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严嵩形形色色的弹劾

古代有这样一句谚语：“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反映了两种官僚的不同处世哲学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的官员，往往死得很惨；趋炎附势，善于拍马溜须的官员，往往加官进爵，飞黄腾达。于是乎，那些精明的官僚，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断向上爬，明哲保身，阿谀奉承，不讲真话，假话套话连绵不绝，身上弥漫了乡愿气息，官场风气因此而腐败不堪。然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熏陶出来的士大夫精英分子，不愿同流合污，他们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明哲保身的乡愿气息不共戴天。因此，“直如弦，死道边”的官员，代不乏人，前仆后继，成为历史的一抹亮色。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朝野震惊，历史上称为“庚戌之变”，引为堂堂天朝的奇耻大辱，激起公愤，一时间舆论哗然。但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

一些人微言轻的官员，却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挺身而出，弹劾严嵩这个权奸。

嘉靖三十年（1551），一个在锦衣卫掌管文书的小官沈炼，写了一份奏疏，指出：由严嵩一手造成的“庚戌之变”这样的城下之盟，是大明王朝的奇耻大辱。他写的弹劾奏疏的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意思是说，皇上务必及时惩处误国的奸臣，决定征讨蒙古的大政方针，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他的话说得很直白：此次蒙古军队能够来到北京城下，三尺童子都知道是严嵩、严世蕃父子一手导致的，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之士的斗志，才可以化险为夷。他在奏疏中揭发了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

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令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草批示（当时叫作“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去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征求处理意见，看起来很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更为荒唐的是，严世蕃和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一起商量，炮制了“票拟”，让大学士李本全文照抄；然后以皇帝圣旨的名义公布。这种“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意思，沈炼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弹劾严嵩、严世蕃是“恣肆狂言，排陷大臣”，目的是沽名钓誉。是非完全颠倒了，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一阵杖责之后，被革职、流放塞外边疆。严嵩父子还不甘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六年后，在严嵩父子指使下，沈炼被无端扣上“谋叛”的罪名，处以死刑，他的长子充军，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

严嵩以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想要扳倒他的人，绝对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舍得一身剐，敢把严嵩拉下马，这样的官员，大有人在。

嘉靖三十二年（1553），刑部员外郎杨继盛挺身而出，向皇帝提交奏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

一、“坏祖宗之成法”——破坏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

二、“窃君上之大权”——非法地把皇帝的大权窃为己有；

三、“掩君上之治功”——彰显自己，掩盖皇帝治国的功勋；

四、“纵奸子之僭窃”——放纵奸恶的儿子窃取首辅的职权；

五、“冒朝廷之军功”——把朝廷的军功据为己有；

六、“引背逆之奸臣”——结党营私，把背逆的奸臣引用到关键岗位；

七、“误国家之军机”——贻误国家军机，造成“庚戌之变”；

八、“专黜陟之大柄”——一手掌控官员任免、升降的大权；

九、“失天下之人心”——倒行逆施，使得朝廷丧失了民心；

十、“敝天下之风俗”——贪赃枉法，败坏了官场的风气。

杨继盛还指责严嵩的“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也就是说，皇帝完全被架空了，整个朝廷只知有严嵩不知有皇帝。这当然是杨继盛自己的揣测，或许是对于尊者有所忌讳，其实严嵩之所以能够专擅朝政，为所欲为，罪魁祸首就是皇帝，没有他的宠幸与纵容，绝不可能达到这种地步。

杨继盛的弹劾比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辞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情况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当然不会一无所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冒死谏诤，宁愿用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政治气氛和舆论。结局是注定了的。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居然在奏疏中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那意思是，皇帝心甘情愿受严嵩愚弄而浑然不觉。这必然要激起皇帝的反感。更为失策的是，他居然要求皇帝让其三子裕王、四子景王出来揭发严嵩的罪恶。

老奸巨猾的严嵩机敏地抓住把柄，化被动为主动，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心怀叵测，胆敢挑拨皇帝与亲王的关系。皇帝勃然震怒，当即拿起朱笔，在杨继盛的奏疏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杨继盛赤胆忠心的谏诤，在皇帝看来却是动机不纯，是因为被贬了官心怀不满，肆意发泄。而且牵连两位亲王，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必须严刑拷打，要他老实招供。

皇帝圣旨一下，杨继盛就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监狱中，既然皇帝已经下旨“好生打着究问明白”，那些打手们就毫不手软地动用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

杨继盛身上有着士大夫引以为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打手们没有“究问”出什么罪状，朝廷还是把他判处死刑。处死的唯一原因就是向皇帝进谏。中国一向有“武死战，文死谏”的说法，武将死于战场，文官死于谏诤，是莫大的光荣。杨继盛也不例外，他以为向皇帝进谏而死，是死得其所。因此，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死到临头还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活着的时候来不及报恩，只好死后由忠魂来弥补了。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以为他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过于天真。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看法，当时的仁人志士却并不这样认为。

因此，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到皇帝的御案上，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充军，就是被借故处死。关键在于皇帝在后面撑腰，当然任何人都无法把他扳倒。

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联手行动，在同一天上疏，弹劾严嵩。这三个人与徐阶关系密切，吴、张是徐阶的门生，董是徐阶的同乡，无怪乎严嵩认为这是徐阶在幕后捣鬼。由于这样的背景，他们的弹劾奏疏写得相当尖锐。

吴时来写道：严嵩辅政二十年，文武官员升迁与罢黜，由他一手包办；纵容他的儿子严世蕃出入禁地，代行内阁首辅职权，批答奏章。严世蕃因此招权示威，对高官颐指气使，视将帅如奴仆；公然收受贿赂，家中赃财堆积如山，贪得无厌。他安排亲信万寀把持吏部文选司，方祥把持吏部职方司，推举一名官员，必定听命于严世蕃的意志。陛下只知道这些建议是部臣提出的，哪里知道全是严嵩父子的私意。因此，他认为，如果不除去严嵩父子，陛下虽然宵旰忧劳，必将于事无补。

张翀写道：臣每每经过长安街，见到严府门前充斥着边镇将帅的使者，没有见到严嵩，必须先向他的儿子馈赠厚礼；没有见到他的儿子，必须先买通他的家人（管家）。他的家人（管家）严年的私产已经超过数十万两银子，严嵩、严世蕃父子的财富由此可知。他直截了当地指责严嵩“藐蔑名器，私营囊橐”，指责严世蕃“倚父虎狼之势，招权罔利，兽攫乌纱”。

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吴、张、董三人都遭到严惩，吴时来发配横州，张翀发配都匀，董传策发配南宁。

道理很简单，严嵩父子有皇帝撑腰。一旦失去皇帝的恩宠，情况就不同了。

转机终于出现了。

嘉靖四十年（1561），一向善于阿谀奉承的严嵩，一言不慎而得罪皇帝，从此失去了恩宠。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皇帝为了学道潜修，长期住在西苑永寿宫。嘉靖四十年（1561）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里，一把大火，把永寿宫化作一片废墟。朝廷大臣对于善后事宜，产生意见分歧，有的主张修复永寿宫，有的主张皇帝迁回大内（紫禁城），难以取得一致。皇帝为此特地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既不同意修复永寿宫，也不同意迁回大内，而别出心裁地建议皇上暂时居住南苑（重华宫）。这一下触犯了皇帝的禁忌，使他勃然大怒，因为南苑是一个不祥之地。想当年，英宗皇帝亲自出征蒙古，在土木堡被蒙古军队俘虏，京城的大臣拥立景帝即位；待到英宗被释放回京时，景帝便把英宗幽禁在南苑（重华宫）。嘉靖皇帝对这个不祥之地是颇为忌讳的：　严嵩为什么要建议我去那个地方，是不是想幽禁我？

内阁次辅徐阶一向圆滑，从不得罪严嵩，这时敏感地察觉到皇帝已经不再宠信严嵩，乘机向皇帝建议修复永寿宫。得到皇帝的许可后，他立即以最快的速度竣工，让皇帝重新搬进心爱的永寿宫，博得皇帝的欢心。嘉靖皇帝便把朝廷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交给徐阶。

徐阶为了扳倒严嵩，取而代之，升任内阁首辅，决定在皇帝身上下大功夫。他利用皇帝笃信道教的弱点，收买他身边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占卜问疑）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皇帝果然“幡然醒悟”，决心丢弃他宠信了二十年的佞臣。根据《明世宗实录》《明史》的记载，这一机密信息被御史邹应龙获悉，立即弹劾严嵩、严世蕃，正中皇帝下怀，终于导致严氏父子的倒台。

这一情节颇具戏剧性，其细节的生动，比一般戏说历史的电视剧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话说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的某一天，御史邹应龙下朝后，为了避雨，进入太监值班室，在闲聊中，有意从太监口中打探皇上的动向。太监无意中透露了非常重要的宫内新闻：皇上请道士蓝道行扶乩，得到这样几句神仙的旨意：贤能者不任用，不肖者不屏退；贤能者如徐阶，不肖者如严嵩。痴迷于道教的皇上，对蓝道行的扶乩深信不疑，遂有意罢免严嵩。这就是《明史》所说的“（帝）有意去嵩”的由来。

“（帝）有意去嵩”，邹应龙无意之中得到如此重要的政治信息、机密情报，如获至宝，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连夜赶写洋洋千言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藉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

臣请斩（严）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

这些话，分明是要皇上处死严世蕃，勒令严嵩退休，以此来清算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为了表明他所说的都有根有据，句句属实，邹应龙在奏疏的末尾信誓旦旦地说，如果臣有一句话讲得不属实，请皇上将臣斩首，以此警戒欺诳的言官。他如此发誓，目的在于证明自己绝无欺诳的言语。

嘉靖皇帝正想除去严嵩父子，邹应龙的奏疏为他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实，于是圣旨下达：勒令严嵩致仕（退休），严世蕃逮捕入狱，邹应龙提升为通政司参议。事情看起来似乎太过于顺利了，以前仁人志士多次弹劾都无法扳倒的大人物，皇帝的朱笔轻轻一挥，立即轰然倒地。历史上任何奸臣、佞臣，之所以嚣张一时，是因为有皇帝在后面撑腰；一旦皇帝翻脸，再厉害的奸臣、佞臣也无立足之地。

另一个版本见于唐鹤征《皇明辅世编》，细节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唐氏的叙述是这样的：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卖官鬻爵，肆无忌惮，皇上也有所耳闻。念及其父严嵩，不忍下手。徐阶了解到这些情况，也知道皇上十分宠信道士蓝道行，重大政治事务都向他咨询，于是徐阶与蓝道行结交，成为密友。

某一天，皇上向蓝道行提问，蓝道行扶乩，请神仙回答。人神之间的对话如下：

皇上问：今日天下为何不能治理？

神仙答：原因在于，贤能者不能进用，不肖者不能屏退。

皇上问：谁是贤能者？谁是不肖者？

神仙答：贤能者是内阁辅臣徐阶、吏部尚书杨博，不肖者是严嵩父子。

皇上再问：我也知道严嵩父子贪赃枉法，念及他们奉承我玄修多年，姑且容忍。而且他们果真是不肖之徒，上天真君为何不震怒，予以严惩？

神仙答：严世蕃恶贯满盈，固然应该迅速严惩，因为他在京城，上天恐怕震惊皇帝，如果把他发配到外地，便可以让他粉身碎骨了。

扶乩完毕以后，蓝道行马上把这一机密情况报告徐阶。徐阶唯恐动作稍微迟缓，皇上会反悔，半夜三更派人通知邹应龙撰写奏疏，弹劾严嵩父子，次日清晨上朝时立即呈送皇上。皇上接到这份奏疏，当即下旨：勒令严嵩致仕（退休），逮捕严世蕃，流放边疆，提升邹应龙为五品京官。

有一个情况被人们所忽视或扭曲了。民间戏曲常常把邹应龙描绘成扳倒严嵩父子的英雄，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其实此人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无论从上述哪一个版本所提供的情节，邹应龙之所以敢于弹劾严氏父子，是因为从太监那里或是从徐阶那里，了解到皇帝的最新动态——“（帝）有意去嵩”，摸清了皇帝的心理后，投其所好，弹劾严氏父子。这种弹劾丝毫没有政治风险，与沈炼、杨继盛甘冒杀身之祸的弹劾，不可同日而语。邹应龙明显是在政治投机，沽名钓誉，他根本就没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

邹应龙日后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皇帝虽然罢了严嵩的官，但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每每想起他的“赞修之功”，若有所失，闷闷不乐。有一天皇帝终于发泄出来，写了一道手谕给新任内阁首辅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也就是说，今后如果再有官员谈起严嵩父子的事情，那么就把那个官员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皇帝态度的这种转变，是邹应龙万万没有料到的，他惊恐万状，唯恐招来杀身之祸，迟迟不敢出任通政司的参议之职。后来在徐阶的调护下，才惴惴不安地前往通政司履任。据唐鹤征说，徐阶之所以百般为邹应龙通路子、拉关系，使他平安无事，其实另有隐情，他生怕邹应龙经不住压力，说出其中关节（邀邹应龙弹劾严氏父子），连累自己。

善良的人们往往难以洞察政治背后的阴谋与权术，看不透政治家冠冕堂皇行为掩盖着的投机与博弈心态，很容易上当，对邹应龙的赞美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