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牧部落与恋人
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
艾伦比大桥是巴勒斯坦人往返伯利恒以及西岸其他城市的过境点。检查站是一个仓库般的大型棚式建筑。大巴车从河的约旦那一方抵达，乘客在那里需要通过以色列部队的一系列安检，再取了各自的行李，搭乘公共汽车或出租车前往耶路撒冷。出租车一般不去像伯利恒那么远的地方，以往我会安排伯利恒的出租车司机穆斯塔法在杰利科附近的沙漠加油站接我。穆斯塔法是塔马利赫贝都因人，身材瘦小而结实，留着克拉克·盖博式的胡子，脑袋坚硬有棱角，形状像个纸制的水弹。即使在成功地开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后，他依旧会来接我，而我直到多年之后才得知他早已不再是出租车司机。
通往伯利恒的沙漠之路上可以看到贝都因人的城镇景观。冬季，大约圣诞节前后，地面坚硬而荒凉，天空是一成不变的石板灰色。到复活节时，天气会更糟。但几天之内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春天的原野就是奇迹。草，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像绿色的浪花一样覆盖了粗糙的地表。密密麻麻的小山呈现出儿童画般的快乐模样：一座小山游向另一座，第三座小山则躲在它俩的肩膀之间偷看。感觉似乎从未有人见过如此鲜活而崭新的世界，这就像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天。
在塔马利赫郊外的一个以穆斯塔法所在部落命名的沙漠地区，我伸长了脖子，越过穆斯塔法的肩头第一次看到了伯利恒。午后的太阳低垂着，整个城市也暗了下来。城市的轮廓，看起来像是一只猫在壁炉的余烬中舒展身体，享受着最后一丝惬意。想象一下，在那座陡峭的圆形山丘上，耶稣降生教堂就像猫的脑袋。面对着它的是一条又长又窄的山脊；大学是伯利恒的最高点，那里就像悬空的猫的背部和后腰。随着这条沙漠之路的攀升，小镇逐渐模糊成一个灰色的剪影。当我看见教堂的轮廓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到达伯利恒了：这是现存最古老的罗马神庙，自然也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建筑。
人类历史的时间轴是围绕耶稣的诞生而设定的。每当我写下一个公元前或公元后的日期时，我便会意识到耶稣降生教堂标志着人类时间的支点，所有的历史都以其为轴心。公元前，最初的伯利恒地区坐落于一个帝国和贸易网络纵横的世界，而它自己只是一个无名的村落聚居地，以其水果和橄榄油而闻名。公元后，其中一个村庄脱颖而出。在教堂里时光流逝似乎要慢得多，就像一个疯狂旋转的宇宙中心的黑洞。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教堂中心的隐蔽处或在据说是耶稣诞生的洞穴内，耶稣诞生地点都以坠落的星星为标志。
公元327年，君士坦丁大帝授命建立耶稣降生教堂。教堂于公元339年竣工，就坐落在繁华的山顶城市的边缘。随着新的修道院和旅馆的增加，小镇本身最终被挤到了对面的山梁上。如今，小镇与教堂隔着一个短马鞍相向而立，这个马鞍已被建成一个开放式的马槽广场（Manger Square）。从山梁顶部的大学走到教堂广场约莫需要15分钟，不过这取决于人流量、星期几以及你需要购买多少东西。道路倾斜，越往下走越陡峭。街道的尽头便是露天集市和一段大理石台阶，两侧是斜坡。斜坡上磨出了凸痕，这样可以在摊贩用手推车将货物运往集市的时候为车轮增加一些摩擦力。宽阔平坦的排水沟延伸至斜坡的中心，当地小孩便将其作为滑道，坐在纸板上俯冲而下，到达沟底时彼此撞到一起，顿时欢笑声四起。
这便是伯利恒：一座古老的城镇，面朝另一座更为古老的城镇而立，就坐落在耶路撒冷南面6英里外的沙漠边缘。纵观其历史变迁，伯利恒一直由其地理位置所定义。沙漠是贝都因人的家园，也是通往古代世界的道路——那时有游牧民和驼队，有牧羊人、东方三贤以及中东地区失落的伟大而灿烂的文明。耶路撒冷是通往西方的大门，而一扇敞开的大门太容易招来占领者和入侵者。如今，这里是进入以色列的通道，若用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语言来描述，以色列即为“敌对占领势力”。伯利恒夹在过去和当下之间，面朝沙漠，似乎是在伸展四肢取暖，又或许是在期待新的一天。
1935年，当地一位医生在小镇的最高处买下一栋房子，它就坐落于天主教神学院即如今的大学对面。医生请了个工人来为他的花园挖一个水池，而在挖掘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些神秘的骨骸，其中还有形似象牙的东西。这一发现把考古专家多萝西娅·贝特及其同事埃莉诺·加德纳引到了伯利恒。(1)贝特是威尔士一位警察之女，在伦敦的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为化石编目期间，她有机会学习了动物学方面的知识。贝特十几岁的时候便开始为化石分类，按件计酬。1920年代末到达巴勒斯坦时，她已年近五十，是个广受尊敬的专家，尽管她经常携带并喜欢使用炸药棒这点让人害怕。在医生的水池中所发现的是已灭绝的大象物种的遗骸，而不久之后，贝特和加德纳又发现了其他惊喜——早期的马和史前巨型龟的遗骸，还发现了其中一些动物被伯利恒的第一批居民猎杀过的证据。此外，乌龟的骨骼有经过钻孔吸取骨髓的迹象。
多萝西娅·贝特是在多萝西·加罗德的邀请下来到巴勒斯坦的。加罗德比贝特年轻，是剑桥大学第一位考古学女教授。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期间，军事总督任命加罗德负责海法的考古挖掘。她发现，巴勒斯坦比别的地方更早有人类居住，也因此后来吸引了贝都因人来到此处。这一地区所具有的各种景观和气候，将这里集合为一个单一而紧凑的区域。自打有了固定居所，人们便不再需要每个季节都出去拾树枝了。根据她的挖掘地的名字纳图夫干河谷，加罗德将这些石器时代悠闲的游牧者命名为纳图夫人。纳图夫文明最重要的遗迹就是在伯利恒发现的，发现者是一名塔马利赫的牧羊人。
1930年，人们在克里图恩干河谷的洞穴群中发现了安萨哈利情侣雕像(2)，其大小如拳头，由一块圆形的方解鹅卵石雕刻而成。1840年代后，奥斯曼政府的自由化改革引来了外国游客，伯利恒逐渐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考古宝藏市场。塔马利赫人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在放羊的同时开始挖掘当地的洞穴。他们发现了伯利恒的许多著名文物，包括犹太教的某些最早文献：死海古卷(3)。此前20年发现的安萨哈利情侣雕像与此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方解石是石灰岩中的结晶石。我想象着牧羊人看到了洞穴暗处闪烁的光，然后拂去鹅卵石上干燥的沙漠尘土，惊奇地发现自己所得为何物时的情景。雕像刻画的是一对情侣，面对面，一人坐在另一人的阴茎上。我能想象那位牧羊人是如何将这雕像展示给他的朋友们，看看他们会作何反应，又或许跟他自己一样，憋住不笑、故作正经。塔马利赫人爱四处游荡，爱讲笑话。他们虽喜欢抱团——毕竟他们是一个氏族——但也相信各自的直觉。或许他会直截了当地问对方：“这东西你怎么看？”但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先咧嘴笑了。这对恋人的脸被雕在了一起，其中一人的大腿紧紧缠在另一人的腰部。其性爱的意象还不止于此。将该雕像翻转，并在一起的两张脸状似龟头，相拥的手臂成了包皮上扭曲的褶皱。再转个方向，另一面看上去形似外阴。再一转，你也许会发现那像一对乳房。似乎没有哪个雕刻家能在一个雕像上赋予这么多含义，但当你拿着这个雕像时，会发现它竟将如此多的性爱意象集于一身。
实际上，当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它时，我是不能触摸的，它被薄纸包裹，放在一个特百惠午餐盒里，陈列在一间研究室内，而大英博物馆有严格规定，禁止触摸。不过，策展人吉尔·库克允许我把玩一下其树脂浇铸的复制品，我拿在手中不断翻转观察，真希望我能向别人展示一下这个雕像，要是那人有13岁学生的幽默感就更好了。
雕像能陈列于大英博物馆经历了许多波折。塔马利赫男孩将此雕像卖给了由贝塔拉姆圣心教堂的神父所经营的一家小型私人博物馆，该教堂是巴斯克天主教会的一支，在伯利恒有一座修道院。这个雕像在1933年引起了新上任的法国外交官勒内·诺伊维尔的兴趣。诺伊维尔是一位考古爱好者，除了战时在北美工作，他的外交生涯几乎都在耶路撒冷度过。（他在1946年回到耶路撒冷，目睹了导致91人死亡的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当时该酒店是英国军队驻巴勒斯坦的总部，被后来任以色列首相的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犹太恐怖组织锁定为攻击目标。法国领事馆当时就坐落在英国军队总部的隔壁。）
诺伊维尔将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花在了考古挖掘上，尤其是在拿撒勒(4)附近的一个旧石器时代的墓地。之所以去参观贝塔拉姆圣心教堂的神父经营的那间博物馆，是因为诺伊维尔当时正接待阿贝·亨利·步日耶神父，这位57岁的神父是法兰西公学院一位著名的史前民族学教授。在研究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时，步日耶声称，一幅6万年前的复杂而精妙的洞穴壁画决不可能出于非洲黑人之手，并将此视为新石器时代欧洲人在此处出现的证据，他也因此招来骂名。但在1930年代，步日耶依然享有盛誉。他被认为是研究史前人类的数一数二的专家，而且也是多萝西·加罗德的私人导师，她在他门下接受过两年的学徒训练。他当时到巴勒斯坦是为了检查加罗德在海法的挖掘工作，而造访伯利恒则像是圣地一日游。是步日耶看出了这一石雕的重要意义，并叫诺伊维尔一起来欣赏的。
在大英博物馆的研究室内，策展人吉尔·库克解释说，很难给这块石头断代，因为它独一无二，至今未曾发现与其极为相似的石头。步日耶认为它有约110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它所属的那个时期，人类才刚开始采摘野生小麦，建立定居社区并驯养包括狗在内的动物。（吉尔告诉我两千年前人类就开始养狗。看来我们确实喜爱狗。）小麦是一种草，大多数草籽随风吹走，而辨认出种子附着于茎上的少数物种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这使得人类因此可以收割茎秆，把种子带回家，趁着它饱满成熟时吃掉或者贮存起来，等干燥后磨成粉。这些都是吉尔告诉我的。在她说话的时候，我想起了一道我最喜爱的巴勒斯坦菜：一种叫做frikeh的成熟小麦，可以煮熟像米饭一样食用，也可以像碾碎的干小麦那样放在沙拉里冷食。食谱可以传承11000年，想到这里不禁令人感到晕眩，就像历史的地面突然塌陷，眼前即是万丈悬崖。
安萨哈利情侣雕像也似乎证明了石器时代的生活其实离我们没那么遥远。这是一位有足够闲暇时间从事雕刻的艺术家，他选择制作一个关于性和爱情的作品。这个主题反映出了很多关于休闲、创造力以及友谊和家庭生活方面的内容，不过要在单个物体中赋予太多的内涵是很困难的。吉尔是一位娇小的金发碧眼的女士，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做事严谨周密，一丝不苟。她听说过有关安萨哈利情侣雕像的一些夸张的理论，这些理论试图证明所有宗教的根源在于生殖崇拜以及探索人类的爱与性的奥秘，但这些理论并没有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吉尔认为，问题在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与安萨哈利情侣雕像进行比较，我们也无从得知它对于雕塑家有怎样的意义。在尺寸和技巧上与之相似的雕刻作品唯有石杵和狗的雕像。（你可以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现称洛克菲勒博物馆，看到这些石杵和狗的雕像。）或许这块石头真是在庆祝生育，即使这样，纳图夫人也是刚意识到性行为与生儿育女之间存在联系。吉尔对这种观点有些认同。纳图夫人已经学会了驯化绵羊，她说，“所以，如果你有一群温顺的绵羊，很快你就会认识到要让它们远离野公羊，否则你又得重新驯化它们。”这个小雕像既性感又内涵丰富，然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难以理解透彻。
对安萨哈利情侣雕像的着迷让吉尔的洞察力变得如侦探般敏锐。她从诺伊维尔和步日耶之间的一系列信件中发现，(5)诺伊维尔从未一口咬定这块石头是在安萨哈利洞穴里发现的。在写给步日耶的信中，诺伊维尔提到自己是如何追踪牧羊人并让他带自己去发现这块石头的地点。克里图恩干河谷是通往死海的一条原始的沙漠之路，河谷的两侧布满了洞穴，诺伊维尔声称自己在该地区进行了搜索，但没有发现其他有重要意义的东西。
尽管在确定这块石头的发现地点和背景方面存有疑问，吉尔仍认同步日耶的评估。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据我们所知，是最早的刻画人类情侣的作品。然而，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诺伊维尔是如何得到这块石头的？诺伊维尔1952年在耶路撒冷去世，当时这块石头就在其私人收藏中。他的子女1958年拍卖这件藏品时，被大英博物馆购得。
当我注视着放在带有纸质内衬的盒子里的安萨哈利情侣雕像时，突然意识到埃尔金大理石雕像(6)就挂在博物馆另一侧的翼楼里。我还想到，这块石头也许就是巴勒斯坦版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像，而终有一天，巴勒斯坦文物部部长会要求归还此物。因此，我决定亲自去调查一番。在我再次造访伯利恒时，我去了修道院，想一探究竟。修道院矗立在圣徒玛丽亚姆·芭瓦蒂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内。芭瓦蒂是一位默基特希腊礼天主教修女，2015年被教宗方济各追认为圣徒。芭瓦蒂的修道院俯瞰马阿里河谷边缘及伯利恒山梁的东侧。贝塔拉姆修道院的大广场则位于后面更远的地方，周围环绕着整洁的花圃。我拉响了门铃，一位年轻的非洲牧师过来告诉我，他们正好在吃午饭。我马上去了食堂，和僧侣们一起就着炖鸡吃maftoul，后者通常被称为巴勒斯坦版古斯古斯饭（couscous）。令我失望的是，僧侣们竟无一人穿长袍。这些僧侣来自非洲和欧洲，他们的穿着比我还要随意。当时，修道院院长不在，但我受邀几天后在一间小书房和他见了面。彼得罗·菲勒特神父性情平和，留着整洁的灰色胡须，脚上穿着一双拖鞋。虽然在他所处的年代修道院里还没有博物馆，但他曾见过打印出来的藏品目录。他说，那是大约50年前，当时他还是当地天主教神学院的老师，他在贝塔拉姆图书馆看见过藏品目录，而如今就连图书馆也没了。彼得罗神父告诉我，在1948年战争期间，为安全起见，博物馆里的文物都被送走了，最后流入了意大利和法国。他觉得，部分藏品也有可能是在1936年的阿拉伯起义期间被送往国外的。
我猜勒内·诺伊维尔可能提出要帮僧侣将藏品转移到欧洲，毕竟当时他是领事。而彼得罗神父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贝塔拉姆运动是巴斯克地区发起的，而且当时和法国政府的关系很糟糕。事情过去差不多70年了，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诺伊维尔是如何获得安萨哈利情侣雕像的，或许是在藏品被打散运往国外的途中为诺伊维尔所获。也可能是谁给了他，或者在兵荒马乱中，那东西像是自己长了腿一样，跑进了他的口袋。
安萨哈利情侣雕像创造了伯利恒的人类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起点。11000年前，这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当时，他们已经学会了养狗，并知道如何将小麦制成frikeh，或许还会用乌龟的骨髓拌沙拉吃（这是我猜的），所以这是成为农民或动物饲养员（但到底是哪个呢？）的一小步。
我们有关人类史前史的许多观点都是基于将人类划分为农民与游牧民两种，农民过着安全但平淡的生活，游牧民则赶着他们的羊群在草原上四处迁徙放牧，周围充满了不可预测的情况。圣经史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7)提出了一个基于游牧民武士的活动的史前史通用模型。她研究了印度和中东的许多文明，从农民屈服于游牧民的袭击中发现一个不断重复的模式。随着游牧民族在原地建立封建小国，农民逐渐沦为奴隶。最终，游牧民摇身一变，成了贵族阶层。而对于用武力抢夺来的东西，他们学着用官僚主义和习俗来把控和维持，同时利用老于世故和精神性的外表来掩饰他们的侵略性。然而，这些王国从根本上依赖于奴隶制，作为一个即将形成的武士等级统治着土著农民。
阿姆斯特朗将这种抽象的模型应用于那些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书面文献的时期，它证明了一个强大而诱人的解释，即文化、语言、宗教和商品是如何在看似不相连的广袤地区传播的。最早的国家仅是一些卫戍部队，只是辽阔大地上的一些不起眼的小点儿。当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领土意识，自然也不知道绘制地图。每个王国都只在其实力和补给线允许的范围内扩大，在这个点上，它逐渐消失为一片腹地。而过了这个点，靠武力征服的国王就再也不能放心地让士兵站岗、对农民征税或是向来往的商人征收过路费。过了这条地平线，将会有另一个武装驻军，会有另一位武士在他征服的区域内称王。
就其性质而言，这些早期的驻军国（garrison states）一直生存于多国、多种族的环境中。每个王国都是在与同一片土地上的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诞生的，而在王国内部，统治者和臣民有着彼此独立的私人的文化，对彼此都很陌生。阿姆斯特朗指出，农民们通常会继续信奉自己的神灵，这些神灵会时刻提醒他们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区别。
这些星星点点的点缀在这片土地上的国家，汇集在一起形成了贸易路线或政治联盟。一个统治王朝的孩子可能会去建立他们自己的驻军国。国王们可能入赘另一个王朝，把权力当作彩礼，或仗着血缘关系要求继承权位。一个国王可能会成为更强大的邻国军阀的封臣。最早的帝国因此开始逐渐形成网络。那时还没有地图，但即便有，我们也不会看到把我们与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固定色块。相反，我们会看到其边界向各个方向慢慢延伸。这些新生帝国就像苍白的皮肤下的静脉一样扩张，形成血管，再长出器官和肌肉。
阿姆斯特朗的假设非常具有说服力，因为它不仅解释了农民与主人之间所体现出的奇特的文化不匹配，还解释了人类历史初期的全球化贸易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对贸易网络是如何塑造我们这个世界的做过有力的阐述，(8)他在其中指出，贸易路线也是游牧军队的军事补给线。但在着眼于伯利恒及其在此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模型所产生的两个悖论。
首先，游牧民活动的理论让我们很难说出某个王朝的起源。这些游牧民建立了一系列王国，谁能说出这些王国是从何处开始的？当一个建立起来的王朝开始撰写自己的故事时，会有一种强烈的动机去构建一个起源故事(9)，从而在他们与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之间建立一种神话般的联系，比如像罗穆卢斯和雷穆斯兄弟的故事那样的。据罗马神话记载，台伯河上的狼哺育了罗马的缔造者，而事实似乎是一个由不同的非法部落组成的联盟在罗马的帕拉蒂尼山上建起了自己的家园。要在想象中勾勒出一个国家的史前史轮廓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我们得借助书面文件，才能接近真实的历史，而这些书面记录出自国家主办的官僚机构。就罗马而言，在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成立之前，几乎没有该城市的任何记录。共和国之前的一切都是宣传和神话所为；而在此之后，一个有效的政府借助其国家官僚机构和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确凿的书面文件，事件才变得明晰起来。
我们甚至可以说国家并不存在史前史。阿姆斯特朗向我们阐述了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但她的模型更多是在描述国际环境，而不是其中随便哪个国家的组织架构。其所有内容都是关于军队的流动、贸易路线的产生、技术的共享以及语言的传播等。它只是一个抽象模型，并没有真正描绘出这些驻军国可能是什么模样，或许甚至根本不应该称它们为“国家”。历史始于文件：法律文件、税务记录、销售收据、出生证明、死亡证明和结婚证、财产登记文件以及——或许更重要的——与其他类似国家之间的来往信件和条约。要想了解有文字记载之前的时期是困难的。正如雅克·德里达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历史最后都成了书写的历史。(10)若我们要强辩说，某个原始国家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有记载的城市出现之前业已存在，我们就有可能迷失在军阀们所讲述的自己的神话中。这种情况在巴勒斯坦尤为危险，因为《圣经》常常诱使作家将神话变为历史。
阿姆斯特朗的游牧模型解释了驻军国的形成过程。然而，这一模型太过抽象，我们无法据此判断某一特定文化的存续时间。或许，这反而是该模型的优势之一。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也被游牧武士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观点所吸引。但他赞同这一理论的原因恰恰在于它是一个抽象的模型。如果模型的第一个悖论是无法谈论国家的起源，那么第二个悖论就是这根本不是国家的历史，而是如弗兰科潘所指出的，是世界的历史。在他的书中，德勒兹将游牧民牧场主称作“游牧战争的机器”，(11)并认为这些游牧武士的活动形成了一个框架，使我们可以借此想象历史空间和历史时间。这些游牧民在漫游世界时建立的路线，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网络化空间奠定了基础，而他们对已经定居的社群的屡次攻击形成了政权和王朝变更的时间表。如果历史即王国的兴衰故事，那是因为游牧民通过推翻一个政权并且要么取而代之，要么让城市荒废掉，从而在历史的时间表上留下刻痕。从这个意义上讲，游牧部落是历史的抽象动力：他们创造了我们用于绘制人类历史图表的方格纸。
游牧部落在迁徙中创造了一种历史感：他们的世界从绵羊开始，以帝国结束。凯伦·阿姆斯特朗、彼得·弗兰科潘和吉尔·德勒兹等人所接受的理论是想象国家史前史的一种有力工具，即使它只允许我们间接地谈论像伯利恒这样的城镇。比起描述实际生活在这里的人的生活，说说谁途经此地、谁吹嘘自己统治了伯利恒，对它而言更容易一些。通过研究游牧部落，我们得出了文明兴衰的动荡理论。
这个不断变化和运动的故事必然与伯利恒的考古学形成对比，后者所展现的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它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考古学表明，即使主人变了，农夫、农民和奴隶的生活在数千年间都没什么改变。伯利恒人或者其中的大部分人很可能是其第一批居民的后裔。
城市在9000到10000年前开始出现。这些筑有围墙的社群可容纳数千人，但此时仍属于石器时代。在前往伯利恒的路上，我要先在杰利科渡过约旦河，然后穿过约旦的安曼，经过世界上现存的两座最古老的城市。安曼和杰利科是从特尔遗址中诞生，平原上的城市在贸易网络的演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贸易网络支撑起了像伯利恒周边的那些较小的丘陵社区。
我从大英博物馆黎凡特系列的策展人詹姆斯·弗雷泽那儿了解到关于特尔遗址的更多信息。詹姆斯是个高大的澳大利亚人，有双明亮的蓝眼睛和一头黑发。他说话语速很快，在谈到自己喜欢的话题时语速会更快：特尔遗址就是他最喜欢的话题。詹姆斯生动地描述了发掘安曼的艾因加扎尔考古遗址的故事。特尔遗址是用易碎的晒干的黏土砖建造而成的。然而，随着一代建筑的倒塌和新一代建筑的建成，这些遗址周围的城墙可能包含着废弃的砖石，因此这些城市是向上发展的，而不是在平原上蔓延。由于每个新的社区都建立在旧址之上，特尔遗址才会在几十年至几百年的时间里上升，形成一座巨大的人造山。詹姆斯说起自己站在穿透城市的壕沟深处，仰望历史留下的这个层次分明、高耸入云的厚重痕迹，兴奋之情无以言表。艾因加扎尔曾有3000人口，是一座石器时代的大都市。
新石器时代可分为前陶器时期和后陶器时期，大英博物馆有两件来自艾因加扎尔的石膏像，是在高温陶瓷窑发明前的作品。雕像是儿童的半身人体模型，一对长着鬼气森森的眼睛的双胞胎，是用稀释的黏土涂在芦苇骨架上，经太阳晒干而成。他们已有9000年历史，被陈列在一个玻璃箱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外面那个他们不可能了解的世界，尽管他们的目光好像看穿了它。
詹姆斯告诉我，将人类时间划分为石器、前陶器、后陶器、青铜器和铁器时代是不准确的，因为旧技术总与新技术共存。迦南农民发现，亲手制作一把燧石长柄大镰刀或一把小刀，要比购买金属成品更方便、更便宜，特别是在国王和军事领主严格控制金属的情况下。
我看过镶嵌着可断代为19世纪的尖锐燧石的巴勒斯坦脱粒板，这让我意识到石器时代的技术元素流传到了现代社会。刚收割的小麦和大麦散落在一个圆形的室外脱粒场上，一头驴拉着这块镶着燧石的脱粒板绕着场地转圈，碾过干燥的庄稼。在阿拉伯妇女联盟（AWU）伯利恒分会开办的人种志博物馆中也有一例。阿拉伯妇女联盟是一个类似于美国的妇女俱乐部的社会组织，旨在促进福利和教育，博物馆位于老城区的露天市场，分为两座建筑，展示了19世纪传统的家居生活。海伦·罗西让我参观了保存完好的厨房，她是一位60多岁的娇小女士，目光锐利，举止正式，但丝毫不影响她天生的热情。她是厨房用品的专家，一个厨房垃圾桶大小、由石膏制成的较高圆筒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个用于储存杏干的料斗，是远古技术可以沿用到现代社会的又一范例。与艾因加扎尔双胞胎雕像完全相同，这种料斗也是在芦苇骨架上制作的。海伦告诉我，料斗从未经历商业化生产，妇女自己就能做一个出来供家里使用。她们也会制作小的黏土火盆用于壶、罐之类容器的保温。几个烧着木炭的火盆放在厨房门口，就像一个个按比例增大的用茶烛加热油的香炉。火盆和料斗都是太阳晒干而不是在窑里烘干的。料斗虽然简单却非常精妙，因为它把鲜明的特性和独特而复杂的设计结合在了一起。海伦解释说，它里面衬有一个装着杏干的平纹细布袋，料斗底部有一个翻盖，当厨师需要干果时，她就把手伸进翻盖，取出一把来。
当平原上的许多城市被遗弃，任由风吹日晒时，特尔时代的城市杰利科和安曼幸存了下来。新一代的城市都沿河而建。5000年前，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沿岸的居民生活中开始运用“涡轮机驱动”，詹姆斯·弗雷泽这样告诉我；新兴文明沿上游和下游延伸，创造出了最早的“网络化”帝国。虽然安曼和杰利科远离这些大河，但它们在新时代的生存地位是独一无二的，这多亏了一条后来被称为“国王大道”（King's Highway）的金属贸易之路。
国王大道的路线以一条从红海的亚喀巴（Aqaba）开始、向北通往叙利亚的现代公路为标志，由于目前的叙利亚战争，那里出现了大量的难民营。在古代，这条国王大道从埃及的尼罗河到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东边城市，跨越了已知的世界。它日渐成为连接各大帝国中心的外交途径，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将内盖夫(12)的铜矿与现代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锡矿连接在了一起。铜加上锡可以铸出青铜，这种金属太重要了，以至于它被用来命名一个时代。伯利恒位于与国王大道平行的一条路上，这条大道从内盖夫向北经过希伯伦、伯利恒和耶路撒冷，到达一个岔路口，右转经戈兰高地进入大马士革，左转则前往提尔和黎巴嫩海岸。这仍是一条穿过伯利恒的主要道路，被称为“希伯伦路”。在帝国的世界中，这可能是一条“B”级路，而不是一条“A”级路。然而，它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因为与国王大道相连，人们可以沿着这条路到达巴比伦或开罗。
最近，在土夸和阿塔斯之间一座名为哈立德－阿贾马（Khalet al-jam'a）的山深处，发现了一个青铜时代的墓地，伯利恒早期生活的线索才由此浮出水面。2014年，一支巴勒斯坦和意大利考古学家组成的小队在这座山上发掘地下墓室，(13)除了若干具5000年前农民的干尸外，他们还发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巧克力色的罐子。这种深棕色表面的罐子上有着锃亮的白色图案，这是把研磨好的石灰粉填入擦痕，而后涂上颜色较深的油泥形成的。这种风格的罐子称为“特尔－艾尔－雅胡地亚（Tell el-Yahudiyeh）”器物，或“犹太城陶罐”，因为首次发现它是在埃及犹太人居住的城市，故以此命名。（这个名字纯属巧合。对于一个在青铜时代被称为内塔胡特[Neyta-hut]的城市来说，特尔－艾尔－雅胡地亚是一个相对现代的名字。）尽管第一次出土是在埃及，但它们因其迦南式设计而出名。实际上，英语里的“jar”一词，便是源于这些罐子的迦南语名，过去它们被用于运输迦南橄榄油。制陶技艺和金属加工技术相伴而生，因为冶炼内盖夫铜所需的高温窑也可以烧制陶瓷制品，这反过来又使得橄榄油在五千年前成为可交易的商品。
我在伦敦见到了当时发掘哈立德－阿贾马山的考古团队领队洛伦佐·尼格罗。他告诉我，那座伯利恒墓地面朝农民的住所而建，这表明伯利恒最古老的有人居住的地区是以阿塔斯为中心，并有可能已扩展到正好在伯利恒下方，一个被称为马里河谷的建筑群密集地区。此处的房屋沿着河谷平行排列，一座叠着一座，由此可推断出其果园和梯田的形状。和附近的拜提尔村一样，阿塔斯的泉水也可以通过梯田引流。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圣玛丽亚姆·芭瓦蒂选择在马里河谷的边缘地带建造她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当时她的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告诉她，这里能够俯瞰以色列王大卫的父亲耶西的住所。幸亏她这么想，芭瓦蒂或许就这样在无意中发现了伯利恒最古老的部分。
埃及人将这片土地命名为迦南，希腊语则称之为腓尼基。这两个词都是“紫色”的意思，个中原因还有待探知。这个名字可能是因加沙和黎巴嫩之间海岸的骨螺而来，把这种骨螺的壳压碎，待其分解，就会得到一种紫色染料。无论人们是否把他们的家园视为“紫色的”，甚至看作其他任何一种家园，我们都无从得知。通过希伯伦路，通过沿着这条路线用驴子运送的棕色和白色的罐子（这些罐子被绳子绑在驴驮着的木架两侧），迦南山上那些出产橄榄油的村庄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金钱的流入，伯利恒周围以及其他种植橄榄的地区的人们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尼罗河，并在那里建起仓库和贸易站，以便直接向顾客销售。
似乎是为了证明贸易路线也是军事供给线，一群被称作希斯科斯的迦南袭击者沿着橄榄油运输线征服了整个尼罗河下游。希斯科斯人非常擅长驾驶战车。他们在3800年前创建的埃及王国执政约150年之久，直至被一个强大的新埃及王朝推翻，这个王朝被充满想象力地称为新王国（New Kingdom）。新政权并不满足于仅仅击败希斯科斯人，他们一路穿过迦南（或腓尼基）追击闯入者，将埃及领土扩展至今天的叙利亚境内。
如今，伯利恒的橄榄油很少在其市区范围之外的地方出售。在这样一个市区，橄榄油的产量并不高。随着伯利恒的大部分农村都被征用来建造犹太人定居点，其余地方也成了封闭的军事区，以往村庄周围的橄榄园都消失了。然而，伯利恒的橄榄油因其出名的美味在巴勒斯坦的其他城市颇受欢迎。我问表亲薇薇安·桑索尔，为什么伯利恒的橄榄油如此非同凡响，如此与众不同，如此稀罕呢？她告诉我，是因为它的哈喇味儿。这听起来可不是什么好事，但薇薇安向我保证这绝不是什么坏事。她是一名农艺师，研究过法国橄榄油的生产过程。她解释说，橄榄通常需要尽快采摘，在最短的时间内榨油。但伯利恒橄榄油的制作方法是将橄榄在防潮布上晾几天，让橄榄在榨油前稍稍烤干一下。我一直认为伯利恒的橄榄油是极好的。它不像有些橄榄油那般辛辣，但有一种明显的口感和味道，或许我可以形容为坚果味，有点复杂，甚至是浓郁。
但绝对不是霉臭的。
被归类为哈喇的话，意味着这种油不能在欧洲销售，不过，在伯利恒人几乎没有足够的橄榄油的今天，这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
约公元前1550年，新王国征服了迦南，这是迦南历史上领土最广阔的时期。然而，新的法老任命各个诸侯——他们用的词更接近“市长”或“州长”，以减少用直接干预的方式治理他们的“战利品”。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地方官员视为特许经营者。他们住在驻军的宫殿里，享受着国王般的生活。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将一部分利润交给埃及总部。这些特许经营者之间以书信的形式留有了一些书面记录，其中包括统治着尚属岩石废墟时期的耶路撒冷的阿布迪－赫巴。他的名字可译为“女神赫巴的仆人”，这表明他可能来自现在的安纳托利亚，并且可能是亚美尼亚人的祖先。这个城市没有更早的历史记录，因而亚美尼亚人可能会称自己是这片堡垒，即之后的耶路撒冷的创始人。
埃及人不仅招募外国统治者，而且还选择了一种外来的书写系统来与他们的特许经营人交流。这种文字系统，即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是世界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机构，即阿卡德－苏美尔帝国的行政机构的产物。虽然这个帝国在六七百年前已经消失，但其官僚机构依然存在。这种楔形文字用削尖的笔来“写”，用尖利的笔在软黏土板上留下楔形的凹痕，各种凹痕组合成符号，而这些符号组成书面文本。文本一旦完成，黏土板便会被烘干或晾干。这套系统需要各城市的无数训练有素的文士、准备黏土板的技术人员、管理邮政中转站的通讯员以及所有维系邮政服务运转的马夫、驯马师和马鞍制造商之间的通力协作。
楔形文字与埃及新王国铸为一体。这一点更为引人注目，因为它是被用来传播一种法老以及像阿布迪－赫巴这样的省长都不会说的语言。楔形文字已经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其存在是为了促进疆域扩张，完全与实际的语言运用脱节。在大英博物馆，詹姆斯·弗雷泽准备向我展示他精选出来的一些楔形文字板。而我对这种礼遇的报答却是迟到，而且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我在进博物馆的时候选错了入口。入口几乎被折梯和涂料罐遮住了，但一旦穿过这扇门，我就发现一个天花板很高的维多利亚式房间，这样的房间本该布满灰尘，而这一间却是一尘不染。书架直达椽子，每根椽子上都放满了盒子，里面装着阿卡德语的黏土板。我只在照片中看过这样的黏土板，想象它们是摩西石碑那样的尺寸。实际上，黏土板更接近果酱罐的大小，易于摞起来或用布包起来装入马鞍的包里。6名翻译人员正在拱形天花板下方的一张长桌上工作，拿着放大镜在干燥易碎的黏土板上查看。詹姆斯告诉我，大多数黏土板上的文字都还未翻译出来。
1915年，德国语言学家奥托·施罗德尔（Otto Schroeder）翻译了阿布迪－赫巴寄往埃及的信件。施罗德尔希望借此找到《圣经》文本的佐证，并且他相当巧妙地臆造出了当时还不存在的伯利恒。引起他注意的其中一封信中，阿布迪－赫巴抱怨一座名为“尼努尔塔之屋”（Beit Ninurta）的城市改换了自己的效忠对象。(14)“尼努尔塔之屋”这个名字引自阿卡德语中的战神。施罗德尔知道迦南山上的人们不太可能崇拜一个早已过时的神，这让他做出了一个有一定投机性的大胆猜想：他认为阿布迪－赫巴指的就是伯利恒。
施罗德尔似乎一直在研究一种预感：用来象征尼努尔塔这位战神的符号，被说迦南语的人借用于代表日常用语中的“战斗”一词：lakhem。由此，他提出Beit Ninurta（尼努尔塔之屋）可能实际上应读作Beit Lakhem，与Beit Lekhem同音。施罗德尔的翻译中有一些离谱的步骤：从象征战神的符号到代表“战斗”的词，然后又作为lekhem（在迦南语中意为“面包”）的双关语。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仍有一条可辨认的主线贯穿于施罗德尔的翻译之中。当美国考古学家威廉·F．奥尔布赖特（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圣经考古学家）1921年接受他的翻译时，就连这条貌似有理的细线也不见了。(15)
施罗德尔宣称自己找到了第一次提及伯利恒的依据，而奥尔布赖特很快便接过了这种说法。不过，他给出了另一种更简单易懂的翻译。他认为，楔形文字符号Beit-Ninurta可以读作Beit-Lahmu，因为Lahmu一词在苏美尔语中可以替代Ninurta。之前从未有人提出过这一点，Lahmu只与他的双胞胎妹妹Lahamu一起被提及过，当然这种关系极不可信。事实上，奥尔布赖特似乎只是对施罗德尔仅在德国发表的这种读解存在误解。1968年，奥尔布赖特宣布收回之前的观点，并指出Beit-Ninurta即Beit Horon，然而他对阿布迪－赫巴这封信的异想天开的解释至今仍在给伯利恒断代的各种指南和考古研究中被引用。
《圣经》中的事件设定在神话时期，这使它们置身于历史时间之外。威廉·F．奥尔布赖特的伟大创新在于通过创建一个映射人类历史时间线的《圣经》时间线，从而将神话与历史联系在了一起。这一项创新以及雇用并培训的第一代以色列考古学家的行为都是他留下的永恒的遗产。(16)奥尔布赖特将族长的故事、埃及流亡者的故事和大卫王崛起的故事定位在埃及新王国等历史上确有的帝国的兴衰背景之下。正如他对阿布迪－赫巴这封信的解读一样，他的方法基于主观思想而非事实，并不比芭瓦蒂的想法更可靠。与世隔绝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中几乎都是随机混合的符号和语音元素，在翻译古老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时，难免会只译出自己想看到的内容。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好消息是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正在逐渐消失。在公元前1000年的开端，它开始逐渐被一个更透明的语音系统所取代，那是我们今天的字母表的祖先。这种新文字的早期——也可能是最早的——例证，就是在伯利恒发现的。
(1)Kay Prag's “Bethlehem: A Site Assessment, 169-181” (2000).
(2)伯利恒现存年代最早的雕像，约公元前90000年，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译者
(3)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译者
(4)现为以色列北部城市，传说耶稣在此地附近的某村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因而成为圣城之一。——译者
(5)Cook Boyd'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Ain Sakhri” Figurine (1993) pp.399-405.
(6)为古希腊帕台农神庙的部分雕刻和建筑残件，是大英博物馆最著名的馆藏之一，2020年5月希腊总理正式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归还此物。——译者
(7)她的史前史模型乃是基于游牧民武士的动向这一点，可参见Field of Blood (2014)一书。
(8)有关补给线和贸易路线往往是一回事的说法，参见他的The Silk Road (2015)一书。
(9)origin story，这种故事讲的并不是开天辟地从无到有的生活，而是目前的世界是如何从上一个世界演变而来的。——译者
(10)摘自Of Grammatology (1976)中卢梭的Essay on the Origins of Languages。学术意义上的历史总是指“有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它一定是发生在某人身上并被记录下来的事情，例如税务记录、新闻报道或目击者的叙述及其他文化标志，例如，具有可识别、有图案特征的陶器碎片等。对德里达来说，这意味着历史永远指有记录的东西的历史（广义上的“文本”是指“通用数据库”）。这就带来了一个悖论，即历史就是今天的标记，而今天已经过去了。德里达的主要兴趣是这些文本标记或“总是已经过去”的痕迹。
(11)其核心思想“游牧民族是历史的抽象引擎”出现在他与Felix Guattari合著的A Thousand Plateaus (1987)一书中。然而该理论基础在德勒兹的早期作品the student guides on Hume, Kant, and Nietzsche中已显而易见。
(12)巴勒斯坦南部一地区。——译者
(13)L. Nigro's “Bethlehem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2015).
(14)Amarna Letter number 290 in Schroeder 1920.
(15)William F. Albright's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alestine” (1921) pp.1-46．但在Albright的最后一本书Yahweh and the Gods of Canaan: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wo Contrasting Faiths (1968)中，他改变了观点，认为Beit Ninurta与Beit Horon（一座《圣经》中提到但从未被发现的城市）是同一城市。在巴勒斯坦城市拉马拉附近有一个名为Beit Horon的定居点。
(16)比如考古学家、马扎尔家族的族长本杰明·马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