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灯塔

1605年，国王的一位“博学的顾问”进献了一部集新时代精神之大成的著作，这就是弗朗西斯·培根的《关于神与人的学术的进步和演进》，它更为后人所知的名字是《学术的演进》。可以说，这部著作改变了人类理解力的界限以及知识的性质。培根受他的舅父伯利勋爵的荫庇，为王家效力多年。他最初在伊丽莎白的宫廷中做官，但新王朝的降临让他看到，自己可以借机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报偿，詹姆士登基不久，培根就献上了很多条陈，内容涉及苏格兰与英格兰统一以及教会体制等内容。

然而，《学术的演进》则属于另一种色调的著作，它催生了构成整个17世纪特征的科学理性主义。培根首先清理了杂乱无章的知识遗产。在这本书的前几页，作者谴责了“学术的首要弊病”：“人们研究字眼儿而忽视了实际问题。”千百年来，语言文字而非实际问题，一直是传统学术的基础，无论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修辞学人文主义，还是中世纪的经院神学，莫不如此。然而，培根则宣布，“人们严重偏离了自然研究和经验观测，而是在个人推理和奇思妙想中兜圈子”。现在人们应该观察世界了。

他进一步评论说：

这种退化的学术主要在经院哲学家当中居于支配地位，这些人固然有敏锐而深厚的才智，有大量的闲暇，有一定的阅读量，但他们把才智局限于极少数作家（主要是他们的主宰者亚里士多德），正如他们本人的生活局限在修道院和大学中，他们对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无论是自然的历史，还是时间的历史，他们不了解实际问题，没完没了地利用才智进行争论，给我们编织出佶屈聱牙的学术之网，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中……学术的蜘蛛网因为它漂亮的细丝和活计引人钦敬，但缺乏实质性内容，也没有益处。

他的散文文理清晰，富有说服力，这种风格成为他攻击旧学问讲究辞藻和过度精巧的利器。正因为这个原因，雪莱说，在所有的诗人—哲学家中，柏拉图和培根是最有影响力的两位。

培根抨击先前人类学问中的原则和方法，并倡导实验和观察，他认为后两者才是真正自然科学的核心。他建议当时的学者和实验者，应该一门心思地注重“应用而不要卖弄”，注重“常识性事物和经验”。他警告说：“你越是远离具体的东西，你的错误就越有危险性。”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科学的倾向。

在培根看来，一切学问的目的在于给人类造福，给人类带来繁荣富裕。若想理解和掌握物质世界，需要“辛勤和冷静地探求真理”，而真理的获得，只能通过如下办法：“由实验上升到寻找原因，再由原因下降到寻找新的实验。”这是一种颇具革命性的意图表述，它把培根以及詹姆士一世时代带到了现代的大门口。

培根渴望出现一种制度性的和认识论的变迁；他建议指导大学、学院以及中学的应当是“丰富回报、正确引导和群策群力”。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指引皇家学会的态度正是发源于此。在工业革命初期出现的发明力量也同样发源于此。培根本人具有清教倾向。他认为个体的能动力量高于传统和权威的多重诱惑；他认为观察而非思考是实践理性的唯一工具。功利性与进步的灯塔一直在引导他前进。

培根希望，借助于这些灯塔发出的明亮的光芒，“这个第三个时代的学问将远远超过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文化”。他希望改变新学问的步伐和方向，这是公允之论。他为后来的一部著作取名为Instauratio Magna，意为“伟大的更新”或“基础”；这本书的卷首插图画的是，一艘船驶过表示知识和探险极限的两根赫拉克勒斯之柱。它象征着挑战“无法超越”这一箴言的一次发现之旅。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詹姆士一世执政时期标志着，人们开始穿越陌生的思想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