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病夫”到“弱女”：晚清政治场域中的身体言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一向自大的中国人再次品尝到落后挨打的耻辱滋味，随后的戊戌变法失败和紧接着庚子事变后向西方列强的割地赔款，使大清帝国国势彻底衰颓，朝野上下自信心全失，中华民族遭遇空前的生存危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威胁，晚清思想界陷入了持续的精神焦虑和惶惑之中，政治精英对付危机的第一步是言说灾难，唤醒民众。正是在对国族灾难的持续言说中，“新民”“军国民”等现代身体话语开始浮现，并迅速在知识分子当中流行。

在晚清，身体话语在思想文化界的传播与泛滥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身体隐喻；二是身体再造。前者主要是借助一套为人们所熟悉的语言修辞让身体获得伸展开来的与国家等同的意义空间，预示着知识精英对国之政体的感性审视与自省；后者则代表着精英们意图经由新民和军国民完成国民现代身体改造以达到新国家的政治理性与理想。但上述两个话语层面其实往往纠缠在一起，在具体实践中界限并不分明。

就身体话语的使用而言，晚清最具典型意义的概念是“东亚病夫”或“东方病夫”，它和“睡狮”等喻说的出现类似，都属于生成于近代思想史上的文化事件，共同传达和书写着中国的国家形象，但它的衍用成风又着实有一个舆论逐渐发酵的过程。通常认为，“病夫”是西方人以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对“一根辫子、一杆烟枪”的中国人漫画式与妖魔化的蔑称，而事实上最初“病夫”说法出现时并非指中国人，喻说的是内在肌体几乎腐蚀殆尽、国势衰颓乃至屡次遭受列强荼毒、国土日削月割的“中国”这个国家政体。“病夫”命名权也不应归于外国人，而是由中国人首先使用“辱及自身”。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就如此说：“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固常理也。……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这被认为是最早用“病夫”喻说中国的文字。两年后，梁启超援用了严复的说法：“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中国之为俎上之肉久矣。商务之权利握于英，铁路之权利握于俄，边防之权利握于法、日及诸国……”显然，严、梁二人在使用“病夫”一词时，都是用其指代“中国”而非“中国人”，在将“一国之事”比喻为“人身”方面，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都是借用一套身体语言，来对当时“国事”进行直观描述。这当然不仅仅体现为一种修辞技巧，更为重要的是，采用这样的语言表述，让我们看到了借身体思考与言说国事的一种思维方式，“身体”由此堂皇进入政治场域，开始承载一个新时代国家的内涵。可见，“病夫”并非中国人“自我东方化”的一个结果，而反映了晚清时期的中国人以此鞭策国人以图变革图强的强烈愿望。

在中国人自称“病夫”的时候，外国人也主动加入了这一言说的行列。1896年的《字林西报》刊登了一篇《中国实情》的文章，英国作者直指中国人为“病夫”：“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患其虚实也。”这类出自外国人之手的文章，不但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和抵制，相反，“病夫”的说法却获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甚而更加夸大其词。1901年由中国人在日本办的《国民报》上发表过一篇“丛谈”《东方病人》，指出甲午之后，中国被西人指称为“东方病人”，戊戌之后，则成为西人眼中的“东方死人”，“已骨朽肉腐，行将飚为灰烬，散诸无何有之乡矣”。作者激愤于中国的落后，为唤起国人的自省意识，以西方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明白谕示之，希望国人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以挽救国族危亡。可见，甲午战争失利与戊戌变法失败加重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也导致了国人自信心的全盘丧失，中国人被扣上“病人”乃至“死人”的帽子，自然是莫大的耻辱，沮丧之际带来的是深刻的自省，也随之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救意识。

20世纪初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在倡导“新民”时，还将“病夫”之谓延伸到国人的身体上，提出需经由“尚武”以“新民”实现“新国家”的救国方略。同在日本的蒋百里感于国家的现状，1902年在梁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之教育》一文，提出应在中国学校推行军国民教育，因为中国已属“东方病夫国”之列：“东方病夫国二，支那与土耳其是也。然土耳其犹能力战强俄以存其国，而支那者何如也？”由此看来，外国人称中国病夫，如果说是自高于在现代价值系统中的老大地位，含有蔑视病弱中国的意思，中国人自称病夫却绝对不是盲从，完全是一种民族自醒、自强意识的表现，这之间显然有根本不同。直到1905年曾朴出版《孽海花》时，用的笔名还是“东亚病夫”。如此自称，我们自然不能理解为是对“病夫”这一称谓的认同，实际上隐含着强烈的警示国人的意味。

“‘现代中国’传统的形成不但与西方对清代帝国的想象有关，而且更与中国人自身对这种想象的再利用密不可分。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身体’乃至由这些‘身体’组成的‘国家’都是被视为‘病态’的，西方人相信，亚洲人不像欧洲人（或白人）那样会对疾病感到痛苦和悲痛，把疾病与穷人或社会中的异类在想象中联系起来，也强化了疾病与异域通常是原始地区之间想象的关联。”就晚清中国而论，国家机体衰弱，各种官僚组织机制衰退而缺少活力，自然就如同一个因病弱而运转不灵的人的肢体；而另一方面，裹着小脚的女人和吸食鸦片拖着辫子的男人均呈病弱之相，确为中国的“病夫”喻体的成立增添了直观的形象依据。

在当时，报刊普遍从中医学角度将生物性的“病相”与国家当时的状况联系起来，以唤起人们警觉：

今中国之病，何病乎？吾切其脉，则元气虚也，筋络散也，血轮滞也，外感重也，而脏腑之内又生无数微虫，肺气杀虫之力暂形不足，此病不过延之三年耳，五年耳，十年耳，不亡何待？

蔡锷《军国民篇》中也有大量的疾病比拟，非常生动地将中国形容为疾病之身，渲染提倡尚武和军国民的必要性：

昔日中国罹麻木不仁之病，群医投以剧药，朽骨枯肉，乃获再苏，四肢五内之知觉力逐日增加。然元气冷零，体血焦涸，力不支躯，行伫起卧，颤战欲仆，扁和目之曰：疾在筋骨，非投以补剂，佐以体操，则终必至厥萎而死矣。人当昏愦于睡梦之中，毒蛇猛兽，大盗小窃，环而伺之，惧其不醒也，大声以呼之，大力以摇之。既醒矣，而筋骨窳弱，实力不支，虽欲慷慨激昂，以与毒蛇猛兽、大盗小窃争一日之存亡，岂可得哉？

描述疾病的各种身体语言，就这样被熟练运用于国家问题的诸般讨论中，救治国家的政治方略隐含在个人一套套身体医学的解释之中。身体在精英眼中显然充当了国体的代码，疾病构成的隐喻则指出国家变革图强的重要性。

在人们操持着一套娴熟的身体语言表达对于国族命运的焦虑时，女性身体也被广泛用来指代中华民族在列强环伺下的弱势地位。如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把衰败中国形容为“不数年间，遂颓然如老翁，靡然如弱女”，及“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的恐怖态。蔡锷《军国民篇》则拿中国与西方列强相比：“若罹癞病之老妇，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中国不仅是“病夫中国”，还成了世人眼中的“老妇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将本无关系的女性身体与国家硬拉扯上关系，这种话题的泛滥表征了中国知识者对中国在世界体系中被降到“女性”地位的恐惧和焦虑，突出强化了弥漫于当时的国族忧患与危机感。

喜欢将弱势一方作阴性类比，这是中国人向来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的认识通常是二元论的：阴阳、乾坤、天地、上下、左右、男女。在这种二元世界里，尊卑、强弱形势对比鲜明。这一思维方式也影响了人们对社会秩序、伦理秩序、性别秩序的认识，因而在社会层级中处于从属等级的那一方有时就被置于或者自置于阴性或女性地位。如屈原在《离骚》中以花草美人自况，表面看来似乎是志存高洁，但说穿了无非是臣子以女人的身份向君王邀宠献媚而已。以鸦片战争后中国如此衰败不堪，又处于被强势的西方国家所威逼压抑的境况而言，其地位与女性的受压迫格局差相类似，所以中国人以“女性”的身份“自看”当然就无足奇怪了。有研究者指出，就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对自己从属地位的体悟形成了他们利用下属群体做文章的修辞手段。他们并不承认自己享有社会权力、处于下属群体的上方并参与对它们的压迫，而是以下属群体受到的压迫作为证据，来讨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们还利用妇女，尤其是妓女作为隐喻，表现自己在军阀社会中受到的压迫和中国在世界等级体系中经受的苦难”。

在晚清中国，比比皆是的“病夫”“弱女”的描述，一方面说明没落的大清帝国国势衰败得已经无以复加，另一方面也隐隐透出中国急于进行国家和民族改造的现实焦虑和紧迫感。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指出的，“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在当时风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影响下，种族生存的危机感让中国人不能不产生自省和自强意识，既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那么将病弱国家改造为健康国家，将衰弱的国人改造为强健的国民就成为精英们当时的理想。而在两个端点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国不强则民弱，民不强则国弱，新国民与新国家是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的问题，如梁启超所言“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而实现新国家与新民的前提就是新身体，所以要通过倡导尚武、体育、体操，开展新民和军国民运动。由此看来，现代中国人的身体建构直接伴随着晚清精英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在这一起始语境中，个人的身体呈现出“国家化”政治面向，被明确地归属于一个“民族想象的共同体”。

如果认为在晚清“身体”“疾病”等话语的流行，仅仅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喻说方式，是一种话语的借用，那无疑是片面的。身体话语的流行，最终指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人身体的问诊和审视，结果发现了中国人两个方面的“病弱”：一是身体的畸形与丑陋；二是精神的愚昧和麻木。前者引发了晚清至五四思想精英对中国人身体的再造运动，后者直接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改造国民性启蒙文学的发生。很显然，在晚清时代，鉴于国族危机的愈演愈烈，虽然启蒙精英希望二者并行不悖，但在国民身体改造的议题上吁求明显更为亟切，希望通过新身体从而新民新国家；而进入五四时期，鲁迅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由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来，则以改造国民精神为己任，把国民性改造的重点放在揭示中国人精神的病苦上来。在晚清与五四两个不同阶段，中国知识精英们只是承担了各自的历史使命而已，其实追求的目标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建构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其间并无价值上的高低与不同，如王德威先生所质疑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长期以来，研究近现代文学的学者往往忽视晚清启蒙与五四启蒙的精神联系，重后者而轻前者，造成了“精神启蒙”对“身体再造”的压抑和遮蔽，从而忽视了认识中国文化和文学极为重要的一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