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话语领域的封闭
在历史现状中，一切政治著作都只能起到巩固一个警察世界的作用；同时，一切思想著作都只能产生那种不再敢说出自己名称的副文学。(1)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幸福意识”，即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并且相信这个制度终会不负所望的信念，反映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这种顺从主义是已转化为社会行为的技术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它之所以是新型的顺从主义，是因为其合理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它对这样一个社会起着维持作用，这个社会已经减弱了——而且在其最发达地区已经消除了——先前那些历史阶段所具有的更原始的不合理性，它比以前更有规律地延长和改善生命。毁灭性战争尚未爆发；灭绝人性的纳粹集中营已经荡然无存。“幸福意识”拒绝联想。严刑拷打只在发生于文明世界边缘的殖民战争中才得以重新作为一种正常事情而出现。在那里，它的实施并不违背良心，因为战争就是战争。甚至连那种战争也只发生在发达国家的边缘——它只蹂躏“不发达”国家。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却过着太太平平的生活。
社会的效益和生产力每天都在为这个社会所获取的统治人的权力开脱。如果社会同化它所接触的每一件事物，如果它吞并对立面、利用矛盾，这就显示了它的文化优势。同样，资源的破坏、浪费的增长显示了它的富裕和“高水平的福利”；“这个社会富裕到了人们可以无忧无虑的地步！”(2)
全面管理的语言
这种建立在社会不幸基础之上的福利和生产结构，把自己的影响渗透到了在主人和其依附者之间起调解作用的“媒介”中。社会宣传机构塑造了单向度行为表达自身的交流领域。该领域的语言是同一性和一致性的证明，是有步骤地鼓励肯定性思考和行动的证明，是步调一致地攻击超越性批判观念的证明。在流行的演说方式中，双向度的、辩证的思考方式同技术性行为或社会“思想习惯”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
在社会思想习惯的表达式中，现象和实在、事实和动因、实体和属性之间的张力逐渐隐没。自主、发现、证明和批判的要素在指谓、断定和模仿时不起作用。魔术般的、专制的、仪式的要素充斥于言语和语言之中。话语作为认知和认知评判的发展阶段的那些中介环节被剥夺了。曾经把握了事实并因而超越了这些事实的概念正在失去其可靠的语言表现力。由于缺少中介环节，语言必然表达和促进理性与事实、真理与既定真理、本质与实存、事物与其功能之间的直接同一化。
这些作为操作主义特征而出现的同一化，(3)还作为社会行为中的话语特征而重新出现。语言的功能化有助于从言语的结构和活动方面来击败非顺从要素。词汇和句法同样受到影响。社会通过语言材料来直接表达它的需求，但并非没有对立；大众语言就是带着尖刻而轻慢的幽默来攻击官方和半官方话语的。俚语和俗语很少像现在这样有创造力。似乎正是普通人（或其无名的代言人）才会在其言语中表明其反对现存权力的人性；似乎正是在政治领域内降服了的拒斥和反抗才会在称呼事物名称的那些词汇中涌现出来，如“精神病医师”（headshrinker）、“书呆子”（egghead）、“电视”（boob tube）、“智囊团”（think tank）、“滚”（beat it）、“很棒”（dig it）、“没有救了”（gone，man，gone）。
然而，国防实验室和行政办公室、政府和机器、记时员和经理、效率专家和政治美容厅（它为领导人进行适当的打扮）都讲不同的语言，并且一时看起来都拥有最新的术语。正是这些术语命令、组织、引导人们去做、去买、去接受。它们用于传播的这种语言模式在语言学上是一个真正的创造；是一种不在句子各成分之间留下张力和空间，从而省略和浓缩句子结构的句法。它与意义的发展是相冲突的。现在我将力图阐明这种语言模式。
操作主义的特征——使概念的意义等同于一套相应的操作(4)——反复出现在如下语言学趋势中：把事物的名称视为同时是对它们的功能方式的表示，把属性和过程的名称视为用于检测或产生它们的那些装置的象征。(5)这就是势必会“使事物与其功能同一化”(6)的技术推理。
作为一种科技语言之外的思想习惯，这一理由正是特定社会行为主义和政治行为主义的表现。在这个行为的领域中，词和概念势必走向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概念势必会被词吞并。前者所具有的内容只能是词在公开的标准化用法中所指称的东西；人们期望词所引起的反应只能是公开的标准化行为（反应）。于是，词变成老生常谈，并作为老生常谈而支配言语和写作；因此，交流阻止了意义的真正发展。
可以肯定，任何语言都包含有无数不要求发展其意义的术语，诸如指称日常生活中的客体和器具、指称可见本质、根本需要和欲求之类东西的术语。由于这些术语得到了普遍理解，所以单是它们的出现便能产生一种符合于讲述它们的实际语境的反应（在语言上或操作上）。
对于指称超出无争议范围的事物或事件的那些术语来说，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在这里，语言的功能化表示一种具有政治涵义的意义的省略。事物的名称不仅“指明事物发生作用的方式”，而且事物发生作用的（实际）方式也限定和“封闭”事物的意义，并把其他发生作用的方式排除在外。名词以一种专制的、极权主义的方式统治着句子，句子则变成为一个有待接受的陈述——它拒绝对其被编纂和断言的意义进行证明、限制和否定。
在公众话语领域的关节点上，自明的分析性命题似乎有着巫术仪式规程似的作用。由于不断被强行嵌入接受者的大脑，它们产生了把意义封闭在规则所给出的条件范围内的效果。
上文中我已述及以命题形式出现在政治话语领域中的自明性假设。(7)“自由”、“平等”、“民主”、“和平”之类的名词，分析起来暗含着一组特殊的属性；当讲到或写出这类名词时，这些属性总会出现。在西方，分析判断是以自由企业、主动精神、选举、个人这样一些术语来表示的；在东方，则是工人和农民、建设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消灭敌对阶级。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超出封闭性分析结构的话语越界都是不正确的或宣传性的，尽管实施真理的方式和惩罚的程度大不一样。在这种公众话语领域内，言语的运动方向是同义词和同义反复；事实上，它绝不朝着质的差异这一方向运动。分析性结构隔开了起支配作用的名词和它的一些内容，那些内容将使在政策及公共舆论的陈述中已被接受的名词用法失去合法性，或至少受到破坏。仪式化的概念得以免于矛盾。
因而，自由的流行方式是奴役，平等的流行方式是强加给人以不平等；但这一事实不能够由对这些概念的封闭定义（在形成各个话语领域的力量这一意义上的封闭定义）来表示。结果便是为人熟知的奥威尔式语言（“和平即战争”、“战争即和平”等），这绝不只是恐怖主义的极权主义语言。如果矛盾在句子中未能澄清，而是被封闭在名词之中，那么含有这种矛盾的语言就无异于奥威尔式语言。把一个为保卫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党称为“社会主义的”，把一个专制政府称为“民主的”，把一种被操纵的选举称为“自由的”，这些例子都具有早在奥威尔之前就已为人熟知的那种语言学和政治学特征。
不同之处在于，公众和私人舆论一方面普遍接受这些谎言，另一方面又压制其中的异己因素。这种语言的传播和影响证明了社会对自身各种矛盾取得的胜利；它们在不危害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倒是那种赤裸裸的、十分显著的矛盾被转变成演讲和宣传手段。省略句法通过把对立面融合进一个既牢固又熟悉的结构来宣扬对立面的调和。所以我将力图表明，“无放射性尘埃的炸弹”和“无害的放射性尘埃”只是常规语言模式的一些极端产物。一旦考虑到对逻辑的原则性违犯，矛盾就立刻表现为一种操纵逻辑的原则——一幅现实主义的辩证法的漫画。这种逻辑属于一个能够免除逻辑并轻率对待破坏的社会，一个对人和物都进行技术控制的社会。
使对立面得到调和的话语领域，拥有为其一致化服务的牢固基础——有好处的破坏性。全面的商业化把先前那些对立的生活领域结合起来，这一结合在把相互冲突的言语成分成功地连接起来的语言形式中表现出自身。对于一个尚未被充分限制的头脑而言，许多公众演讲和绘画似乎都是十足的超现实主义的。像“劳工正在追求导弹的和谐”(8)之类的标题，又像“豪华的放射性尘埃掩体”(9)之类的广告，都可以激起一些自然的反应：“劳动”、“导弹”与“和谐”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什么逻辑和语言能够正确无误地把豪华和放射性尘埃结合在一起。然而，当我们了解到一艘“载有弹道导弹的核潜艇”“标价1.2亿美元”，同时还了解到耗资1000美元的掩蔽模型备有“地毯、涂抹画和电视”时，那种逻辑和语言便变得完全合理了。其合法性首先并不在于这种语言有自己的市场（现在看来放射性企业的处境当时并没有这样美妙），而在于它促进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企业和国家权力、繁荣和毁灭的可能性之间的直接同一化。如果一个剧院宣告，斯特林堡的《死魂舞》是“大选前夜的特别节目”，(10)那只是碰巧泄露了事实的真相而已。因为它采用了一种比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更少意识形态因素的形式来揭示二者的联系。
给商业和政治体制打下烙印的对立面的一致化，是使话语和交流免受抗议和拒绝语句的表达影响的许多方式之一。当既定秩序的喉舌承认并宣扬和平实际上是战争的边缘、终极武器的价格有利可图、炸弹掩体可以表示舒适的时候，怎样才能找到正确的抗议和拒绝的词语呢？在展示作为其真理标志的矛盾过程中，此种话语领域把自身封闭起来而把他种话语统统排斥在外。同时，由于具有按照自己口味来同化一切异己说法的能力，此种话语领域可以提供最大可能的宽容与最大可能的统一相结合的前景。虽然如此，它的语言还是表明了这种统一的压抑特征。因为，它的语言在强加于听众的结构中表达的是被歪曲、被省略的意义，是其发展受到阻碍的内容，是对按照其给出的形式来给出的东西的接受。
分析判断就是这样一种压抑性的结构。由于专有名词几乎总是配有同样的“解释性”的形容词和定语，句子因此而变成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公式。经过无休止的重复，它把意义牢牢地嵌入听众的头脑之中。听众没有想到对名词进行根本不同的（而且可能是真实的）解释。后面我们将考查另一些展现这种语言的极权主义特征的句法结构。它们共同拥有一种叠进和省略的句法，此种句法创造出把有慑服力的、僵硬的具体性强加给自身的凝固形象，从而切断了意义的发展。这是广告工业的惯用技巧，被系统地用来“塑造一种”紧紧抓住意图和产品、有助于推销人和商品的“形象”。言语和写作就是围绕传播这种形象的“冲击路线”和“听众唤起者”而组织的。此种形象可以是“自由”、“和平”、“好人”、“共产主义者”或“莱茵仙女”(11)。读者或听者被期望会而且确实会把这些形象与制度、态度和愿望的一种固定结构联系起来，还被期望以一种固定的、专门的方式作出反应。
在相对无害的商业领域之外，后果十分严重，因为这样的语言同时既是“恐吓”又是“祝福”。(12)各种命题都采取启发式命令的形式，它们是召唤性的而不是指示性的。称谓变成指定；整个交流具有一种催眠的特征。同时它还染上了虚假的亲昵色彩，这是不断重复的结果，是大众交流的直接性受到巧妙操纵的结果。交流的这些情况直接牵涉到接受者——不存在地位、教养和职务的差距——并在起居室、厨房和卧室的随便气氛中给他或她以打击。
在发达交流形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格化语言，也建立起相同的亲昵感。(13)例如，是“您”的国会议员，“您”的公路，“您”喜爱的杂货铺，“您”的报纸；又如，是“为您”而生产的，邀请“您”，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强加于人的、标准化的、普通的事物和作用被描绘成“专门为您的”。无论人们相信与否都无关紧要。它的成功表明：它促进了个人对自己和他人所起的作用的自我认同。
在功能性的、受操纵的交流最发达的地区，语言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把人和功能的强制性同一化强加给人们。《时代周刊》可以作为这一趋势的突出范例。它那有变化的所有格用法，使得个人好像仅仅是其处境、职业、雇主或企业的附属物和专有财产。个人得到这样的介绍，如，弗吉尼亚的伯德，美国钢铁公司的布劳威，埃及的纳赛尔。使用连字号的定语结构创造出一组固定的特征：
佐治亚州那位手腕高（high-handed）、教养低（low-browed）的州长……上周为他那狂热的政治集会准备了舞台。
这位州长(14)及其作用、身体特征和政治实践都被融合进了一种不可分割、不可变更的结构。这种结构在纯朴的、直接的状态中压服读者的心灵。它不为意义的区别、发展和差异留下余地：它只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运动和生存着。由于受这种人格化的、具有催眠效果的形象所支配，文章可以提供甚至很重要的信息。文章的描述可以安然保留于按照出版政策的限定而精心编排的多少能够引人入胜的故事框架之内。
采用连字号的省略用法流传甚广。譬如，“浓眉”（brush-browed）泰勒（Teller），“氢弹（H-bomb）之父”，“雄壮的（bull-shouldered）导弹专家冯·布劳恩（von Braun）”，“军事科学（science-military）宴会”(15)，“载有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nuclear-powered，ballistic-missile-firing submarine）。上述句子结构，在把技术、政治和军事结合为一体的词组中出现得特别频繁，这或许不是偶然的。指谓完全不同范围和性质的术语被迫结成一个牢固的、坚实的整体。
其效果也是魔术般的、令人昏昏欲睡的——这是传达出不可抗拒的统一与矛盾的和谐的那些形象的表现。因此，受人爱戴和敬畏的父亲、挥霍生命的人，生产了毁灭生命的氢弹；“军事科学”也作出了努力以减轻对制造焦虑和苦恼的工作所怀有的焦虑和苦恼。此外，还有一些不用连字号的词组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如“冷战专家自由协会”(16)，“无放射性尘埃的炸弹”，并把这一切归因于道德完善和身体完善的破灭。讲诉和接受这种语言的那些人似乎既不受任何事情的影响，又容易受任何事情的影响。连字号（不管明不明显）并不总能调和那些不能调和的东西；这种组合艺术往往非常雅致——如“雄壮的导弹专家”——或者表达一种威胁，或者表达一种鼓舞人心的动力。但其效果都没有什么区别。这种令人惊叹的结构把在刹那间出现的暴力、权势、保卫、宣传的行动和行动者融为一体。我们看到的是在且仅在活动中的人或物——而不是其他。
注意下述缩略语：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SEATO（东南亚条约组织）、UN（联合国）、AFL-CIO（美国劳联－产联）、AEC（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还有USSR（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等。毋庸置疑，这些缩略语大部分都是合理的，并且其未缩写名称的长度也证明缩写是正当的。然而，人们侥幸可以在它们的某些部分中发现“理性的狡计”——缩略语可以有助于压制那些不愉快的问题。NATO不会使人联想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指的东西，即在北大西洋国家中间缔结的一项条约——在此情况下人们或许会追问有关希腊和土耳其为什么也是成员国的问题。USSR缩略了“社会主义”和“苏维埃”；DDR则是民主。UN避免了对“联合”（united）一词的过分强调；SEATO使人们不去想到那些不属于它的东南亚国家。AFL-CIO抹杀了曾经把这两个组织区分开来的那种政治上的根本差异；至于AEC只不过是众多管理机构中的一个。缩略语指称的是且仅是那种通过删除超越性涵义的方式而制度化的东西。它的意义被固定、被簒改和被掺杂了其他成分。一旦它成为官方术语，并在普遍用法中不断重复，又得到知识分子们的“认可”，它就会丧失一切认知价值，仅仅服务于对一种不可置疑的事实的认可。
这一风格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具体性。“与其功能同一化的事物”比与其功能相区别的事物更实在；对这种同一化的语言表达（功能性的名词和各种省略句式），创造出一种妨碍差异、分离和区别产生的基本词汇和句法。这种语言往往把各种形象强加于人，并与各种概念的发展和表达相冲突。以其直接性和坦率性为手段，它阻挠人们用概念进行思考；从而阻挠思考。因为概念并不把事物与其功能同一化。事物与其功能同一化很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操作概念和技术概念的惟一意义，不过操作和技术定义是概念用于专门目的的专门用法。进而言之，它们实际上消解了概念，并排除了概念中与消解方向相对立的内容。比其操作用途更重要的是，概念否定事物与其功能的同一化；它把事物的存在状况与事物在既定现实中偶然发挥的功能区别开来。
话语的流行趋势拒绝这一区分，这些趋势表现了前几章所讨论的那些思想方式中的变化——功能化的、省略的、统一的语言是单向度思想的语言。为了阐明它的不同之处，我将简要地把它同超越了行为领域并使语言范畴与本体论范畴发生关联的古典语法哲学相比较。
按照这种哲学，一个句子的语法主语首先是一个“实体”，而且在该句子所指谓的主语的各种状态、功能和性质中也仍然是如此。它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其谓语联系起来，但仍然与它们相区别。如果主语不是一个专有名词，那么它就不只是一个名词：它为一个事物的概念命名，即由句子定义为一种特殊状态或功能的一个共相（universal）。语法主语因而具有超出句子表达范围的意义。
用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话来说：充当语法主语的名词指称的是能够进入某些关系、(17)但并不与这些关系同一化的东西。进而言之，它停留在其中，又与这些关系“相对立”；它是它们的“共相”和实体内核。命题的综合通过认定主体(18)为行动者（或载体）并将之与其偶然所成的状态或功能区别开来而实现行动（或状态）与主体的联结。在说“电闪”的时候，人们“不仅想到耀眼的闪电，也想到发生闪动的雷电本身”，想到一个“已变成行动”的主体。如果一个句子要给它的主语下定义，它不会把主语消解在其状态和功能之中，而应将主语定义为处于该状态或实施该功能的存在。主语既不会消失在它的谓语中，也不会作为在谓语之前和之外的实体而存在，它就在它的谓语中构成它自身——这是句子所表达的一种中介过程的结果。(19)
上面我提到语法哲学，是为了阐明语言省略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它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的思想省略。而强调语法中的哲学要素，强调语法和逻辑的“主语”同本体论的“主体”间的联系，则是为了突出在功能性语言中被压制而不许表达和交流的那些内容。僵化形象中的概念省略；自明而又沉闷的公式对发展的限制；矛盾的免除；物（和人）与其功能的同一化——这些趋势表现了其所述语言中的单向度精神。
如果语言行为阻碍概念发展，如果它反对抽象和中介，如果它屈从直接的事实，它就会排斥对事实背后的因素的认知，并进而排斥对事实本身及其历史内容的认知。就社会自身而言，功能性语言的这种组织是极其重要的；它充当着协调和从属的工具。统一的功能性语言是一种坚决地反批判、反辩证法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操作的、行为的合理性吞没了理性的超越性、否定性和对立要素。
我将根据“是”与“应当”、本质与现象、潜能与现状之间的张力来讨论这些要素(20)——否定性对逻辑的肯定性决心的渗透。这种得到认可的张力充满了双向度的话语领域，即批判与抽象的思想领域。而这两种向度是相互敌对的；现实同时具有这两种向度，辩证概念则发展着真正的矛盾。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辩证思想把矛盾的历史特征及其中介的作用理解为历史过程。因而，思想的“另一种”向度似乎是历史的向度——潜能是历史的可能，其实现是历史的事件。
那一向度在操作理性的社会领域内所受到的压制是一种历史的压制，压制本身并不是一个学术事件，而是政治事件。它是对社会自身的过去及其未来的压制，因为未来引起质变并导致对现在的否定。使自由范畴可与其对立面相互替换、甚至同一化的话语领域，不仅正在推行奥威尔式或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而且还在拒斥和遗忘历史的现实：法西斯恐怖；社会主义理念；民主的先决条件；自由的内容。如果一种官僚专政统治并规定着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法西斯政权作为自由社会的合作人而发挥作用，如果文明资本主义的福利纲领因贴上“社会主义”标签而被成功地击败，如果民主的基础在民主国家中被顺利地去除，那么旧有的历史概念就会由于重新进行最时新的操作定义而失去效力。重新定义就是歪曲，因为它在现存的和事实的权力影响下能够变假为真。
功能性语言是一种极端反历史的语言：操作理性几乎不为历史理性留下空间和发挥作用的机会。(21)这场反历史的斗争是否属于那场反对一种离散因素和力量（它阻碍个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在其中得以发展的内心向度的斗争？回想过去会使人产生危险的见识，既定社会似乎理解记忆的颠覆性涵义。记忆是同给定事实发生分离的一种方式，是暂时打破给定事实无所不在的力量的一种“中介”方式。它使人回想起那已成往昔的恐怖和希望。恐怖和希望复活了，不过在现实中，恐怖一再以新的形式出现，希望仍然还是希望。在重新浮现于个体记忆的那些个人事件中，人类的恐惧和愿望表明了自身的存在——那是殊相中的共相。因此，记忆所保存的正是历史。它屈服于行为领域的极权主义力量：
没有记忆的人的幽灵……不只是衰落的一个方面——它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进步原则有着必然联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如维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把传统原则同封建主义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把理性原则同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这正好意味着先进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记忆、时间和回想当作过去的非理性残余来清除……(22)
如果发达工业社会正在扩展的合理性倾向于把“时间”和“记忆”的动荡因素当作“非理性残余”来清除，那么它也势必会清除包含在这种非理性残余之中的动荡的合理性。把过去作为现在来认识和叙述，妨碍思想通过既定现实（并在其中）发生功能化。它反对话语和行为领域的封闭；它为把封闭领域理解成历史领域从而打破和超越封闭领域的各种概念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批判思想由于同作为它反映客体的给定社会相对立而成为历史意识，照此而论，它在本质上就是判断。(23)它绝不推行一种不偏不倚的相对主义，而是在真正的人的历史中寻求真与假、进步与倒退的标准。(24)过去与现在的中介揭示了曾经造成种种事实并决定生活道路、确立主仆分别的那些因素；它筹划着种种界限和替代性选择。当这种批判意识发言的时候，它讲的是能够打破封闭的话语领域及其僵硬结构的“认知语言”（罗兰·巴特语）。这种语言的关键术语不是令人昏昏欲睡的名词、无休止地产生同样僵化的谓语的名词。相反，它们容许无限制的发展；甚至就是在矛盾的谓语中展开它们的内容。
《共产党宣言》是一个经典例子。其中有两个关键术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者都“支配”着一些对立的谓语。“资产阶级”是技术进步、自由、征服自然和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也是滥用和毁灭这些成就的主体。同样，“无产阶级”既象征全面压迫，又象征压迫的全面失败。
在命题之中并通过命题而表现出来的对立面的辩证关系之所以具有可能，是由于把主体认作了历史的行动者；而这一行动者的同一性既处于其历史实践和社会现实之中，又与其历史实践和社会现实相对立。这样的话语是事物与其功能的冲突的发展和陈明，而这一冲突则在把相矛盾的谓语糅进一个逻辑单位的句子中找到自己的语言表达式——客观现实的概念性对应物。与所有奥威尔式语言相对照，矛盾因此而得到证明、澄清、解释和揭示。
上面我援引马克思理论模式，阐明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但批判和认知性质并不是马克思模式专有的特征。它们也可以在对发展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保守与自由的伟大批判的模式中找到（虽然是以不同方式）。譬如，伯克（Burke）、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语言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语言都是高度指示性、概念性和“开放性”的语言，它们尚未屈从于当代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催眠性、仪式性的公式。
话语的极权主义仪式化在影响到辩证语言自身的时候倒是显得更加鲜明。竞争性工业化的需求、人对生产机构的全面屈从，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进行极权主义改造使之成为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语言的过程之中。正如控制生产机构的领导阶层所说，这些需求定义了正确与错误、真实与虚假。这些需求毫不为能够筹划破坏性替代选择的议论留下余地。因此，改造后的辩证语言根本上不再能够适用于“话语”。这种语言宣判并依靠生产机构的力量来认定各种事实——它是自我生效的宣告。在这里，(25)看来可以引述罗兰·巴特描写其魔术－极权主义特征的一段话：“在命名和判断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延滞，语言的封闭已然完备。”(26)
封闭的语言不能够进行证明和解释——它传达决断、宣判和命令。当它下定义的时候，定义就变成“善与恶的分离”；它认定的正确与错误毋庸置疑，它确立的价值是评判另一种价值的标准。它活跃在同义反复中，而同义反复则是些具有可怕效力的“句子”。(27)它们以一种“预判的形式”来通过判断；它们宣告定罪。譬如，“客观内容”，即“异端分子”、“修正主义者”之类术语的定义，就是刑法代码，这种验证助长了如下看法：现存政权的语言是代表真理的语言。
不幸，上述情况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既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长，也定下了鼓吹公民自由权的共产主义对立派别的罪行；试图召回并保存原初真实性的语言屈从于它的仪式化。按照诸如“无产阶级”、“工人代表大会”、“斯大林主义国家专政”这类术语来进行的话语（和行动）方向，变成了仪式化公式的方向；在这些公式中，“无产阶级”不再或尚未存在，“自下而上”的直接控制将妨碍大众生产的进步，反对官僚体制的斗争将削弱惟一能够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动员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的有效性。在这里，过去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但并没有用现在来调节。人们反对那些包含历史情况的概念并阻止它们融入今天的实际——人们阻挠它们的辩证发展。
仪式－极权主义语言遍布当代世界，遍布民主和非民主、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28)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它是“极权主义体制”的语言，今天，在发达工业文明的势力范围内，有不处于极权主义制度统治下的社会吗？各种各样制度存在的实质，已不在于使人们能够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使人们能够选择不同的操纵和控制技术。所以，即便语言传播的是消息而不是命令，要求的是选择而不是忠顺、是自由而不是屈从，语言本身也仍然是一种控制手段，而不仅仅是控制的反映。
这一语言是通过下列途径来实现控制的：减少语言形式和表征反思、抽象、发展、矛盾的符号；用形象取代概念。这种语言否定或吞没超越性术语；它不探究而只是确立真与假并把它们强加于人。不过，这种话语并不是恐怖主义的话语。似乎没有依据可以假定听众相信或不得不相信人家告诉他的东西，确切地说，魔术－仪式语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们一方面并不相信或关心人家告诉他的东西，另一方面却仍然在根据它行动。所以，人们并不“相信”操作概念的陈述，但人们工作、买卖及拒绝倾听其他说法的行为又使这种陈述得到了辩护。
如果政治语言势必变成广告语言，并因而弥合了先前所说的那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领域之间的鸿沟，那么这一趋势就似乎表明了技术社会中统治和管理在多大程度上已不再是互不相干的功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政治家的权力已经削弱。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宣扬要对付的挑战越带普遍性，全面毁灭的周围世界越是正常，他们就越是能摆脱人民主权的有效控制。而且，他们的统治已经融入公民们的工作和娱乐。政治的“符号”也是商业、贸易和娱乐的符号。
语言的荣枯兴亡在政治行为的荣枯兴亡中有其对应物。在防弹掩体中出售娱乐和游戏器材，在电视中放映有关国家领袖竞选人的节目，这一切都表明，政治、商业和娱乐已完全结合在一起。然而它们的结合还带有欺骗性和严重的不成熟特征——商业和娱乐仍然是统治的策略。因此，这不是悲剧之后的讽刺剧，不是悲剧的结局——悲剧可能刚刚开始。而且，主角不是英雄，而是将要成为仪式祭品的人。
全面管理的研究
功能性交流只处于单向度领域的外层，在这一领域中人们受到忘记过去的训练——把否定事物转移为肯定事物的训练，以便能够在已经退化但又十分适应和健全的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并不妨碍同既定现实的精神协调。思想本身及其功能和内容正在进行势不可挡的重新定义。个人同社会的协调延伸到精心制作概念的那些心灵层次，而概念的任务则被指定为理解既定现实。这些概念来自思想传统，并被转译为操作术语——这一转译的过程削弱了思想的否定力量，故而能够缓解思想和现实间的张力。
这是一种哲学的发展，为了阐明它在何种程度上与传统决裂，下面的分析不得不愈来愈抽象和思辨。正是这一同实际社会离得最远的领域，能够最为清楚地表明思想被社会征服的程度。此外，分析还将不得不追溯哲学传统的历史，并试图考察导致决裂的那些趋势。
然而，在进行这样一种哲学分析之前，作为向更抽象的理论王国的过渡，我将简要讨论处于经验研究中间领域的两种样板（我认为它们具有代表性），而且会直接牵涉到发达工业社会的特有条件。语言或思想、词或概念、语言分析或认识论分析的问题——这些有待讨论的问题自身有碍于如此分明的学术区别。把纯粹的语言分析同概念分析区分开来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转向的表达，这种转向是下一章力图解释的内容。由于这里的经验研究批判是为随后的哲学分析预作准备的（并且以它为根据），因而，首先阐明引导批判的“概念”一词的用法有助于讨论的深入。
“概念”用于指称某物的心理表象，人们把该物理解、领会并且认作为一个反映过程的结果。该物可以是日常实践的一个对象、一种处境、一个社会、一本小说。总之，如果事物得到理解，它们就变成思想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内容和意义既同一于又不同于直接经验的真实对象。“同一”是因为概念指的是同样的事物；“不同”则是因为概念是一个在他物的语境中（并按照他物）来理解此物的反映过程的结果；这里的他物并不曾出现在直接经验中但却“解释”此物（也即起到一种中介的作用）。
如果概念从不指称某一特殊的、具体的事物，如果它总是抽象的、普遍的，那是因为概念所把握的不止也不同于一个特殊事物，它所把握的是普遍的条件或关系，这种普遍条件或关系对于特殊事物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它决定特殊事物作为具体经验对象而出现的形式。如果关于任一具体事物的概念是思维分类、组织和抽象的产物，那么这些思维过程便会导致综合，因为它们在普遍条件和关系中重构特殊事物，并因此超越特殊事物的直接现象而进入它的实在。
此外，一切认知概念都具有一种传递的意义：它们远不止是对特殊事实的描述性参照。如果事实是社会事实，认知概念还会超出任何特殊的事实范围——深入到各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并造成、维系和摧毁各个社会的过程和条件的内部。借助于同这一历史总体性的关系，认知概念超越了所有操作性背景。不过它们的超越是以经验为依据的，因为超越即是按照事物的实际面目来表现可认知的事实。
“超出”操作概念范围的那部分意义，阐明了事实在其中能够得到体验的那种有限的、甚至欺骗性的形式。因而才有了在概念与直接事实（具体事情）之间、指涉概念的词与指涉事物的词之间的张力、差异和矛盾；有了“共相现实”的观念；也有了把概念当成思维手段，把普遍概念转译成有关特殊的、客观的语词对象的术语的那些思维方式缺乏批判的顺从性。
当这些简化的概念支配着对个人或社会的、精神或物质的人类现实的分析时，它们达到了一种虚假的具体性——与构成其现实的条件相脱离的具体性。在这一语境中，概念的操作性处理具有一种政治功能。个人及其行为是在治疗意义上得到分析的——为的是使他同他的社会相适应。思想和表达，理论和实践，将被引导到同人们的生存事实相一致的路线上来，于是对这些事实的概念批判不再有任何余地。
当概念思维逐步成为在现存社会制度内探究和改善现存社会条件的手段时，操作概念的治疗特征就非常明白地表现在工业社会学、消费心理、市场情况和公众舆论的研究中。
假如社会的给定形式是而且还将继续是理论和实践的最高参照系，这种社会学和心理学就不会出现什么毛病。良好的劳资关系与恶劣的劳资关系相比、愉快的工作条件与不愉快的工作条件相比、顾客愿望同商业和政治需要之间的和谐与冲突相比，前者更符合人情并更能提高生产效率。
不过，假如在同样的参照系之下，给定社会成了一种批判理论的对象，而这一批判理论的目标又是体现于所有特殊事实和条件之中并决定其发生和功能的社会结构时，这种社会科学的合理性就成问题了。这时，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特征就十分清楚，而详细阐发认知概念则要求越过实证经验主义的虚妄的具体性。因此，治疗性的操作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使事实孤立化、分裂化，使事实固定在压抑性的总体之内，并把这一总体的范围当作分析的范围，这种概念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变成虚假的概念。结果，普遍概念向操作概念的逐步转化成了思想的压抑性还原。(29)
下面，我把西部电子公司霍桑工厂关于劳动关系的研究当作工业社会学的一个“经典”例子。(30)这一大约于25年前就开始的研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从那以后研究方法已经大大改进。但在我看来，其实质和作用依然如故。它的思想方式不仅传播到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和哲学，而且帮助形成了它所关注的有关人的课题。操作概念以更完善的社会控制方法而告终：它们成了管理科学即人际关系学科的组成部分。在《劳动看劳工》里有这样一段汽车工人的话：
管理层“不能拦截我们的罢工纠察线，也不能用直接阻拦的战术制止我们，所以他们一直在研究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人际关系’，以发现阻止联合的方法”。
在研究工人关于工作条件和工资的怨言时，研究者发现了如下事实：工人的怨言多数是以这样的陈述来表达的，这些陈述含有“模糊的、不确切的术语”，缺乏对“普遍接受的标准”的“客观参照”，并具有“根本不同于通常与普遍事实相联系的那些属性”的特征。(31)换言之，怨言是用诸如“盥洗室不卫生”、“工作危险”、“费用太低”之类的普遍陈述来表达的。
在操作性思考原则的指导下，研究者试图以如下方式来解释或重述上面那些陈述，即把含混的概念还原为特定的所指，还原为用来指称产生怨言的特定情景并具体描述“公司各种条件”的术语。于是，普遍句式被分解为鉴定出产生怨言的特定操作和条件的陈述，而改变这些特定操作和条件则是消除怨言的方法。
譬如，陈述“盥洗室不卫生”被转译为“我在什么什么时候进入盥洗室，发现脸盆里有些脏物”。调查表明这“多半是由于雇员的疏忽”，接着就订立反对乱扔废纸、随地吐痰等行为的制度，同时指定服务员经常打扫盥洗室。“正是以这种方式，许多怨言得到了重新解释，并往往导致改进措施的产生。”(32)
再如：工人B作出“给他的计件工资太低”这一普遍陈述。通过查访可以了解到“他的妻子正在住院，他为他所担负的医疗费用而忧虑。在这种情况下，怨言所潜含的内容就包括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他妻子生病，B现在挣到的钱不足以应付他眼下的经济负担”。(33)
这种转译有效地改变了具体命题的意义。而没有被转译的陈述则以其概括性表达了一个普遍条件（“工资太低”）。它超出了特定工厂中的特定条件，超出了这个工人的特定处境。在这种概括中，也只是在这种概括中，该陈述才表达了一种范围很广的控诉，它把特定事例视为普遍事态的表现，并暗示后者不可能通过改进前者而得到改变。
因此，没有被转译的陈述在特定事例和其所隶属的总体（它包括各个职业、各个工厂和各个个人处境之外的条件）之间确立起了一种具体的关系。总体在转译中却被抹除，使治疗成为可能的正是这种操作。工人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他来说，他的怨言的确可能具有在转译过程中被当作“潜含内容”来说明的那种特定的、私人的意义。另一方面，他所使用的语言又维护它的客观有效性而反对他的意识——它表达那些现存的条件，尽管它们并不“为他”而存在。转译所获得的特定事例的具体性，是从其实际具体性中进行一系列抽象的结果，它包含在事例的普遍特征之中。
转译显示出普遍陈述与作普遍陈述的那个工人的私人经验之间的联系，但在工人体验到自己是“工人”、其工作是工人阶级的“工作”的时候，它就没有这种作用了。我们有必要指出：操作研究者在转译的时候遵循的仅仅是现实的过程，甚至可能是工人自己的转译吗？被抑止的经验并非他的所作所为，他的任务也不是根据批判理论去思考，而是训练管理者们采用“更人性、更有效的对付工人的方法”(34)（这里只有“人性”一词是非操作的、需要分析的）。
但随着这种思考和研究的管理方式向智力劳动的其他向度扩散，它表现的效用就变得与其科学有效性密不可分了。在这一语境中，功能化具有一种真正的治疗效果。一旦个人的不满脱离了普遍的不幸，一旦反对功能化的普遍概念被分解成特定所指，事例就变成了可以对付和容易驾驭的偶发事件。
诚然，事例仍然是一种共相的偶然表现——没有什么思想方式能够省掉共相——但却是与未经转译的陈述所表达的类概念大不相同的类概念的偶然表现。一旦工人B的医疗费得到解决，他就会承认，一般说来，现在的工资不是太低，他们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有过困难（可能与其他人的个别情况相似）。他的事例于是被统摄到另一种类概念之下——即个人困难情况的类概念之下。他不再是一个“工人”或“雇员”（即一个阶级的成员），而是西部电子公司霍桑工厂里的工人B或雇员B。
《管理和工人》的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涵义。他们说，“职员工作的特殊功能”是一个工业组织中的基本功能之一。它要求在处理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时，人们必须“用有特定个人历史的工人的话”，或“在工厂中处于某一特定工作岗位从而与特定的个人和人群发生联系的雇员的话来考虑某个特定雇员所想的东西”。与此相对，该书的作者反对同“职员工作的特殊功能”不能共容的态度，即反对只谈论“普通的”、“典型的”雇员或“工人一般都在考虑些什么”的态度。(35)
我们可以通过把原初的陈述同转译成功能形式的陈述相对照的方法来总结上述例子。我们假定这两种形式的陈述都是真的，而把对它们的证实问题搁在一边。
（1）“工资太低”。这一命题的主词是“工资”，而不是从事特定工作的特定工人的特定酬劳。作出这个陈述的人恐怕只想到了他的个人经验，但在他赋予该陈述的形式中，他超越了他的个人经验。谓语“太低”是一个表示关系的形容词，它要求有一个在命题中没有被表示出来的所指——对谁而言和为什么太低？这个所指可能就是作出该陈述的这个人，或干该项工作的同事，但普遍名词（工资）包括了命题所表达的整个思想活动并使其他命题要素也分有了普遍特征。所指仍然是不确定的——“太低，是泛而言之”，或者“太低是对每一个类似该说话者的工资挣取者而言的”。这个命题是抽象的。它涉及的是任何特定事例都不能取代的普遍状况；它的意义与个别事例相对立，是可“传递的”。实际上这个命题要求被“转译”到一个更为具体的语境中，但那是要求转译到不能用任何一套特定的操作（诸如工人B的私人历史及其在W厂中的特殊作用）来定义普遍概念的语境中。“工资”这一概念涉及的是“工资挣取者”群体，它把所有个人的历史和特殊的工作都结合进一个具体的共相之中。
（2）“由于其妻生病，工人B现在的收入不足以应付他眼下的负担。”注意在这个对（1）进行转译的句子中，主语已被转换。普遍概念“工资”已被“工人B现在的收入”取代。这个句子的意义完全是按照B为购买家庭的吃、穿、住、医等用品而不得不实施的一套特定操作来定义的。意义的“及物性”（transitiveness）已经被消除；“工资挣取者”群体同主语“工资”一起消失殆尽，仍然存在的只是特定的事例；而由于已被剥夺了及物意义，在公司中发生的特定事例也就容易受到公司已被接受的处理准则的影响。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什么也没有。概念和命题的全面转译得到了研究者所论述的社会的确认。由于工厂或政府能够并愿意承担至少相当一部分费用，也由于病人愿意服从可望成功的治疗，治疗术获得了成功。在未经转译的怨言中出现的含混的、不确切的普遍概念实际上是过去时代的残余，它们残留在言论和思想中，的确是理解和合作的障碍（虽然很微小）。既然操作社会学和心理学已经促进了恶劣状况的改善，它们就是物质进步和精神进步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们也证明进步的合理性具有矛盾的效果：它在压抑性力量中给人以满足，又在给人以满足的过程中起着压抑人的作用。
及物意义的取消至今仍是经验社会学的一个特征。它甚至表现了大量并未因为某种特殊利益而履行治疗功能的研究的特征。结果，一旦意义的“不现实”的超出部分被消除，研究就会被封闭在既定社会用以确认和否认命题有效性的界限的广阔范围之内。这种经验主义因其方法论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为了阐明它的意识形态特征，让我们来看看关于美国政治活动的研究。
在《竞争的压力和民主的赞同》一文中，莫里斯·詹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和德瓦恩·马维克（Dwaine Marvick）力图“判断选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主的进程”。这样的判断暗指“按照维护民主社会的要求”来对选举进程进行评价，而这又要求对“民主”进行定义。作者提出要在两个可供选择的定义之间作出抉择，要在“授权”民主理论和“竞争”民主理论之间作出抉择：
“授权”理论起源于古典民主概念，它假定选举程序由全体选民强加给代表们的一套清楚的法则产生。选举是为了保证代表们按照选民意见行事而设计出的一种方便的程序和方法。(36)
现在，这一“先入之见”，“事先就被当作不现实的看法而遭拒斥，因为它假定在美国不可能发现关于竞选问题的达到一定的舆论和意识形态水平”。这个对事实相当坦率的陈述由于下面这个令人宽慰的疑问而被莫名其妙地忽略了：“自从19世纪选举权得到普及以来，是否有任何民主选举地区已经达到一定的舆论水平？”至少，作者是接受而不是反对民主的“竞争”理论这一先入之见的。按照竞争理论，民主选举即是“选举和否决为谋取公职而竞争的候选人”的程序。为了真正具有操作的性质，这个定义要求确立评判政治竞争特征的“标准”。那么，政治竞争什么时候产生出一个“赞同的程序”，又是什么时候产生出一个“操纵的程序”呢？这里提供了三种标准：
（1）民主选举要求在对全体选民有影响的相互对立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竞争。选民们的权力来自对至少两个对立的候选人进行挑选的能力，而大家相信这几个候选人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获胜的机会。
（2）民主选举要求两个［！］政党都努力维持既定的投票集团，都努力吸引无党派投票人，都努力从对立政党中争取改宗者。
（3）民主选举要求两个［！］政党都尽量争取赢得当前选举的胜利；但无论胜败如何，两个政党都必须继续努力增加其在以后的选举中获胜的机会……(37)
我认为这些定义相当准确地描述了1952年美国选举的实际情况，而这正是分析的主题。换句话说，判断一种既定状态的标准就是那些既定状态所提供的标准（或者，因为它们是功能良好的、牢固确立的社会制度的标准，因而是被既定状态所强加的标准）。这种分析是“封闭的”；判断的范围被局限在事实的语境之内，而这一语境却拒绝对造成与人为地造成这些事实的语境、决定这些事实的意义、功能和发展的语境作出判断。
由于受这一框架的约束，调查研究成了循环的、自我生效的。如果“民主”按照这种有限制然而现实的选举的具体进程来定义，那么在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之前这一进程就已经是民主的了。诚然，操作框架仍然容许（甚至要求）赞同和操纵之间存在差异；根据已查明的赞同和操纵的程度，选举或多或少有可能是民主的。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1952年的选举“特征在于真诚赞同的程序，其程度大于印象估计”(38)——尽管忽视那些阻止人们去赞同的“障碍”和否认“操纵压力的确存在”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39)。离开这种几乎没有说明问题的陈述，操作分析就将无从进行。换句话说，它不能提出这样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即赞同本身是否就不是操纵的结果——实际情况对此问题的正当性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操作分析之所以不能提出此问题，是因为它将超出操作分析术语的范围而产生及物意义——产生一个揭示民主选举是一个有限的民主程序的民主概念。
正是这样一个非操作概念被作者当作“不现实的”概念而加以拒绝，因为它把十分完整水平上的民主定义成选民对代表的有形控制，即把大众的控制定义成民众的主权。这一非操作概念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它绝不是想像或沉思虚构的产物，确切地说，它确定了民主的历史涵义，确定了为实现民主而斗争过并且今天仍待完善的那些条件。
同时，这一概念在语义的精确性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直达其意——也就是说，实际上是选民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代表们，而不是代表们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推选和改选代表的选民。的确，摆脱了灌输和操纵因而是自由的即具有自主权的选民，将处于“一定的舆论和意识形态水平”上。但这一水平是不可能找到的。因此，这一概念必须作为“不现实的”概念而被拒绝——如果人们把事实上流行的舆论和意识形态水平当作有效的社会学分析准则来接受，就必须这样。如果灌输和操纵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即流行的舆论水平成了虚假的水平，实际状况不再被按照其本来面目而得到认识，那么，一种有步骤地用来拒斥及物概念的分析就会使自己附属于一种虚假的意识。因此，它的经验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作者很清楚问题的所在。“意识形态的僵化”在评价民主赞同程度方面有一种“严肃的意蕴”。的确，赞同的是什么呢？赞同的自然是政治候选人及其政策。但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赞同法西斯制度（而且人们可以说是真正赞同这样一种制度）也可能符合民主程序。因此，赞同本身必须得到评价——按照它的内容、它的目标和它的“种种价值”来评价——而且这一步骤似乎涉及意义的及物性。然而，如果有待评价的意识形态倾向就是现存的、“有效”竞争着的两个政党的倾向，外加选举人“矛盾化－中立化的”倾向，那么，上述的“非科学”步骤就可以避免。(40)
登记了意识形态倾向民意调查结果的表格显示了三种不同的立场：共和党、民主党的思想意识和“矛盾化－中立化的”舆论。(41)但既定的政党本身及其政策和策略没有得到分析；在人们关心的根本问题上（如核政策和全面扩军备战的政策）他们之间的具体差别也没有得到追究，而这些问题对于评价民主程序恰好具有根本的意义除非分析是采用了仅仅集中了既定民主形式特征的民主概念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概念并非完全不能胜任这一调查研究主题。它足够清楚地指明了在当代社会中把民主和非民主制度区别开来的那些特质（例如，在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的有效竞争；在这些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的自由）；但是，如果理论分析的任务不止是、甚至不是描述性的——如果其任务是去理解和认识事实的本来面目，以及它们对于那些不得不把它们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并与之共存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么，操作概念也就不再足以胜任。在社会理论中，对事实的认识就是对事实的批判。
但操作概念也不足以用来描述事实。它们只是达到了对事实的某些方面和片断的认识，而这些方面和片断一旦被误认为事实的整体，描述就会丧失其客观的经验特征。这里我们不妨以朱利安·L·伍德沃德（Julian L. Woodward）和埃尔莫·罗珀（Elmo Roper）在研究“美国公民的政治活动”时所用的“政治活动”概念为例(42)。他们对“政治活动”一语提出了一种“操作性定义”，即“政治活动”由以下“五种行为方式”构成：（1）参加投票表决；（2）支持有可能获胜的压力集团……（3）直接与议员进行私人交流；（4）参加政党活动……（5）通过口头交流习惯性地传播政治主张……
当然，上述活动是“可能会影响议员和政府官员的渠道”，但活动的措施是否真能够提供“一种区分有关国家大事的相对积极的参与者和相对不积极的参与者的方法”呢？它们是否包括下面那些“与国家大事有关”的重要活动，如合作企业同政府、大公司同大公司之间的技术联系和经济联系呢？它们是否包括通过大型公共媒介来形成并传播“非政治”观点、信息及娱乐的活动呢？它们是否考虑到决定公共事务的各集团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呢？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话（我相信会是如此），那么，政治活动的事实就没有得到充分的描述和确定。许多我认为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事实仍然处于操作概念的范围之外。操作概念的方法论禁令对立于能表现事实本相并说出其真实名称的及物概念——由于有这一局限，对事实的描述性分析阻碍了人们对事实的理解，变成了那种维护事实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社会学宣称现存社会现实即是其准则，因而加强了作为现实受害者的人们对现实的“无信仰的信仰”：“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对现存事实的承认，是屈从于既定事态强大威力的一种行为模式。”(43)与这种意识形态性的经验主义相对立，明白无误的矛盾则重申自己的正确性：“……现存的不可能是真实的。”(44)
(1) 副文学（para-literature）指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文学，如科幻小说、推理小说等。——译者
(2) K·加尔布雷思：《美国资本主义》（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56年），第96页。
(3) 参见本书第11—12页。
(4) 参见本书第12页
(5) 斯坦尼·吉尔：《语言和科学》，载《科学哲学》，1942年4月号，第156页。
(6) 同前注。
(7) 参见本书第13页。
(8) 《纽约时报》，1960年12月1日。
(9) 同前引，1960年11月2日。
(10) 同前引，1960年11月7日。
(11) “莱茵仙女”是北欧神话中秘藏在莱茵的黄金的守护人。——译者
(12) 罗兰·巴特：《文学的起点》（巴黎，索义尔出版社，1953年），第33页。
(13) 参见L·洛温撒尔：《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61年），第109页起。另参见R·霍加特：《识字的用途》（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1年），第161页起。
(14) 这句话与现任州长无关，而是指塔尔梅奇先生。
(15) 以上三项引自《民族》，1958年2月22日。
(16) 这是《生活》杂志的一项提议，引自《民族》，1960年8月20日。按照戴维·萨尔诺夫的说法，建立这样一个学会的议案已提交国会。参见约翰·K·杰塞普、艾德莱·史蒂文森等：《国家意愿》（在《生活》杂志编辑部的监督和帮助下出版，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1960年），第58页。
(17) 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柏林，重印本，1936年），第254页。
(18) 此处的原文“subject”有主体和主语的双重涵义。——译者
(19) 辩证逻辑中的这种语法哲学，请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作为主体的实体”和“思辨句子”等概念。
(20) 参见本书第五章。
(21) 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个人的或普遍的）从话语领域消失。过去常常被人们唤起：例如提到创始人，或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者讲起总统候选人的卑微出身。但是，被唤起的也是仪式化了的回忆，它不允许记忆内容的发展；单纯的召唤往往起到阻碍这一发展的作用，而这将表现出它的历史性错误。
(22) T·W·阿多诺：《对过去的处理意味着什么》，载《关于11月6—7日威斯巴登教育者会议的报告》（法兰克福，1960年），第14页。反历史的斗争将在第七章进一步讨论。［原文为德文。——译者］
(23) 参见本书导言和第五章。
(24) 这些标准将在第八章中进一步讨论。
(25) 参见我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第87页起。
(26) 罗兰·巴特：《文学的起点》，第37—40页。［原文为法文。——译者］
(27) 原文“sentence”亦含有宣判之意。——译者
(28) 西德的情况请参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50—1951年的专门研究著作：《群体实验》（波洛克编，法兰克福欧洲出版处，1955年），尤其参见第545页起。另参见卡尔·科恩：《在被管理世界中的语言》，它适用于两个德国（法兰克福，海因里希·舍夫勒出版社，1958年）。
(29) 在功能主义理论中，这种分析的治疗和意识形态特征表现得并不明显；它为概念的抽象概括所模糊（“系统”、“部分”、“个体”、“单项”、“复杂后果”、“功能”）。原则上这些概念可以适用于社会学家挑选来作为其分析对象的任何“系统”——从最小的集团到社会。功能分析限定在选定的系统之内，而这一系列本身却并未纳入为历史连续体而超越系统边界的批判分析；在批判分析中，系统的正常功能和不正常功能都显出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因此，功能理论展示了抽象性误用的谬误。其概念是从对事物性质的抽象中来实现概括的，事物的这些性质使系统成为历史的系统并赋予正常和不正常功能以批判的超越性意义。
(30) 引自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管理和工人》（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年）。参见洛伦·巴里茨在《权力的奴隶》和《社会科学在美国工业中的应用史》（米德尔敦，韦斯利安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5—6章中的出色论述。
(31) 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管理和工人》，第255—256页。
(32) 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管理和工人》，第256页。
(33) 同前引，第267页。
(34) 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管理和工人》，第Ⅷ页。
(35) 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管理和工人》，第591页。
(36) H·尤劳、S·J·埃尔德魏尔德、M·詹诺维茨编：《政治行为》（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6年），第275页。
(37) 《政治行为》，第276页。
(38) 同前引，第284页。
(39) 同前引，第285页。
(40) 《政治行为》，第280页。
(41) 同前引，第138页起。
(42) 同前引，第133页。
(43) T·W·阿多诺：《意识形态》，载库尔特·伦克编：《意识形态》（新维德，路希特汉德公司，1961年），第262页起。
(44) 厄恩斯特·布洛赫：《哲学基本问题》（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1961年），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