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严氏父子的下场

严嵩虽然罢官，不过是“致仕”（退休）而已，并未伤筋动骨。他的儿子严世蕃流放海南岛的雷州，也是官样文章，虚应故事，还没有到雷州，在半路上就返回江西老家，潇洒度日，威风依旧。他的党羽罗龙文也从流放的地方逃回江西分宜的严府，与严世蕃策划翻盘的计划。

管辖分宜县的袁州知府衙门了解到这一动向，添油加醋地夸张为严府“聚众练兵谋反”，报告给巡江御史林润。林润作为言官一向敢于直言，先前曾经弹劾严嵩、严世蕃的党羽鄢懋卿，担心严世蕃如果东山再起，可能遭到报复，立即把严府“聚众练兵谋反”的情报，上报朝廷，再度加以夸张，说什么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聚集勇士几千人，图谋不轨，为此还勾结“倭寇”，做着“谋反”的准备。

嘉靖皇帝本来对于严嵩的罢官已经有点后悔，严世蕃流放途中擅自逃回，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再追究。事实上，严氏父子的胡作非为都是他纵容的结果，追究下去对自己也不光彩。但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对于贪赃枉法或许可以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接到林润的拫告，大为恼怒，马上下达圣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押解来京审问。

严、罗押解到京后，林润再次揭发，说严世蕃的罪恶日积月累，并非一日之间形成。比如严氏子孙三代，在家乡营造五座豪华府第，严嵩、严世蕃的府第号称相府，召集四方亡命之徒，组成警卫部队，俨然一副藩王的架势。他还指责严嵩，明明知道严世蕃流放雷州，中途逃回，居然伙同藏匿，简直是把国法当作儿戏，把公议当作废纸。这是明知故犯，纵容、包庇，难辞其咎。

严世蕃似乎早就做好了“预案”，胸有成竹。当他听说，言官们想通过治他的罪，为沈炼、杨继盛平反，很是高兴，得意洋洋地对党羽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们秘密策划的“预案”是这样的：接受贿赂、贪赃枉法已经难以掩饰，好在皇上对此并不在意。最为可怕的是“聚众”“通倭”，务必要买通关节，删去这些词句，代之以沈炼、杨继盛的冤狱，来激怒皇上，皇上一旦激怒，他们就可以脱身了。

以严世蕃昔日的余威以及在官场的关系网，很容易地买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要他们接受他的“预案”——实际上是一个圈套，在给他的定罪书上，写进为遭到迫害的沈炼、杨继盛翻案的文句。这是一个很难察觉的阴谋，因为对于沈炼、杨继盛的惩处，实际上是皇帝亲自圈定的。为沈、杨翻案，就等于要皇帝承认错误，这肯定会激怒刚愎自用的皇帝，兑现先前讲过的话：敢于再次弹劾严氏父子，把弹劾者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这样的话，可能性极小的严嵩翻盘企划，或许由于皇帝的一句话，将成为现实。

这是严世蕃精心策划的一着险棋，不料被精明过人的徐阶识破了。三法司把严世蕃的定罪书交给内阁首辅徐阶审定，定罪书的主旨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徐阶一下就看出了问题，他深知皇上的脾气，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对沈炼、杨继盛的惩处是以皇帝圣旨的名义作出的决定，为沈炼、杨继盛平反昭雪，就意味着皇帝先前的圣旨是错误的。如果把案件引向这样的途径，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导致林润与邹应龙被一并处死，事情就一发而不可收了。于是，徐阶对三法司的判决书做了重大修改。

经过徐阶修改的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皇帝也是毫不知情的罪状：“谋反”“通倭”。上面加进了子虚乌有的情节：严世蕃和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召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南面勾结倭寇，北面勾结蒙古云云。平心而论，严世蕃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叫作咎由自取。但是，“谋反”“通倭”“通虏”却是诬陷不实之词。回避真正的罪状，用捏造的罪状来定案，显然是在耍弄阴谋与权术。

这份判决书避开了“彰上过”的要害，皇帝很平静地接受了，他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通虏”的情节闻所未闻，十分震惊，做出这样的批示：仅仅凭借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定案，也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核实。徐阶和三法司再度耍弄手段，根本没有核实，由徐阶代替三法司起草报告，用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经过核实，严世蕃“谋反”“通倭”“通虏”证据确凿。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二十四日，皇帝下达圣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查抄严府，严嵩黜革为平民，其孙子充军。

曾经显赫一时的严嵩，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恶贯满盈，他们的下场是罪有应得。留给人们深思的是，为何义正词严的弹劾始终不能奏效，而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

几年后，官员们在撰写《明世宗实录》时，对于当时的做法表示了质疑：严世蕃凭借父亲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偏偏要说他“谋逆”，他们认为这种处置“悉非正法”。所谓“悉非正法”云云，就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用一种非法手段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

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然而，史官们也有偏颇之处，他们把板子打在林润和三法司身上，是不公平的。关键依然在于皇帝。徐阶根据皇帝的心态，耍弄权术，把握的原则就是不能“彰上过”，既要处死严世蕃，又不能彰显长期宠信严氏父子的皇帝的过错。而虚构的“谋反”“通倭”“通虏”罪状，是在严世蕃流放以后发生的，皇帝毫不知情，与先前宠信严氏父子毫无关系，因此一举成功。当时的史官或许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奥妙，或者即使洞悉其中的奥妙，也不敢直白地说出来，他们必须为尊者文过饰非。

这岂不是更加匪夷所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