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英双语学习词典的源流

2.1　《华夷译语》体系中的汉英双语词典

中国自远古时期与其他文明已有交流，外族或外国人学习汉语语言文化的历史也极为悠久，仅以汉英两种语言的接触和交流而言，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历史要比英语学习词典的历史悠久得多。目前，笔者所知最早收纳中英双语词汇的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华夷译语》[1]中的《咭唎国译语》。[2]据杨玉良考证，“乾隆十三年九月上谕礼部：‘朕阅四译馆所存外裔番字诸书，虽分类译名物，朕所识者，西番一种，已不无讹缺。因思……既有成编，宜广为搜辑，加之核正，悉准重考西番书例，分门别类，汇为全书。所有西天及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其暹罗、百夷、缅甸、八百、回回、高昌等书，着交与该国附近省份之督抚，令其采集补正。此外，如海外诸夷并苗疆等处，有各成书体者，一并访录，亦照西番体例，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缮写进呈，交馆勘校，以昭同文盛治。着傅恒、陈大受、纳延泰总理其事’（《高宗实录》卷三二四）”（杨玉良，1985:67—68）。此外，杨玉良发现这批书中的“汉字中避玄、弘帝讳。有虫蛀、修补和挖改痕迹”，因此，他推测故宫博物院现存无总书名、不分卷、不著编者姓名和编录年代的42种共71册的《华夷译语》均为此次乾隆上谕后编纂成书。这批《华夷译语》中最为可贵的是囊括了英语、法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德语等欧洲语言与汉语的译语，其中，《咭唎国译语》两册，按照西番书例编写。

《咭唎国译语》的编写体例完全同于西番译语，有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人物门、身体门、宫室门、器用门、饮食门、衣服门、声色门、经部门、文史门、方隅门、花木门、鸟兽门、珍宝门、香药门、数目门、人事门、通用门20个类别共计734个英汉词汇，[3]首先提供英文词，接着为对译汉字，并用汉字录写英文读音。它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人理解英语，是当前所见最早的中英对应词汇表。从对照词表形式的《咭唎国译语》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语言接触初期学习词典的雏形特征：以核心基本词汇为主导，以母语记录外语读音，词汇对译或对照形式的词表型词典。

反观欧洲人学习汉语编写的手稿双语词典，也经历过同样的阶段并具有类似的设计特征。现藏于罗马安吉利卡图书馆（Biblioteca Angelica Ms. Lat. 60）的汉语-西班牙语词典，以五行“金、木、水、火、土”为部首构字的汉字开始，接着按动物、植物、日常用语等分门别类列举汉语字词作为词目，用西班牙语字母录写汉字字音，提供西班牙语对应词。这样编写双语词典的方式完全同于《华夷译语》（杨慧玲，2012:42—45），鉴于汉西词典是由中国人协助西班牙籍传教士编写而成的，此种编写双语词典的方式应该也源自中国的《华夷译语》。这种类型的双语词典同样也多见明清之际广州、澳门一带流传的洋泾浜葡萄牙语或英语词典。[4]

《华夷译语》体系的汉英双语词典在双语词典史上并未出现纵深发展的态势，此类双语词典的体系和内容恒久地停滞在有限基础名物词的双语对译，它的功能局限于两种语言最初接触或简单贸易时的有限沟通，未能满足中西文化交流日渐深广后的社会需求。19世纪中叶当汉英双语词典编纂与出版日趋繁荣之际，《华夷译语》类双语词典随即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它们只是作为历史遗迹被学者们记录和研究。

2.2　《汉字西译》体系中的汉英双语词典

《汉字西译》是汉外词典史上抄本最多、影响最大的手稿词典谱系之一，“汉字西译”作为词典名始见于叶尊孝（又名叶尊贤，Basilio Brollo，1648—1704）[5]按汉字部首排序法编写的第一部汉拉词典（1694）。佛罗伦萨档案馆珍藏的世界上最早的《汉字西译》词典抄本，封面设计极为精美，清晰地用汉字写着“汉字西译”词典名，这标志着《汉字西译》词典体系的诞生。

笔者曾在欧洲英国、意大利、德国的重要图书馆和档案馆实地调查海外藏汉外双语词典，修订整理了“十六至十八世纪汉语词典目录”，据笔者所见所知，世界各国图书馆和档案馆珍藏的汉外双语词典抄本中，数量最多、最为常见的是并未标注作者名的《汉字西译》各个版本的抄本。作为《汉字西译》体系中的诸多抄本，既有以汉字部首编排的汉拉词典，也有按汉字注音检索编排的汉拉词典；语言也不再限于汉拉两种语言，拉丁文被译成了法语、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

其中，汉英双语版的《汉字西译》抄本共四卷，在抄本扉页有一个简短的说明“拉佩尔先生（Mr. Raper）恳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接受他抄写的三卷本汉英词典以及他增补的按英文字母排序检索前三卷内容的第四卷索引卷”。[6]第一卷卷首中文名为《字汇英吉利略解》，英文名为A Dictionary Chinese and English, carefully compiled from many others,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Macao Dictionary in III volumes, 1807。第二卷和第三卷卷首中文名为《汉字西译》，这两卷是词典正文。第四卷是词典抄写者拉佩尔先生自编的英文索引表。各卷内容详见下表。[7]

在四卷的汉英抄本中，《字汇英吉利略解》仅见于第一卷词典序言及附录卷，而词典正文第二、三卷另有中文名《汉字西译》。第一卷词典序言中无一处提到汉拉词典原名及原作者叶尊孝，从序言和抄本命名来看，至1807年时，人们不知道《字汇腊丁略解》首见于1726年版的《汉字西译》抄本[8]，也不知道叶尊孝编写《汉字西译》时最重要的中文参考辞书是《字汇》——这是《汉字西译》后期抄本中出现别名《字汇腊丁略解》的由来。第一卷的附录名称仅有“节异数目”与1726年《汉字西译》汉拉抄本附录“数目异节”不同。同名附录是《汉字西译》体系抄本的重要标志之一，这部汉英词典抄本中文名称的混乱反映出传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抄本没有如实记录原作者及词典原名，此外，在转抄过程中有人将拉丁文翻译成了英文，抄本同样没有如实记录英译者的姓名和英译版的时间。这些无名英雄成为汉英双语词典史上的谜团。笔者曾对《汉字西译》词典各个抄本进行研究，初步梳理出了《汉字西译》的原作者叶尊孝以及《汉字西译》流传的基本情况，然而，英译版《汉字西译》的译者目前仍有待破解。

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次派商船直接到达广州。随着对华贸易的增长，次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英国对华贸易从此迅速发展，至18世纪，中英的贸易已经占据中国外贸之首。在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洪仁辉（James Flint）事件之前，中国并未禁止外国人学习汉语。约在1719年，一位在华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完成了一部汉译英小说、格言、诗歌的翻译选集，[9]1761年该汉译英选集在伦敦出版。这位职员的双语能力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职员中并不多见，洪仁辉和贝文（Bevan）在汉语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洪仁辉事件改变了在华外国人研习汉语的历史进程。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进一步闭关，撤销漳州、宁波和云台三个口岸及海关，仅保留广州口岸，并特许广州十三行行商统一经营中国对外贸易，在西关的珠江河北岸设立夷馆，限制外商在华贸易与居留。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对中国官方政策颇为不满，公司职员洪仁辉驾船北上，遇宁波官员阻拦后直闯天津，试图进入北京告御状，控诉粤海关的贪污勒索行径。清廷在严惩粤海关的贪污行为的同时，对一个外国人竟能从帝国一隅轻易率船北上的行为大为震惊：“细察根源，总由于内地奸民教唆引诱，行商通事不加管束稽查所致。查夷人远处海外，本与中国语言不同，向之来广贸贩，唯借谙晓夷语之行商通事为之交易，近如夷商洪仁辉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甚而汉字文义，亦能明晰，此外夷商中如洪仁辉之通晓语言文义者，亦尚有数人，设非汉奸潜滋教诱，何能熟悉？如奸民刘亚匾始则教授夷人读书，图骗财物，继则主谋唆讼，代作控词，由此类推，将无在不可以勾结教诱，实于地方大有关系。”[10]刘亚匾被处以极刑，洪仁辉被关押三年后驱逐出境。自此，清廷加强了对在华外商的防范和管理，1760年后清廷明令禁止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违者斩首严惩。在此种威慑之下，英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虽然对华贸易额屡创新高，然而，精通汉语的人才严重匮乏，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贸易等完全依赖中国通事和澳门的天主教神父。直到1809年，马礼逊因为出色的语言能力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聘为译员，才结束了自18世纪后半叶以来汉语人才匮乏的状况。

从中英交流史来看，英国人进入中国并学习汉语的历史与其亚洲殖民史以及新教传教史同步。迟至清中后期，英国才开始出现英译版的《汉字西译》，英国人通过翻译早期入华天主教传教士最具代表性的《汉字西译》，为19世纪汉英词典史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译版《汉字西译》的译者不外乎上述所说三位精通汉语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职员或者某位曾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澳门天主教神父。谁是译者的问题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叶尊孝汉拉词典在汉外双语词典史上的影响更值得探究。

19世纪汉英双语词典一枝独秀，成为双语词典家族中的主流。马礼逊的《汉英英汉词典》开创了19世纪的新局面，它对前人抄本词典的继承与创新是根本性的问题。笔者研究发现，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马礼逊使用了英译版的《汉字西译》——马礼逊在提到自己用的抄本词典时通常笼统地说天主教传教士的手稿汉语词典，也偶尔提到叶尊孝的名字。然而，马礼逊《五车韵府》索引表中罗列的手稿汉语词典的注音可以成为寻找马礼逊使用手稿汉拉词典的重要线索。从千差万别的手稿汉语词典的注音中找到相同或者可解释的规律性对应的注音并不容易，这种非常规律的对应关系也只可能解释为同源。经过系统地比较注音，笔者得出最为保守的结论：马礼逊使用的天主教手稿汉语词典就是叶尊孝《汉字西译》的某个抄本。[11]马礼逊的《汉英英汉词典》是在继承前人汉外手稿词典基础上的创新，是中国汉外词典史从手稿汉外词典传统向出版汉英词典传统的关键环节，是19世纪汉英词典发展和繁荣的奠基之作。

2.3　马礼逊词典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12]

从16世纪中后叶至19世纪初马礼逊词典问世，欧洲人研习汉语并编写汉外词典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理所当然地成为沟通中西语言和文化的使者。他们并未受过正规的语言学训练，而当他们跟随欧洲殖民者的船只到达了新世界以及亚洲、非洲腹地，为了传播基督教信仰，就迫切需要了解异国民众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异国民众有效地沟通以达到转化异民族的宗教信仰的目的。学习异国语言以及了解异国文化民俗是欧洲传教士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招揽异国信徒的目的，又对他们的外语水平设定了更高的目标。欧洲传教士先驱为了传播宗教而勤奋地研习当地语言与文化，将基督教教义、祈祷文等翻译成当地语言，同时为了帮助传教士同伴而共享语言与文化研习成果，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欧洲传教士在语言与文化传播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仅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译著就达700余部（徐宗泽，1985），19世纪以来基督新教传教士的著述数量更为可观，保守估计也有数千种（Ryan Dunch数据库），19世纪的汉外词典数量多达百余部。从地域分布来看，汉语和欧洲语言的最初接触以及发展不局限于中国境内，而是遍地开花：无论是菲律宾、巴达维亚等存在华人聚居地的周边地区，还是在罕有中国人身影的欧洲本土，都曾出现过汉外词典。生命力最为顽强也是最为茁壮的一支是中国境内的汉外双语词典编写，这一支汉外双语词典传统根基扎实，汲取中西词典学和语言学精华，绵延数百年而不绝。

从形态上可以将中国明清时期汉欧双语词典史分为两个阶段：16—18世纪的手稿汉外词典阶段和19世纪出版的汉外词典阶段。通过文献考察并结合海外田野调查，目前我们对16—19世纪汉外词典的基本情况已有初步的了解。[13]鉴于这一时期汉外词典史的研究刚刚起步，手稿汉外词典的稀缺性以及传播途径的不确定性，当前仍无法准确描述在长达两百余年的时间里手稿汉外词典的具体演进过程。然而，词典史的发展进程并不完全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些优秀的词典往往决定并影响着整个词典史的进程，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和欧洲Varro的《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都是影响词典史长达千余年的里程碑式作品，后人很难超越它们。词典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优秀词典，基本可以代表词典史的发展轨迹。中国汉外词典史的研究同样可以通过揭示不同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汉外词典的特征，从而摸索基督教传教士以欧洲语言编写的汉语学习词典的基本特征以及发展规律。

从词典性质来看，无论是早期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编写的汉外词典还是后来驻华外交官以及外国雇员编写的汉外词典或者外汉词典，本质上都是专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编写的双语词典，因此，这些服务于汉语学习的汉外词典与中国人学习外语的汉外词典必然有着不同的设计特征。这种自然萌发的、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服务于汉语学习的汉外词典的设计特征，是21世纪中国向世界推广汉语语言及中国文化最宝贵的可供借鉴的资源。此外，汉语学习词典的设计特征与当今主流的英语学习词典特征有着较为鲜明的差异性，这更进一步提醒我们不仅要参考英语学习词典的成功编纂经验，更要借鉴历史上的汉语学习词典的成功经验，而后者比前者来得更直接、更切合实际需求。

辞书作为工具书，检索功能是实现词典价值的重要方面。中外词典的检索排序方式都是经过长期摸索积累后定型，成为通用的检索方式的。“在汉语辞书中，按词（字）的形体、读音、语义分为形序排检法（简称‘形序法’）、音序排检法（简称‘音序法’）、义序排检法（简称‘义序法’）三大类。”[14]至明清时期，这三种类别的汉字检索排序方式已日趋成熟。“形序法”即“部首排序法”，东汉时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首创，至明代梅膺祚的《字汇》为里程碑，将汉字部首数量删减到214个，同时还确立了每个部首内部汉字的排序原则，“以前字典部首的排列和同部首内字的排列没有定则，查找极其不便。《字汇》的部首序列与部首内属字序列原则，一律按字的楷书笔画多少依次排列，使读者可按笔画数寻检。且每卷卷首列表标明该卷所赅各部字所在的页码，使字有定位……（《字汇》）卷末附有难查字笔画检字表，更是笔画法的首创，而且也是索引的开端，这都有其重大意义。在这之前，中国辞书只有编排法，而没有查检用的索引，从检索方面来看，还是不完备不齐全的”。[15]中国传统辞书的“音序法”即“韵目排序法”在韵书中不断得到改进，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将宋代陈彭年《广韵》的206韵减至106韵，归入19个韵部，每一个韵部的字又按照阴平、阳平、上、去等四声排列，取消了入声，此后中国传统韵书一般均采用韵目排序法。“义序法”起源于《尔雅》，《尔雅》是中国存世最早的一部词典，分门别类地释词，是“义序法”的鼻祖。

16世纪中后叶，欧洲人进入亚洲之初，无法使用按汉字部首以及笔画排序的汉语辞书，也难以利用按韵目编排的韵书。因此，源头时期编写于中国、菲律宾、巴达维亚等各地的汉外学习词典，仅有菲律宾齐瑞诺（Petrus Chirino，1557—1635）的汉西手稿词典部分采纳了中国辞书的“义序法”编排方式，以五行“金、木、水、火、土”为部首的汉字开始，接着分门别类地列举动物、植物、日常用语等词语和表述，后面夹杂着常用短句和对话。中国境内最早的《葡汉词典》（1583—1588）以及巴达维亚的《荷-拉-汉词典》（1628）都采用的是西文字母排序法，以母语为源语寻找以汉语为目的语的对应词和对应表达。对于使用字母文字的学习者来说，在仍未掌握相当数量的汉字也不熟悉部首笔画的情况下，按西文字母排序法编排的从母语到目的语的词典更便于使用。

据记载，利玛窦等在研制出汉字的西文字母注音方案后，又编写了一部汉葡词典。然而，至今尚未能找到这部词典。从另一部约编写于17世纪初、现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汉葡手稿词典来看，这部汉葡词典在汉字检索编排系统方面已经有了突破：这部词典的检索系统是按照汉字的西文字母注音排序。按汉字的西文字母注音编排的汉外词典可以解决听到汉字字音以查检汉字字形和字义的问题，这也是在中国生活的欧洲人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境。对于欧洲传教士而言，只需要熟悉词典中的汉字注音方案，基本上就可以查检使用汉葡词典了。这部词典的检索排序法仍有待完善，对于不止一个汉字的词语或短语，放在某一个核心字的释文中，会有不知查阅哪个字的困难。最迟至17世纪初，欧洲人编写的汉语学习词典中开始使用以汉字罗马注音为基础的音序检字编排法。

17世纪末，以汉字罗马注音为基础的汉语学习词典检字编排法日臻成熟。在叶尊孝第二部按注音排序的《汉拉词典》（1698—1700）中，词典宏观结构沿袭了汉字罗马注音编排法，他还在词典前后页部分创造性地引入了索引表，在按中国传统辞书部首排序的汉字总表中，增加了每个汉字的注音（现当代词典索引表是提供页码），实现了从字形到字音的检索功能。欧洲人的汉语学习词典中自此又增加了一项通过汉字字形查检汉字字音、字义的功能，因此，欧洲人既可以查阅汉外词典解决口语交流中遇到的陌生字词，也可以查阅同一部词典解决阅读以及书写中遇到的汉字问题。中西辞书传统开始汇聚融合。没有相对统一的汉字注音方案，符合欧洲人习惯的汉字注音编排汉外词典就不可能出现。如果汉外词典中没有收入中国辞书成熟的部首排序法，汉外词典就无法在汉字总索引表中有效编排众多汉字，通过给每一个汉字标注注音，实现从汉字字形查检汉字注音乃至意义的功能。欧洲人编写的汉语学习词典在宏观结构方面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中西合璧，取得了质的飞跃。而迟至一百余年后，中国辞书中才首次出现查检用的索引表。

19世纪初，马礼逊的《汉英英汉词典》在汉语学习词典的宏观结构方面的主要贡献体现在：首先，继续完善了汉字罗马注音方案，使其更为精简；其次，马礼逊丰富了汉语学习检索表的种类和数量，不仅有从汉字字形到汉字注音的检索表，也有从母语到目的语的检索表；再次，马礼逊汉字注音方案相较于此前注音方案的对照检索表，在汉语学习词典的检索排序法的基础上，增强了词典的实用性和综合检索能力。

综观汉语学习词典的宏观结构，欧洲人从最初发现中国辞书的检索方式难以利用，继而到继承中国汉字形检系统的优势，并结合欧洲辞书字母排序的优势，巧妙地完成了与中国汉字部首形检系统的完美结合。中西合璧的方案最早产生于叶尊孝的汉拉词典，被马礼逊《汉英英汉词典》继承和发扬，19世纪逐渐完善，奠定了当代汉外词典的宏观检索结构。在这一过程中，汉字的拉丁字母注音方案起了重要的作用。汉字部首检索表与注音和页码的结合，亦是这种宏观设计的重要环节和关键点。

叶尊孝和马礼逊对汉语学习词典宏观结构的另一大贡献是，词典封面设计、词典前学术性序言、功能索引表、百科性质的附录等词典前后页材料被正式收入了汉外词典。叶尊孝生前的两部汉拉词典，除了没有学术性序言，无论是封面设计、功能索引以及百科附录，还是两部汉拉词典的实用性和释义准确性，都赢得了广泛赞誉。在18世纪初，出版叶尊孝的汉拉词典被提上日程，第二部汉拉词典开始冠以第一部汉拉词典的名称《汉字西译》，并由他人代笔撰写了学术性序言，抄写整齐的叶尊孝的汉拉词典抄本作为出版底本而流传至今。一个世纪后，马礼逊的《汉英英汉词典》突破了双语词典出版技术的制约，向世界呈现了一部完整的、精心编纂出版的《汉英英汉词典》。

微观结构方面，马礼逊的《汉英英汉词典》远远超出了此前手稿汉外词典所达到的高度。叶尊孝的两部汉拉词典因为参考借鉴了中国辞书《字汇》，对汉字词目的释义准确性超出了前人。马礼逊因为参考借鉴《康熙字典》和叶尊孝释文中对汉字词目的词性判断，从不准确的对应词或口头咨询模式，到系统研究中国辞书释义方式，借鉴中国传统语言学成果，结合西方语法学观念以及语言学认知模式，开创了汉外词典的新篇章。

叶尊孝汉拉词典的例证体现出汉语学习词典的一个特点：收词重视生活口语的特点。如同绝大多数的手稿汉外词典，叶尊孝的两部汉拉词典不提供任何汉字形式的例证。由于全部例证都是以注音代替汉字，这样的例证对学习者而言，仍局限于口语交流用途。马礼逊的《汉英英汉词典》与相对简洁的叶尊孝汉拉词典相比，释文的质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首先，马礼逊较为系统地引入了《说文解字》的构字信息，对于汉语学习者理解字形和意义关系有所帮助。其次，马礼逊词典中所有例证都是汉字-注音-英译对照的，且例证数量动辄以万计。马礼逊除了从《康熙字典》中选取例证，还有很多他在中国生活与中国人交往中获得的一手语料，马礼逊的词典兼收书面语和口语词汇，释义时兼顾当代意义与用法以及语言史上的意义。汉语学习词典中蕴含如此丰富的汉语语言文化内容，是世界汉语学习史的一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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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夷译语》是明清两代朝廷以对外交流的需要，由官方组织编纂或刊行的各种《译语》《杂字》《来文》的统称。这些书中并未署有《华夷译语》名，20世纪30年代，德国学者福克斯（Walter Fuchs）发现了故宫藏的该类典籍，并统称为《新华夷译语》，后日本学者纷纷研究该类典籍，也随称《华夷译语》，并分甲、乙、丙、丁四类。其《译语》部分是将国内外各民族语言词语译成汉语，并用汉字注音而成的词汇集，是今人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及外国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春花、李英、郭金芳，《论清代“会同四译馆”所编〈华夷译语〉》，《故宫博物院90周年暨万寿盛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584页。

[2]这批欧洲语言文字与汉语的译语最早是由德国学者福克斯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他研究后发现，“与其他五种西洋译语相比，《咭唎国译语》的内容很多不易理解，错误又多，很有可能是中国人所编，而其他五种则主要由当时在京当差的西方传教士所为。”见黄兴涛，《〈咭唎国译语〉的编撰与西洋馆的问题》，《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151页。黄兴涛继又提出了“它多半是中国广东十三行英语‘通事’的杰作，至少是其主要参与的结果……当时中国既无英美传教士，在京西洋教士中直到马戛尔尼使华时仍无人懂英语，那么由管理西洋贸易事务的两广总督来组织通事编撰《咭唎国译语》，实在也并不奇怪”，152页。

[3]《西番译语》收词量为740个词，黄兴涛判断，“现存本《咭唎国译语》本身却并不完整。其第一册内容为‘天文类’，但现缺分类标题。估计该本开首至少缺1—2页。如果缺2页，那么其收词量便与《西番译语》的740个完全一样。因为现存的西洋译语抄本，每页均收录4词，首页则统一留出空白，只收2词。”见黄兴涛，《〈咭唎国译语〉的编撰与西洋馆的问题》，《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第153页。

[4]中国人学习葡萄牙语的双语词典也多属《华夷译语》体系，笔者发现柏林前国家图书馆的一部印刷出版的汉葡词典《澳门番语杂字全本》，内容有“天地类、人物类、身体门、言语通用、买卖问答、穿着门、食用门、物件门、绸缎门、颜色门、洋货门、铜铁门、数目门、丈尺门、斤数门、担斗升门”16个门类，但这本书只写到食用门，后面部分均已遗失。从天地类的收词来看，其收词内容详过《华夷译语》，见杨慧玲《德国前柏林国家图书馆汉学书库与Wolfenbüttel图书馆的中文藏书概述》，《或问WAKUMON》63 No.17（2009），第63—68页。

[5]他出生名为Mattia Andrew Brollo，在加入方济各会时改名为Basilio Brollo。目前国际学界对叶尊孝的研究以拉丁文、意大利文等文献为主，国内近年来有马西尼的文章《十七、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编撰的双语字典》，载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继而有杨慧玲的《叶尊孝的〈汉字西译〉与马礼逊的汉英词典》，载《辞书研究》2007年第1期。姚小平的《早期的汉外字典——梵蒂冈馆藏西士语文手稿十四种略述》也涉及梵蒂冈藏的叶尊孝手稿汉外词典，该文刊登于《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2期。杨慧玲的《〈汉字西译〉考述》一文是对《汉字西译》的作者、成书年代、重要版本以及历史流传进行的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深入的一篇文章，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2期（总第77期）。

[6]见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藏书CHINESE MANUSCRIPTS/Box 3/Rape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Vol. 1-4。

[7]中文加书名号来源于抄本原文，英文均摘自抄本原文。

[8]1726年的抄本外封上出现了两个中文名《字汇腊丁略解》《汉字西译》，此抄本藏于罗马Biblioteca dell’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e Corsiniana，是克莱门十二世教宗（Pope Clemente Ⅻ Lorenzo Corsini，1652—1740）家族捐赠而来。

[9]Han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which are added, I. The Argument or Story of a Chinese Play. II.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and III. Fragments of Chinese Poetry. In four volumes with note. （London, 1761）. 斯当东认为这是由“一位名为James Wilkinson的先生”所翻译，由Dromore主教Thomas Percy博士编辑出版。见苏珊·里德·斯蒂夫勒（Susan Reed Stifler）著，刘美华、杨慧玲译《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汉语学生》，载《国际汉学》24辑。原文“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刊登在Journal North China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38, Vol.69, pp. 46-81。

[10]郭廷以，《近代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381页。

[11]详见杨慧玲，《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6页。

[12]本节参照了杨慧玲《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一书中的第八章第二节的部分内容。

[13]调查结果见《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一书的附录二“16—18世纪汉外词典目录”和附录三“19世纪出版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目录”。

[14]林玉山，《中国辞书排检史探》，载《中国辞书论集》，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编，1999年，第194—209页。

[15]林玉山，《中国辞书排检史探》，载《中国辞书论集》，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编，1999年，第199—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