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际舞台的转移：对金砖国家俱乐部意味着什么

大国竞争的逻辑(5)

当一个衰落中的霸权国家和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各种能力逐渐接近时，全球国家间体系中的某些结构性规则就起作用了。尽管竞争性的大国政治限于偶然的合作和大国战争的两端内，这一动力学主要是在相对获益或相对损失域中运作，其中涉及地位争斗、关系权力以及力量平衡的转变。当大国竞争成为国家政策的驱动力时，它很可能以两种重要方式塑造对外政策。

首先，由两个大国主导的大国竞争使敌友之分更为鲜明，推动他方在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中选边站队。自2017年来，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内这些趋势又加剧了，特朗普政府质疑国际秩序的各个方面，指责中国违反规则，他依然拥抱了被认为坚持“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特朗普政府宣布，吸收潜在对手如中国和俄罗斯进入一个开放和大体上自由的国际秩序失败了。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宣布美国重新进入了一个大国竞争时代，其中中俄“想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6)

美国在苏联解体后第一次重新聚焦其战略优先顺序，2018年又公布了一个新的《国家防务战略》，它宣称“对美国繁荣和安全的中心挑战……是由于‘修正主义’大国而重新出现的长期战略竞争”。(7)2019年，国家情报总监评估声称中俄的“联手超过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任何时候”。(8)

中国也拥抱了雄心勃勃的大国战略。这一新战略最初是建立在“平等大国”的前提下，然后是更为雄心勃勃的倡议——包括《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支持自主创新，使中国在高附加值部门能够自足，建立“自主、可控、安全和有效”的供应链。目标还包括到2035年实现军事现代化以及到2049年建成一流的军队。正如本书所讨论的，中国防御性地寻求确立可供选择的手段以挫败美国最锋利的剑，即美国的经济制裁和采取行动将对手关闭于以美元计价的金融体系之外。像俄罗斯一样，中国也运用经济手段阻挠不希望看到的国际行动，引导合作，比如获取对地区贸易伙伴的杠杆。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比过去的崛起大国更“不愿冒险”和“不那么好战”。(9)

美中对峙（以及美俄紧张）的升温已将其他国家置于尴尬的境地，它们想跟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一个显著的案例是，特朗普政府发动了一场全球性战役阻挠电信巨头华为建设5G网络，威胁不跟与中国技术企业有来往的政府分享情报。到目前为止，只有四个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国决定明确禁止，并从其移动网络中移除该公司的产品。2018年，加拿大接受美国的要求，在温哥华逮捕了一位华为高管，她被指控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美国的盟国，同时也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大主顾德国，也发现自己困于其中，其他欧洲盟国亦然，它们竭力维护伊朗核协议。金砖国家中，巴西支持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而作为委内瑞拉重要债权人的中俄都表示反对。

其次，大国竞争加强了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联盟，提升了国家安全问题相对于经济和提高福祉议程的突出地位。甚至在大流行病全球暴发之前，安全和贸易关切就已日益混在一起，进一步加强了保护主义。在这种条件下，两用技术和制造业供应链更可能被认为是易受攻击的关联而非提高市场效率的机制。当国内政治驱动地缘政治竞争时，它可以产生如安全困境那样的负反馈环，提高冲突的可能性。(10)比如，当前中国就是一个初始联盟的目标，该联盟包括华盛顿政治和经济鹰派、军事工业家们以及煤钢等试图使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的产业。对制造业进口的限制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升温加剧了与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贸易紧张状态。美国的一个抵消因素是曾经支持保护主义的生产商们（如汽车产业），现在并非在中间产品上依赖中国，而在于后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多极兴起的逻辑和多边主义的挑战

除了大国竞争外，金砖国家还受到第二种大逻辑的冲击，这个逻辑是根据不同原则运作、诱导不同行动的。这就是多极兴起的逻辑。本书解释了全球力量的扩散如何导致了多极的兴起和对无限制的美国首要地位的反感，特别是华盛顿不时威胁实施金融制裁以摧毁对手的经济。这些发展并不自动地弹回而有利于中国或其他竞争对手。对金砖国家俱乐部，以及对别的首要俱乐部如G7和G20的挑战，是在这些权力转移中管理多边和制度化的合作。重要的是，多极逻辑至少产生着三种相反的倾向，能够缓解大国竞争，并在这里所描述的大多具有韧性和制度化的国际秩序中创造合作机会。

首先，本书表明了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影响和适应现有国际制度，而非推翻现行治理秩序和经济秩序。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一和主要贸易国，中国自然希望成为有影响的规则制定者之一，而不满任何阻挠它上升到领导地位的企图，尤其是有证据表明它在很多领域都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当它在西方主导的组织中被挡住去路时，中国愿意并有能力认捐平行机构，诸如亚投行。像其他大国（尤其美国）一样，当中国试图在现行规则之外运作时会惹恼别人，但当它促进相互获益的合作性努力时，尤其是在多边情境下，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它的金砖国家伙伴和亚洲的地区玩家都想知道中国是否会做得更多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如果它建立起清晰的地区领导力时是否会致力于公开而稳定的秩序。

其次，与大国竞争下的环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多极的兴起刺激了其他主要玩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两面下注并在那些安排有损它们别的利益时，扛住不被迫进入严格的制衡机制而反对与之竞争的大国。例如，美国的盟国在经由与美结盟获得军事安全，以及继续与中俄或其他反美国家（如伊朗）的商业往来而获得经济利益之间，面临各种利弊权衡。因而2019年，欧盟给中国贴的标签是“一个追求技术领导地位的经济竞争者和一个推展可供选择的治理模式的体系性对手”。(11)这一发现比美国各委员会发布的多份报告、情报简报和智库评估更为有限和克制。(12)多数美国盟国继续寻求与中国交往，而非与这一重要伙伴脱钩。

第三，多极世界中的行动者可能在具有波动伙伴和联盟的多个棋局上运作。例如，日本复活了TPP，为未来某位美国总统重新加入打开大门。与此同时，东京支持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次级制裁，但在执行上仍两面下注，并对克里姆林宫采取主动行动以推进其自身利益。同样，德国重视中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的价值，并通过绕过不满的北约盟国和伙伴直接进口俄天然气而确保其部分能源需求。最引人注目的是，即使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多数美国公司仍致力于同中国做生意，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消费市场之一。

这些相互抵消的逻辑是如何影响金砖国家的？大国竞争的第一逻辑缩小了像金砖国家集团那样的外交和经济俱乐部的空间。然而，很多东西有赖于金砖国家的国内政治情境。有支持性的政治，如中国这一重要案例中，拥抱金砖国家是其持续成功绝对必要的条件，也有巴西那样从左翼领导人转变为右翼民族主义者，比如特朗普的支持者博索纳罗总统——这削弱了金砖国家集团的突出地位和团结一致。相比之下，多边主义和多极兴起这个第二逻辑会潜在地扩大金砖国家的机会范围以纵横捭阖。无须说，这一结果假定中俄寻求的是缓解而非加剧大国竞争。

再往前，金砖国家集团将不得不在以下两者之间折冲，一是大国竞争，涉及两大金砖国家反对当下的霸权国，另一则是丧失金砖国家黏合剂的风险，甚至由于多边主义在兴起中的多极国际舞台上紧绷而碎片化。正如本书所表明的，中国的经济支配地位推动了金砖国家合作。中国的经济力量比其他四国加起来还要大，其战略和偏好可能对金砖国家集团的未来存在和国际关系产生特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