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徐阶主政

徐阶成为内阁首辅以后，大权在握，清除了严氏父子的亲信党羽，力图扭转先前的政治颓败局面。

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华亭人。据王世贞为他写的传记，此人生得“短小白皙”“眉秀目善”，一副江南人士的典型气派。此人能屈能伸，随机应变，不露声色，却精于权术。在严嵩专权跋扈的形势下，能够合作共事而又安然无恙，充分显示了他智谋和诡谲兼而有之的秉性。这种秉性，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潜移帝意，导致严氏父子垮台，颇有一点拨乱反正的味道。

徐阶主政以后，在内阁办公室的墙壁上写了一副条幅：

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

这三句话，用直白的语言宣称，他要拨乱反正，把权威与福祉归还皇帝，把政务归还政府各部门，把官员的任免奖惩权力归还公众舆论。实际上是他的施政纲领，目的在于改变严氏父子专擅朝政的独裁局面。意图是很明显的，他要向朝野上下表明，不想成为严嵩第二，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唐鹤征所写的徐阶传记，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徐阶）尽反嵩政，务收人心，用物望，严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风采。”意思是说，徐阶执政的做法和严嵩完全相反，把收拾人心作为第一要务，用威望来杜绝不正之风，全天下都迫切想一睹他的风采。唐鹤征用一些细节来评论徐阶主政的风采。请看他的论述：

——起初，徐阶与严嵩同事，下级官员的贿赂馈赠虽然没有严嵩那么多，数量也不少，徐阶一概照单全收，不敢拒绝。徐阶对人解释其中的原委：如果拒绝贿赂，恐怕以自己的高洁反衬出严嵩的污秽。日子一长，人们也不再非议了。当他成为内阁首辅后，就和严嵩反其道而行之，邀请内阁次辅袁炜一起办公，共同为皇帝票拟谕旨。皇帝知道后，认为不妥，只要首辅一人票拟即可。徐阶向皇帝解释：事情出于众人合议就公正，而公正是所有美德的基础；独断专行就容易自私，而自私会导致百弊丛生。皇帝听了表示同意。当时言官（给事中、御史）竭力抨击勾结严氏父子的大臣，皇帝对此很是反感。徐阶向皇帝委婉曲折地做出解释，缓解了皇帝的怒气，保护了那些言官。某一天，皇帝与徐阶谈起人才难得，徐阶侃侃而谈：自古以来常言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最大的奸佞貌似忠诚，最大的欺诈貌似诚信），能够知人善任，便是哲人，因此当皇帝是最难的。要想把困难转化为容易，只有广泛听取意见一个途径。能够广泛听取意见，就有人为我抵挡穷凶极恶，为我揭发隐匿深情。而且能够做到没有用的人才不随便提拔，已经用的人才不随便留用。皇帝听了他的一番宏论，连连称赞。

可见徐阶对于治国、用人还是很有一些想法的。他引用门生张居正为裕王（后来的明穆宗）讲学，使日后的皇位更替显得顺利。明世宗临终之际，他连夜紧急召见张居正，一起谋划、起草遗诏，次日清晨当朝公布，稳定了嘉靖、隆庆交替之际政局的稳定。朝野上下对此赞誉有加，把他比喻为正德、嘉靖之交总揽朝政的杨廷和再世。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世宗皇帝逝世，由徐阶和张居正起草的皇帝遗诏，并不是皇帝临死之前口授的，而是以“遗诏”名义发布的徐阶和张居正的政见。为了拨乱反正，“遗诏”强调了已故皇帝对于痴迷道教的错误有所反省，为那些反对清虚学道而遭到惩处的官员恢复名誉和官职，惩处主持玄修的道士，停止斋醮。这些话，一看便知不是朱厚熜愿意讲的话，而是徐阶、张居正想要表达的意见。

十二月二十六日，穆宗隆庆皇帝即位，徐阶起草的登极诏书，基调和先帝遗诏完全一致，强调了起用因反对玄修而遭到惩处的官员，处罚道士，停止斋醮，破格提拔贤才，裁减冗员。

嘉靖、隆庆之际的政治交接，徐阶处理得巧妙、妥帖，先是以遗诏方式表示先帝的悔悟，继而以即位诏书的方式表示尊奉先帝遗诏，避免了“改祖宗之法”的非难。

徐阶确实配得上“杨廷和再世”的美誉。

他是聂双江的门下弟子，也是欧阳南野、邹东廓、罗念庵等著名学者的同志，但是他并不是学者型官僚，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实务型官僚。他接手严嵩造成的腐败政局，力图革新政治，心情是复杂的。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日的局面似乎已有更新之机，但是人心陷溺已久，一定要德高望重的人才能转移；朝廷政务的废弛已经达到极点，一定要有高明的人才能整顿。而这两点他都没有，所以他要感叹“有时无人”！他还说，国家大事并非一个人所能担当，必须有人倡率、有人协助。他有幸得到父师的教诲、朋友的指点，承蒙皇上的信任，力所能及地起到一点“倡率”的作用，是不敢辞其咎的。

事实表明，徐阶的“整顿”“倡率”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谨慎地采取了行动。

他推心置腹地敦请严讷出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明史》的《严讷传》，谈到严讷出掌吏部，为了扭转严嵩专擅朝政造成的“吏道污杂”局面，与同僚约法三章：

一、谈公事到他在吏部的办公室，不得到他的私宅；

二、慎重选择吏部的郎中、主事等中层官员，杜绝开后门、通路子，用当时的话表述，就是“务抑奔竞”；

三、吏部主管人事，选拔人才不要拘泥于资格，即使是州县小吏，只要政绩优异，应该破格提升。

在他的努力之下，改变了先前“吏道污杂”的状况，出现了“铨政一新”的面貌——吏治人事工作焕然一新。这与徐阶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严讷自己对朋友谈及此事，深有感触地说：吏部尚书与内阁首辅必须同心同德，事情才办得好，我掌管吏部两年，适逢徐阶主持内阁，大力支持，办事毫无阻力。

徐阶不但全力支持严讷，而且尽量争取皇帝的默许，使得整顿吏治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为此，他经常在皇帝面前替严讷讲话，比如说，臣听说严讷主管吏部有方，为皇上而守法，一概拒绝请托，不免招来怨恨与毁谤，这就要仰赖皇上圣明，明辨是非，保证吏治整顿顺利进行。又比如说，严讷主张用人打破论资排辈的旧习，徐阶极为赞成，为了减少阻力，徐阶特地请求皇上下一道特别谕旨：“唯才是用，勿专论资格。”

然而，徐阶主政的嘉靖、隆庆之际，政坛高层也不平静，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徐阶与高拱的矛盾逐渐明朗化。

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进入内阁，这是得力于徐阶的推荐。徐阶的考虑是颇为周全的，一方面，高拱先后主持过礼部、吏部的工作，办事干练，很有革新精神，徐阶希望得到他的协助；另一方面，高拱长期在裕王府邸，与当时的皇储（后来的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徐阶希望通过他沟通与皇储的关系。

高拱此人性格刚直，自视甚高，入阁以后，与其他阁僚对待徐阶的态度截然不同，常常和徐阶发生冲突。这使得徐阶非常不满，在他的授意下，他的同乡、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弹劾高拱“不忠”，使徐、高关系趋于紧张。嘉靖皇帝去世，徐阶绕过内阁其他成员，与张居正起草“遗诏”，引起高拱极大的不满，抓住“遗诏”中先帝表示悔悟的语句，以为是把先帝的过错公示于天下，是诋毁先帝的大逆不道的做法。

平心而论，徐阶、张居正起草的“遗诏”带有拨乱反正的意义，高拱的攻击完全是意气用事，效果适得其反，使得自己处于被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