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代北京話文獻對語言研究的價值

（一）爲考察某些詞語的音義來源和消亡提供綫索

以語音爲例。《長安里語》稱呼語有：“稱妻曰媳上聲婦子。”徐昌祚在“媳”字下注“上聲”。明代北京話入聲逐漸消失，徐昌祚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並特别注明，説明他有一定的語言敏感性。劉援朝統計，在《中原音韻》的音系中，清入派上聲比例相當大，從元代到明代，比例逐漸下降到80%，從上聲分流到陽平和去聲的比例在逐漸增加，到了清代北京人李汝珍的《李氏音鑒》時期，上聲字只剩9%[17]。所以我們看到現代北京話中，這個上聲“媳”已由上聲變成陽平，但在一些老派北京人或者京郊人口中還是讀作上聲的。

再以程度副詞“太”和“忒”爲例。“太”是上古就已産生的程度副詞。《古代漢語虚詞詞典》：“太，義同‘泰’。先秦兩漢多用‘泰’，後世多用‘太’。”[18]《説文》心部：“忒，更也。”段注：“忒之引甲爲已甚，俗語用之。或曰大，他佐切，或曰太，或曰忒。俗語曰忒殺。”太田辰夫不認可“忒”的程度副詞義是從“更改”之本義引申的説法，認爲可能是“太”音轉而成的，也可能是從“特”發展而來的（參《中國語歷史文法》第251頁）。湯京普等（2008年）指出自宋以來，程度副詞“忒”的使用頻率顯著增高。宋元時期“忒”修飾形容詞並無積極消極之分，如《朱子語類》第三十五卷“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説得忒好，也不得”。這種用法一直延續到明代，如：

（1）這橋梁橋柱，比在前忒牢壯，這的捱十年也壞不得。（《老乞大諺解》上）

這裏的“牢壯”和上文的“好”都是積極意義的形容詞，“忒、太”用法無異。但是清代以後，“太”修飾的形容詞無消極、積極之分，而“忒”就只用於消極意義。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官話類編》（1892）第二十四課有“你的衣服忒骯髒（癩歹）”，就特别注釋：“忒，too, excessive; an exaggeration of太; -mostly used of things that are in some way displeasing.”（大部分用於不開心的事情）

再如副詞“底似”。《詩詞曲語辭匯釋》（卷一）收有“抵死”：“猶云分外也；急急或竭力也；亦猶云終究或老是也。”《漢語大詞典》也指出“抵死”是“分外、格外”之義，宋代俗語。王安石《與微之同賦梅花》詩之三：“向人自有無言意，傾國天教抵死香。”金秦略《賦樂真竹拂子》詩：“覓個龜毛抵死難，直教擊碎釣魚竿。” “底似、抵死”是一個詞語的異寫形式。元代《古本老乞大》作“底似”：“休要底似肥的，帶肋條肉買者。”

《老乞大諺解》多改作“十分”：

（2）休要十分肥的，帶肋條的肉買着。（《老乞大諺解》上）

再如《古本老乞大》“你底似的休早行”，諺解本作：

（3）你十分休要早行，我聽得前頭路濇。（《老乞大諺解》上）

古本“怕底似的賤時，且停些時”，諺解本作：

（4）有價錢時賣了着，怕十分的賤時，且停些時。（《老乞大諺解》上）

古本“伴當每，恁底似的休多索”，諺解本作：

（5）客人們，你不要十分多討。（《老乞大諺解》下）

古本“底似的漢兒言語説不得的上頭，不敢言語”，諺解本作：

（6）他漢兒言語説不得的，因此上不敢説語。（《老乞大諺解》上）

在《朴通事諺解》中，可見1處“底似”殘留：

（7）紐子不要底似大，恰好着，大時看的蠢坌了。（《朴通事諺解》中）

可知，在明代“底似”作程度副詞的用法就衰落了。

（二）較爲真實地記録明代北京的方言俚語

《宛署雜記》《長安里語》記録了一些明代北京稱謂語，其中都有一條：“呼舅母曰妗子。”“舅母”一詞在南北朝文獻中就可見。《辭源》“舅母親”條云：“母的兄弟的妻，即舅母。北齊顔之推《顔氏家訓·風操》：‘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吴郡張建女也。’思魯，子推子。”[19]“妗子”一詞出現較晚，始見於宋代，《集韻》沁韻：“俗謂舅母曰妗。”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有：“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作劇錢，千五與皇后，七百與妗子充節料。”章炳麟《新方言·釋親屬》：“幽侵對轉，舅妗雙聲。故山東謂舅妻爲妗。”這裏的意思是“舅、妗”二字存在音近通假的關係，林根（1991年）也認爲，“舅”對應“妗”，“舅”的韻尾u受後續音節“母”之聲母的同化而變爲雙脣鼻音m，即giəm məu，於是形成了“妗母”。由於其語義重心在“妗”，故“母”的讀音由弱化而失落，“妗”便形成爲獨立的語素。我們認爲“妗”是“舅母”的縮音，也就是“母”的韻母u脱落，只剩下聲母m，與“舅”構成了kiəu-m，繼而合成音節kiəum，並假借了《説文》中表示“善笑貌”的“妗”來記録。隨着北方話中-m、-n韻尾合流，見組字（尤其是細音）顎化，形成了如今tɕiən的讀音。其實合音説早在宋代張耒《明道雜志》就已經指出：“王聖美嘗言經傳中無‘嬸’與‘妗’字。考其説，‘嬸’字乃‘世母’字二合呼也，‘妗’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兩字音爲一）。”[20]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也肯定並引述了張耒的觀點。

元明的北京話中都有“妗子、妗妗”的説法。元關漢卿《金綫池》第三折：“妾身張嬷嬷，這是李妗妗。”《古本老乞大》有：“今日備辦了些個茶飯，請咱每衆親眷閑坐的翁翁、婆婆、父親、母親、伯伯、叔叔、哥哥、兄弟、姐姐、姊妹、外甥、姪兒、姪女、舅舅、女婿、妗子。”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録有《元宵曲》：“姨兒妗子此門誰，問着前門佯不知。籠手觸門心暗喜，郎邊不説得釘兒。”

不過清代北京話作品中可見“舅母、舅媽、妗子”三説。《紅樓夢》只用“舅母”。《兒女英雄傳》有“舅母”84例，“舅媽”2例，“妗子”1例。“舅母”是安公子稱呼舅太太的：

（8）公子本來生怕舅母攔他，聽了這話，早急得滿面通紅，兩眼含淚説道：“好舅母别攔我了！我聽見這信，心裏已經急得恨不得立刻就飛到淮安見着面才好。再要攔着我不叫去，我必急出一場大病來，那時死了……”這句話没説完，就放聲大哭起來。把個舅太太慌的，拉着他的手説道：“好孩子，好娃娃！你别着急，别委屈！咱們去，咱們去，有舅母呢！”（《兒女英雄傳》3回）

2例“大舅媽”和1例“大妗子”指的是一個人，都是進京打工卻不幸早亡的詹典的孀妻。

（9）怎麽没人兒會呀？你親家母就會，他詹家大妗子也會，你只問閨女，他説得不會呀？（《兒女英雄傳》33回）

（10）卻説張老讓他三個坐下，便高聲叫道：“大舅媽，拿開壺來！”那個詹嫂聽得公子來了……（同上37回）

清代梁章鉅撰《稱謂録》卷三“母之兄弟之妻”有：“妗，《集韻》巨禁切，音𦧈，俗謂舅母曰妗。”美國傳教士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98年編寫的大型北京官話工具書《官話萃珍》説：“（北京話）俗稱舅母曰妗母，大妗子小妗子，鄉語。”《兒女英雄傳》中的“詹大妗子”正好印證了上述説法，詹典早亡後，其妻在張家當傭，因是張太太老家人，被人面稱“舅媽”，背稱“大妗子”，敘述文字稱“詹嫂”。“妗子”是用於口語的，或者針對地位較低的普通人，現在京郊平谷馬坊話仍有“妗子”的説法。《紅樓夢》林黛玉稱王夫人、尤夫人這種貴人，自然是稱“舅母”。“舅媽”又比“舅母”口語化了一些。現代北京話情況又發生了變化，老舍作品只有早期2例“舅母”，其他均用“舅媽”，達三十餘處，未見“妗子”。這2例“舅母”情況也很特殊，其中1例引自《兒女英雄傳》22回：

（11）即如這何玉鳳姑娘，既打算打破樊籠身歸淨土，無論是誰，叫舅母就叫舅母，那怕拉着何仙姑叫舅母呢。

老舍1928年4月創作的長篇小説《趙子曰》是這樣説的：

（12）不是還有别的路徑哪嗎！不必非拉着何仙姑叫舅母啊！

《兒女英雄傳》中的確是有何玉鳳管舅太太叫“舅母”的描寫，以至於在後來的北京話裏“拉着何仙姑叫舅母”就成了一個熟語，甚至有歇後語：“拉着何仙姑叫舅母——沾點兒仙氣。”

老舍在1962年創作的《正紅旗下》中有20例“舅媽”。載1951年5月15日《北京文藝》第2卷第3期《怎麽寫通俗文藝》：

（13）其實呢，莎士比亞的偉大，並不是我們自己的偉大，我們大可不必拉着何仙姑叫舅媽。

有意思的是，根據《京郊方言》《平谷縣志》《門頭溝文化遺産精粹——京西齋堂話》《密雲縣志》《懷柔縣志》的記載，平谷、門頭溝、房山、平谷等京郊地區現在都稱“舅媽”爲“妗子”。可見“妗、妗子”在元明清北京話中都使用，只是相對於“舅母、舅媽”而言，“妗”更爲俚俗，偏於“鄉語”。應該説《宛署雜記》《長安里語》用簡短的文字記録了最真實的市井用語。

（三）爲考察明代與元代及清代漢語的關係提供承上啟下的珍貴資料

“很/狠/哏”的程度副詞用法在元代能見到，主要作狀語。太田辰夫（1958/2003年，第251頁）、楊榮祥（第346頁）等都已經明確指出，也成爲學界的共識。元代一般作“哏”。

（14）漢兒小廝每哏頑，高麗小廝每較爭些個。（《古本老乞大》）

（15）待不要罪過呵，哏分外的一般有。（《元典章·刑部》）

（16）那幾個守户閑官老秀才，他每都哏利害，把老夫監押的去遊街。（《元刊雜劇三十種·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太田先生（1958/2003年，第251頁）説，由於“哏”只在某些文獻中出現，“可以想像是和蒙古人接觸較多的北方人之間使用的俗語。在元曲中也只是偶爾一用，恐怕漢人是不太使用的”。

明代的“很”則更多地出現於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文獻中，且主要作補語。如《西遊記》中4例“A得很/狠”，如：

（17）這家子遠得狠哩。（22回）

（18）他這等熱得狠，你這糕粉自何而來。（59回）

《金瓶梅詞話》53回有1例：

（19）適值小玉出來請李桂姐吃夜飯，説道：“大娘在那裏冷清清，和大姐、劉婆三個坐着講閒話。這裏來這樣熱鬧得狠！”

正如周振鶴、游汝杰（第204頁）所講，一般認爲《金瓶梅》有山東方言背景，但明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清代阮葵生《茶餘客話》就指出《金瓶梅》第53～57回有吴語成分，殷曉傑、任丹（2015年）從詞彙角度再次證實這5回是南方人所補。

明清吴語民歌《掛枝兒》多處可見“很”作補語的：

（20）同般樣的相思也，（我）相思又害得狠。（《明清民歌時調集·掛枝兒·想部三·相思》）

明代北京話中“很”不多見，太田辰夫、楊榮祥等均指出《長安里語》中1例：

（21）婦女淫曰浪起來，極曰很浪，又曰怪浪。

這個例子説明明代北京口語延續了元代“很”作狀語的用法。

但其實《長安里語》還有1例。《宛署雜記·方言》有“事物不潔曰贓”一句，到了《長安里語》中，補充爲：

（22）事物不潔曰臧、臧極曰臧根（狠）。

太田辰夫（1994年）認爲“根”是“狠”字之誤。汪維輝、許峻瑋（2018年）表示“其説可從”。但本人認爲這種現象可能是受了作者徐昌祚母方言的影響。徐昌祚爲吴語區人，根據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程度補語“X很、X極、X險”是吴語區的程度補語表達方式。一方面北京話至今未見“A很”的表達，另一方面“……得很”的結構未必在明代北京話中就出現了。大多數程度副詞具有唯狀性，張誼生（2000年）認爲部分程度副詞具有可補性，另有部分具有唯補性。從上文可以看出，元代的“很”具有唯狀性，可修飾動詞、形容詞及謂詞性短語。從明代《長安里語》看，明代北京口語中保留了狀語用法，補語的用法是否存在是存疑的，“臧狠”這種説法在北京話中自始至終没有存在過。而明代南方方言的“很”則具有唯補性，這從《西遊記》《金瓶梅》（53回）、《掛枝兒》等可以看出，“很”用於補充形容詞所表達的狀態程度。

直到清代北京話“X得很”表達方式才較多地出現。表二是清代“很”作狀語和補語的情況統計：

表二 清代“很”語法功能

補語“X得很”表达方式在北京話和北方官話系統中是存在的。不過越是典型的北京口語，“很”的唯狀性表現得越明顯，《小額》中就只有作狀語的，没有作補語的用例。因此太田辰夫認爲“很”作狀語是清代北京話的7個語法特徵之一。而“很”在南方方言中的使用不甚普遍，相較而言，補語要略多於狀語的用例，《風流悟》《何典》中甚至没有“很”。據《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法卷》，除“A得很”外，各地方言另有21種程度補語表達法，其中吴語的用法最多，占近四分之一，如“熱得緊、熱得猛、熱得極、熱得險、熱得踏、A得野、A得勢”等。唐賢清等（2014年）指出從地緣的角度來看，北方的阿爾泰語系及漢語北方方言的程度補語系統不發達，南方的壯侗語與南方方言的程度補語系統發達，這是比較明顯的分布差異。當然，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互相影響，所以清代狀語“很”也見於南方方言文獻中，但不普遍，補語“很”也見於北方方言文獻中，也不是主流。

明代北京話中作狀語的程度副詞“很”的使用似乎在衰落，狀語用法在《長安里語》中有記載，補語用法只出現在南方方言中。但這種衰落可能是假象，也許明代這個帶有地域色彩的詞只是没有進入文人階層的話語體系，但應該已經活躍於北京人的口語中。這種珍貴的蛛絲馬跡的記録，爲“很”在元至清代北京話一直保持使用提供了難得的證據，也爲清代北京話中“很”的復興找到了合理的解釋。

（四）揭示元代到明代甚至清代北京話的繼承與發展關係

我們發現明清北京話的詞彙和語法系統和元代相比有繼承，也有發展。以副詞後綴“兒”爲例。一般認爲“兒”作爲構詞要素是從唐代産生的，如太田辰夫（1958/2003年，第88頁）認爲唐代“兒”用在動物名稱後，表示小或可愛，如“貓兒、狗兒”，但他認爲語音上發生兒化是在清初。李思敬（2000年）則認爲漢語北方話的兒化音是明代中期産生，到明代後期的隆慶、萬歷年間（也就是16世紀）成熟的。以副詞爲例，元代大都話已經産生兒化，但不普遍。元代兒化副詞只有一個“一霎兒”。明代則數量增多，有“連聲兒、悄聲兒、偷眼兒、一頓兒、故意兒、一霎兒、半霎兒、一會兒、險些兒、一點兒、有些兒”，到了清代北京話帶有兒綴的副詞則有“低聲兒、一疊（迭）連聲兒、一溜兒、一順兒、就事兒、就勢兒、挨排兒、挨次兒、挨門兒、巴巴兒、活脱兒、迭忙兒、偷偷兒、一邊兒、一頓兒、齊打夯兒、齊打夥兒、趁勢兒、就手兒、一死兒、白白兒、巴巴兒、故意兒、動不動兒、遭遭兒、幌幌兒、時不常兒、乍乍兒、剛剛兒、一例兒、普裏普兒、綽總兒、抄總兒、差一點兒、可哥兒、險些兒、咋兒、差不多兒、多（一）半兒、地根兒、底根兒、歸根兒、到了兒、一準兒、巴不得兒、巴不能夠兒、有些兒”。

明代的《三言》具有鮮明的吴方言色彩，從張振羽（第285頁）對其中副詞的統計來看，693個副詞只有“險些兒”唯一一個兒化副詞。相較而言，元明清時期北京話副詞可加兒綴是共同的特徵。但是，從元代到清代，兒化顯然是越來越豐富的。

從副詞的兒綴可以看出，明代北京話對元、清的北京話有承上啟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