏数十年仍然默默无闻，他自己却怡然自得。他喜欢诸葛亮，喜欢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将“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奉为圭臬。这个内向又安静的科学家，对“宁静”有着自己的理解：“所谓宁静，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于敏始终守着一片“宁静”，大声说出自己的良知。他曾遭受错误批判，但他坚信“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

与于敏深交并共事30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因此，遇到争论，邓稼先常会说：“我相信老于的。”当人们把“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号送给他时，他直言这种称呼不科学：“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面对纷至沓来的至高荣誉，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的一幅“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书法，正是对他品格的最佳诠释。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1988年被正式解封的于敏，这样对记者说。于敏记忆力惊人，平时很少记笔记，但他满脑子装的都是数据。靠大量的数据，他能很快对一个事物做出物理判断。这是一项特殊的本领，被简称为“粗估”。这种“粗估”方法被何祚庥院士称为理论研究的灵魂。于敏为人谦虚，待人诚恳。他给同事讲东西从不保留，从来不怕别人超过自己。在理论部，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请教问题有“三不”：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尽管问，一样耐心解答。理论部的一个年轻人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曾向于敏请教一个基础理论方面的问题，他不但耐心地予以解答，回到家里还仔细推导，详尽地列在纸上，第二天亲手交给这个年轻人。于敏的许多同事都表示，自己向于敏请教问题，他总是将自己所了解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改革开放后，一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在他的启迪下，写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论文，写上他的名字请他审阅时，他常常把自己的名字抹掉。由于极为平易近人，于敏私下里被同事和晚辈们亲切地称为“老于”“于老爷子”。在生前，88岁高龄的于敏仍是单位的重要顾问，每每遇到难题或重大决策时，单位总会想到要请“于老爷子”出山，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建议。在于敏70岁寿辰时，他的大学同学来为他祝寿，所写的祝寿词正是他淡泊而辉煌的一生的写照：

“于敏学长，作为仁者，朴实无华，不仅在于他在科学上取得突出、重大成就，成为国之干臣，这是人所共知的；也不仅在于他的治学态度上，严肃认真，锲而不舍，在教学上诲人不倦；还在于他为人光明磊落，坚持真理，从不哗众取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一个大丈夫。他不是一个做教学工作的，但其言行堪为师表。”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少年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砺就锋锷。中年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回首一生，一句嘱托，许下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世界；一个名字，隐形近30载。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终成一番大业。毕生献祖国，年华未曾负。于敏，一位功在千秋的科学家。于敏，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参考文献

［1］郑绍唐，曾先才．新时代榜样科学家：于敏［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2］陈瑜．于敏：核弹征程舞忠魂［N］．科技日报，2015-01-10（08）.

［3］喻思南．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他的名字曾绝密二十八年［N］．人民日报，2021-01-06（12）.

［4］陈瑜．于敏：惊天事业，沉默人生［N］．科技日报，2019-09-24（04）.

［5］于敏：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EB/OL］．（2019-09-18）［2020-01-14］．http://china.cnr.cn/yaowen/20190918/t20190918-52478093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