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比较》今年重新刊发了当时有关改革开放的文献和一些纪念文章，这一辑选取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启时的记忆，以回顾那一段全民上下激情澎湃、思想开放和处处生机勃勃的峥嵘岁月。

1984年的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成功推广，改革不仅成为共识，而且深入人心，并得以从农村进一步扩展到城市，此时，怎么改革，以什么方案改革，成为社会关心和讨论的中心问题。应中国领导人的邀请，世界银行组织了一个经济考察团，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考察，并在1985年提交了一份主报告、6个附录和9篇背景论文。这些考察报告，尤其是主报告影响了中国经济研究的方式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从经济研究来说，考察团在中方专家和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语言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结合起来分析，为中国经济研究范式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借鉴的范本。

在世行首任驻华代表，也是中国经济考察项目的总负责人林重庚先生的帮助下，我们特意邀请上述主报告的主要构思人和协调人阿德里安·伍德教授，为《比较》专门撰写一篇回顾文章《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政策选项：今昔对比》。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1985年世行主报告撰写的原因和经过，其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以及错漏之处。随后，借助与1985年报告的“提要”相同的分析架构——增长格局、经济管理和社会政策，讨论了中国当前面临的某些长期发展问题，尤其强调需要改进公共资本管理、强化企业间竞争、缩小收入差距，以及提高社会保障等。

为了让读者回到当时的情景，我们节选了1985年世行主报告的“提要和重点”部分，重新刊登。该部分内容首先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预测，对高速增长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同时就经济增长格局、体制改革和社会政策的重要问题做出了精辟分析和重要建议。在增长格局上，指出应重视教育、农业、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应重视城市化问题，并建议中国在继续保持以工农业产出增长为重点的增长格局的同时，也应当考虑更多地强调发展服务业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另一条发展道路。在体制改革问题上，探讨了通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建议和完善会计和法律制度，价格改革等重大问题；强调企业必须有一定的经济自由，必须有经济上合理的价格，还必须要竞争。在社会政策方面，报告探讨了社会保障、住房和社会服务、人口问题、农村贫困等，并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等建议。可以说，这份提要勾画了中国改革任务和政策的主要轮廓，今天重读，世行专家的洞察力和远见仍令人感叹。

改革开放40年，成就显赫，但中国目前还只是个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巨大。从体制到发展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解决，目前正面临某些严重的挑战，甚至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质疑和争议。王小鲁的文章依据他在改革期间的切身经历和研究，分阶段回顾了过去40年的改革进程，分析每一阶段改革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尝试回答如下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改革之路？是什么导致了过去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革解决了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又遇到了哪些新问题？未来改革将向何处去？

2009年诺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的文章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回顾和展望。他首先将社会分析分成四个层次——社会嵌入层、制度环境层、治理以及资源配置和就业，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在这四个层次中的位置。随后，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好想法，如行为人的有限理性，制度或组织的可行性和可修复性，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和官僚体系，好想法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以及好想法的形式化和实证研究。这些好的想法推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应用，尤其是当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国家发展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时，可以加深对经济的了解，并使相关政策建议以更稳健、更审慎的方式推进。在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上，威廉姆森持开放的态度，认为在形成统一的理论之前，应当接受多元理论。他还乐观地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现在‘虽如星火’，但可以得到燎原般的发展”。

牛津大学教授保罗·科利尔长期致力于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关注这些国家最底层人群的命运。在这篇题为“经济失败的文化根源”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严谨、统一地研究功能失调的“文化”概念，并阐释功能失调的文化如何导致与繁荣相悖的结果，即让人们陷入各种苦难。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文化由称为信念的心理结构和社会网络组成。身份、叙事和规范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三种主要信念，它们相互依存，且与社会网络相互作用，使功能失调的文化及其带来的后果可以存续，继而影响三种信念和人们的行为选择，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科利尔还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分析功能失调的文化有重大影响的三个领域——社会、家庭和组织机构，展示了这一框架能够分析传统经济学最不擅长的行为范畴，得出一些共同的分析属性和经验规律，从而“有可能使社会科学更趋完整，而无需诉诸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近年来，随机对照实验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这是因为该方法可以通过评估某一特定项目，收集相关证据，帮助研究者进行微调和不同情境下的多次复制，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是随机对照实验的领军人物，他和合作者的文章正是探讨随机对照实验对政策推广的作用。

他们首先归纳了将局部随机对照实验的结论应用于大规模政策推广面临的六大主要挑战：市场均衡效应、溢出效应、政治反应、情境依赖、随机化或选址偏差，以及试点偏差。随后，作者们以印度非政府组织伯乐林教育基金会的“按实际水平施教”为例，说明如何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应对上述六大挑战，使循序渐进的实验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工具，为政策变革提供动力。

周诚君的文章主要讨论中国的金融开放。中国下一步金融开放的重点将放在金融账户开放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及相应的资金跨境流动管理上，重要的是，这一开放进程恰逢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推进。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和下一步重点，在此基础上，厘清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过程中本币和外币发挥作用的区别，推进本币驱动的金融开放，并在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外汇市场模式选择、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新。

数字货币是当前金融领域最引人关注的新兴事物之一。姚前的文章以现代密码学演进为参照，追溯了数字货币技术的起源与发展，剖析了数字货币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特征与功能。他认为，数字货币应是电子货币与实物现金的综合体。缺乏价值支撑的虚拟货币须“去虚拟化”，加上强有力的央行信用，否则难担大任。在数字货币研发进程中，公权与私权，既对立又统一。面对私人部门创新，法定数字货币必须奋起直追。文章还详细回顾了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探索历程、技术脉络与发展思路，并从基于账户或基于价值、自顶向下或自底向上、量子货币三个维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未来形态和技术架构进行了思考与展望。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规模日益扩大且越来越多地走向产融结合，为金融监管提出了新挑战。针对企业发展的这一趋势，田静提出了金融监管中“系统重要性集团”的概念。她认为，这类集团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种要素、资源会加剧向这类集团聚集，不仅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也会抑制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旦这些集团发生危机，就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政府不得不救助，这又会引发新的道德风险，软预算约束和大而不倒的问题可能蔓延到更广的范围。由于系统重要性集团的特殊性，当务之急要明确对产融集团的政策导向，再据此制定全方位的监管制度，综合实施改革方案，通过相关政府机构的协调配合，系统完善集团内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

近来，相关互联网平台企业陆续发生了一些公共事件，并由此引发了巨大的政策争议，为此，“平台经济”栏目为读者提供了四篇与平台经济相关的文章。主编吴敬琏的文章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引发的对垄断的担忧和信息保护等问题，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通过公共政策，捍卫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福利，采用正确的方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他同时强调，人类正处在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关于平台经济与传统经济面临的不同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深入和全面的讨论。业界、学界和公共政策的决策部门需要检索梳理文献，在学的基础上，从基本问题出发，运用基本理论，开展深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才能找到解答。

平台企业花样翻新的竞争行为常常引发一系列问题和争议，并给公共政策制定、监管和执法带来挑战，对此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认为，既不能简单照搬法律条文，更不能出台临时抱佛脚式的行政措施，而是需要从数字经济的产业发展定位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创新和监管的权衡以及国际化视角，灵活审慎地适用相关法律法规，重点考虑如何营造更加公平、开放，更加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吴汉洪等人的文章，分析了平台经济的五大特征：双边用户的需求互补性、网络外部性、价格结构非中性、用户的多归属性以及从渠道模式到平台模式。作者以谷歌的比价购物服务反垄断案、滴滴优步并购案和优步反垄断案为例，分析了这五大特征对现行反垄断政策带来的挑战。为了更好地执行反垄断等公共政策，他们建议应加强对平台商业模式的研究，以了解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要关注技术的发展，还要鼓励跨领域、跨学科和国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戴维·埃文斯的文章梳理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几十年来的兴衰史，试图说明在数字经济时代，基础技术和商业模式为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便利，并使企业能够用正确的方式快速实现全球规模，且在一个或多个维度上挑战现有平台领导者，迫使它们不管看上去多么不可战胜，都必须持续不断地保持创新并为用户创造价值。但埃文斯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竞争当局就可以置之不理。像所有企业一样，互联网平台也可能从事非法串谋或垄断，压制竞争。不过，竞争当局的执法行动应当基于证据的分析之上，关注平台的行为是否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时还要充分了解互联网平台竞争的历史及其蕴含的经济学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