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势均力敌的爱情，如此甚好（杨绛 钱锺书）
浮世万千，吾爱有三。
日，月与卿。
日为朝，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
韶华初见，人事如昨
清雨淅沥，初春的枝丫在这朦胧中蓬勃生姿，几缕微风在江南的烟雨中都添了几许缱绻。手握诗卷凭窗而立，灰蓝色的天空逐渐渲染了淡淡的金黄，荷塘中莲叶珠光萦绕，清浅的香气带着阳光雨露的味道。
深灰色的高墙麟瓦，处处被阳光敲打着跳跃的光阴。茉莉花在墙内悄悄的盛开着，带着时光中不褪色的香气。少年穿着素色的长衫站在廊下，清秀的面容中带着淡淡的傲气，他看着眼前的小女孩，再看看那含苞的茉莉，任微风吹动已翻开的书卷，那是《说唐》第三十三回：樊梨花登台点将。
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爱人。
时光微凉却又蒸腾而上，寥寥一面犹如蜻蜓点水，哪怕涟漪都已消逝不见。
1928年那小女孩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褪去了稚嫩换来的是朝气的17岁。
她带着江南烟雨的一抹春色，也藏着如北方青松的一身傲骨，她是杨绛，一个秀外慧中只为了心中的清华而努力的少女。可惜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那时候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是同班，如果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与此同时，那个少年早已身在北方，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一举成名，不仅因为他入学时的数学成绩只有寥寥15分，更因他的国文、英语水平高到让同学折服，他叫钱锺书，字墨存。
相逢何必曾相识，相识只因月老知。
月老洒下姻缘线，迢迢千里总相识。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眼看遥遥无期，而杨绛在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她不能坐等，也更不是坐困愁城的人，于是便想到去燕京大学借读，为此她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而借读手续则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的。
原本杨绛的父亲对女儿的行程不大放心，便说：“你若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三人同行，我便同意你去。”没想到她果然约到周芬、张令仪两女生，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三男生。张令仪本约定同行，没想到但她临上火车赶到车站，却变卦不走了。
2月下旬，即便是南方也依旧冷雨纷飞，她便在家人的担忧下收拾行囊与同学一起北上，那里似乎有东西在召唤她，让她义无反顾。他们一行5人，在路上走了3天，火车上因为没有暖气而异常寒冷，越是接近北方，那寒意越发深刻，一路上冬日的萧瑟一览无遗。到北平时已是2月27日晚，冬日星空璀璨，虽然冷意袭来但杨绛却是充满热情。昏黄的灯光下，他们发现站台上有个人探头探脑，他不断观望着下车的旅客，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费孝通，这已经是他第3次来接站了，前两次都扑了空。
天正冷，费孝通把他们一行五人带到燕京大学东门外一家饭馆吃饭。饭后，他们一起踏冰走过未名湖，结实的湖面让第一次感受北方寒冷的杨绛惊讶不已，他们分别住进燕大男女生宿舍，他们五人须经考试方能注册入学。
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蒋恩钿，而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两人同到清华，先找到女生宿舍“古月堂”，孙君自去寻找表兄。蒋恩钿看见杨绛，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问她既来北平为何不到清华借读？杨绛告诉她燕京借读手续已接洽办妥，尽管如此，蒋恩钿还是决定帮她打探借读清华的事。
晚上，孙令衔会过表兄来古月堂接杨绛同回燕京，表兄陪送他到古月堂，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仿佛冥冥中，身在清华园的钱锺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天光已暗，就连呼吸都带着愉悦的味道。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却是浑身气质儒雅，这是杨绛第一次见钱锺书，纵然对他早已如雷贯耳，却不曾想竟是这般“蔚然而深秀”。此时的杨绛自然也是一番神韵，她个子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只觉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两人匆匆一见，甚至都没说一句话，眼波流转间竟相生情愫。
自此，钱锺书对杨绛念念不忘，他写信给杨绛约她见面，地点便再次定在了古月堂。
人生若只如初见。
风和日丽，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再次见到了钱锺书。两人一见如故，眉目间仿佛春日的微风，含笑的眼角描述着一见钟情，钱锺书定了定神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
就这样丘比特之箭选定了这一对璧人。
他们两人无论是家世还是学识都相互匹配，可以说他们谈了一场所有人都祝福的恋爱，他们的婚姻也是水到聚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和钱锺书就是现实版的天造地设，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恋爱的时光是甜蜜而温馨的，在此期间两人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锺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其中最让钱锺书得意的情书是一首律诗：
销损虚堂一夜眠，拼将无梦到君边。
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坚。
如发篦梳终历乱，似丝剑断尚缠绵。
风怀若解添霜鬓，明镜明朝白满颠。[1]
钱锺书曾自诩能用佛家典故与理学家语来作情诗的，自来无第二人。我想，这样的情书也许只有杨绛能明白其中的深意，毕竟这首诗是属于她的。这样的情书还有很多，钱锺书对杨绛的爱恋与日俱增，她成了他心上那抹去不掉的朱砂痣。
江南女子虽多婉约羞涩，可杨绛却有所不同，她胆大心细而有主见，都说陷入爱情的人可以对抗天下，可她并没有因此而盲目，理智让她更期望得到家庭的认可，毕竟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更事关两个家庭，这样的观点拿到现在也是极为恰当的。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锺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对杨绛赞不绝口：“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浮世万千，吾爱有三。日，月与卿。日为朝，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
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这场仪式完成了钱锺书的梦想，也开启了他们朝朝暮暮的婚姻生活。那一年，钱锺书24岁，杨绛23岁。多年后，杨绛曾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
“《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他们原本不用赶在这个热死人的黄道吉日举行婚礼，急着结婚的原因是钱锺书通过了出国留学的考试，想提前把婚礼办了，这样就能携眷一起出国。那时候杨绛还没有完成清华研究院的学业，但考虑到钱锺书的生活自理能力，便二话不说选择了休学，她当时没有任何国外学校的奖学金，所有费用只能自理。她自从和钱锺书定了终身，总是把他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自己的事一律靠后。在这往后的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依旧事事都以他为先，心甘情愿，一如最初。
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都说婚姻是生活的坟墓，可真正的婚姻也是一个纵身一跳，一个尾随其后，无怨无悔的开始。
钱锺书留学牛津，杨绛相伴左右，求学的蜜月之旅也自上海开始。这次出国，是钱锺书和杨绛第一次携手远行，从那以后，他们恪守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古老誓言，风雨同行，荣辱与共，从未松开过彼此的手。
1935年邮轮自上海港南行，在香港遇上台风，杨绛小时乘过从天津到上海的海船，因此知道这风浪航行有多凶险，可钱锺书却从未乘过海船，面对飓风，别人早已躲避进船舱，而他们只觉得翻滚的乌云下浊浪滔天，别样的风光震撼人心。因为贪看风浪甲板上只有他们夫妇二人，后来风大得站不住了，倾盆的暴雨遮天而来，黑压压的吞噬一切，两人这才手牵着手跌跌撞撞的逃回船舱。这使得他们晕得两天未能进食，肚皮和后背贴在一起了。终于等到轮船进港，脚踏实地的两人饿得要命。恰逢星期日，他们带的十先令钞票无处兑换，普通香港人不懂英语，他们俩不能粤语，幸好杨绛口袋里还有银币一元，便上点心店吃了烧卖、小笼包，喝了酽茶，开上账单来，恰好一元。
邮轮在海上行驶三星期，于9月初抵英国。本家钱临照到去接他们，见了杨绛，称“婶婶”，杨绛由小姐一跃而为婶母，害羞得不敢应对。
对这次求学，杨绛曾回忆道：“1935年春，老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她思念江南得烟雨，也想念亲人朋友，这里的风景虽然甚好，却不及故乡的一草一木，唯一能排解忧愁的大概也只有读书了。他们夫妻二人本就热爱阅读，因此闲暇之余他们竟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是不相上下的。两人的阅读方式不同，钟书的阅读心得与杨绛不同，他曾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而杨绛则不以为然，她倒是随性的多：“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
在他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钱锺书大显身手。杨绛因入睡晚，早上还没有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她的床前。居然做得很好，还有黄油、果酱、蜂蜜。她可从没吃过这样早饭！
要知道这样的早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没人知道钱锺书是怎样做到的。上帝在为你打开一扇门的时候，必定为你关闭另一扇窗。人生有缺憾，才使得一辈子要力争上游。钱锺书有着一流的头脑，一流的记忆，一流的学问，他在知识上得到了上帝的垂青，而生活能力，他简直像个孩子。用筷子只会用手抓，甚至穿鞋得时候时常会分不清左右脚。结婚之后，杨绛才知道之前他自己所言的“拙手拙脚”实在不是夸张，临行前钱老夫子的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如今，他竟然能做出这样的早餐，杨绛在惊讶之余更多的是感动。
杨绛看过菜谱，也见过他人在伙房烹饪美食，虽然她说自己料理伙食是冒险，但是她愿意为钱锺书下厨。
第一次烹饪活虾，杨绛认为“需得剪掉须须和脚”，她刚剪得一下，活虾在她手里挣扎，她急得扔下剪子，扔掉虾，逃出厨房。钱锺书问她怎么了。她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钱锺书跟她讲道理说道：“虾不会像你这样痛，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我来剪。”就这样，他们玩着学做饭，觉得很开心。钱锺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
生活虽然简陋，但是杨绛总是变着花样给钱锺书补充营养，那个时候没有菜谱，没有烹饪经验的杨绛只能向其他朋友请教，甚至是自己去尝试。钱锺书心疼妻子的劳累，奈何自己在这方面真的不擅长，便题诗相赠：
卷袖围裙为口忙，
朝朝洗手作羹汤。
忧卿烟火熏颜色，
欲觅仙人辟谷方。
一个名门闺秀，一个不食烟火的少爷，他们愿为所爱的人洗手作羹汤，除了深爱还能因为什么？
洗手作羹汤，但不是低到尘埃里，在精神层面上，杨绛和钱锺书始终保持一致。两人一起读书，一起探讨。有时候钱锺书午睡，杨绛就在旁边临帖；或者两人一起作诗，你一句，我一句，组合起来；他们充分利用了图书馆的便利，每周都借一摞书，一周后再去换下一摞，他们彼此交流读书的感想，一起探讨书中的内容……
薄伽丘说：真正的爱能够鼓舞人，唤醒他内心沉睡着的力量和潜藏着的才能。杨绛事无巨细的照顾让钱锺书很省心也很舒心，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婚姻，就是相互依靠和取暖，一起走完一辈子。
伦敦的天空虽然雾雨重重，可是他们这样读读写写，嬉嬉闹闹间，原本有些索然无味的生活便多了光彩，更冲淡了远离故乡的愁绪，因为有共同语言，他们的婚姻生活更是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在牛津期间，杨绛怀上了孩子。小生命的到来对成家的人来说不仅期盼，更多的是一种里程式的责任。初始他们也是忐忑的，但更多的是欢愉。杨绛在回忆这段日子的时候曾说：“锺书谆谆嘱咐我，他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他们之间还有很多趣事，钱锺书是个对生活一窍不通的人，杨绛住院的时候家里的东西没少被破坏，他每次天到产院探望，经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原来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绛便安慰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了。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杨绛问明是怎样的灯后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钱锺书在感激之余对杨绛的那句“不要紧”深信不疑，杨绛每次提起都说：“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出院后，钱锺书亲自给杨绛煲汤，有时候杨绛还在睡梦中，他便早已在厨房忙碌了，平日里笨手笨脚的人此时小心的端到床前看着妻子喝下去，吃着夫君做的饭，杨绛感觉无比的幸福，她后来笑道：“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有了女儿的两人生活越发忙碌却也趣意横生，好的婚姻可以让在一起的两人变得更好，钱锺书和杨绛便属于这种，他们两人的感情犹如树枝上的年轮，茶岸旁的沉香。
死生契阔，与你成说
1937年，上海沦陷，炮火连天中的第二年，两人带着女儿回国了。杨绛婚前在家是个娇小姐，可因为战争，她嫁到钱家后就有了落差，抗战时期一度生活艰难，她成了“老妈子”，这种身份上的转换，可能很多女孩子都接受不了，可她却觉得再自然不过了，一点都不感到委屈。问起原因，她是这样回答的：“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男女结合究竟是否一定要门当户对？这个命题不仅在当时，就连现在也依旧争论不休，杨绛在一百岁的时候曾在答记者问时这样说：“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围城》里有这样一段话：苏文纨小姐那把飞金扇上题着一首小诗：“难道我监禁你？还是你霸占我？你闯进我的心，关上门又扭上锁。丢了锁上的钥匙，是我，也许是你自己。从此无法开门，永远，你关在我心里。”我想这大概就是钱锺书借书中人物之口对杨绛的爱情告白吧。
抗战期间，钱锺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的家人避难到了上海，母亲在逃难时去世，三姑母杨杭荫为了保护学生被日军枪杀，她急于回家安慰悲伤的父亲，于是，他们中途分开，他从香港去昆明，而她带着女儿，独自回上海。
分开的两人再次恢复了鸿雁传书，尽管不能日日相见，但是感情却不曾因空间的距离而减淡。战火纷飞中虽然书信或许时有迟误，可他们的感情是那种午后阳光的跳跃，清晨香茶香的清浅，即便不说话，也无需面对面解释，一切了然。
钱锺书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他的父亲曾说：“这个儿子的大毛病，是孩子气，没正经。他准会为他娶一房严肃的媳妇，经常管制，这个儿子可成模范丈夫；他生性憨厚，也必是慈祥的父亲。”有人说杨绛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而这正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有风趣的钱锺书。谁曾想过，要在那样的年代保存一个人的天性不变是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钱锺书本人是桀骜不驯的，更何况他并不是擅于掩饰的人，与他不相投的人，他一概不放在心上，还常有戏谑之语。再加上玩转文字于股掌之间，往往寥寥数语便说尽嬉笑怒骂。杨绛也因此说过：“我从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又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锺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
虽然语句不多，可如若不是深爱又怎能坦然。
《射雕英雄传》里有两个神仙眷侣，黄药师和妻子阿蘅，他们都是聪明骄傲才华卓越的男子，和才智足以与他们并驾齐驱的妻子，这样势均力敌的爱情像极了现实里的钱锺书和杨绛，只不过他们一对是幻想里的桃花岛主，一对是红尘滚滚中的珠联璧合。
1941年钱锺书因为种种原因回到上海，他们一家在这硝烟沦陷的孤岛上一呆便是八年。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趁热打铁一部。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锺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
这期间，杨绛的父亲去世了，他们的生活也大不如前，但是为了能让钱锺书安心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甚至制作煤饼样样都来，她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这样的日子虽然艰难，可他们依旧可以过得生动有趣，杨绛做饭的时候笑称自己是“灶下婢”，钱锺书甚至孩子气的趁女儿睡觉的时候在她肚子上画鬼脸。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锺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这部作品让钱锺书这个名字被世人铭记，而杨绛则翻译出版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随铁大少回家》，创作了四幕喜剧《风絮》，被李健吾赞誉道：“我们开始发表杨绛女士的《风絮》，她第一次在悲剧方面尝试，犹如她在喜剧方面的超特成就，显示她的深湛面有修养的灵魂。”钱锺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家搬到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锺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锺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锺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锺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有妻如此，钱锺书在事业上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锺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杨绛，字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也许大家并不陌生：“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锺书听，钱锺书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1966年，阴沉的天空中似是在酝酿一场风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波瞬间席卷了全国，钱锺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他们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甚至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因此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战争的烟火没有击垮她，同样的革命群众也不能。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甚至刺鼻、辣眼睛的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甚至不好意思再将厕所弄污。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自得其乐。
钱锺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当时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在被逼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哪里还有江南女子的娇弱，这分明就是一个自由的斗士！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锺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大家都愿意看着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到抑郁与沉闷，无论生活怎样压榨他们，他们总能在其中寻得悠然的一面，他们乐观向上，彼此扶持。
其实十年文革，他们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锺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堂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
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有妻如你，夫复何求
他们在生活中互相学习，彼此进步，就如同当年在英国读书时一样。女儿钱瑗对他们的写作风格曾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锺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
1994年，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
钱锺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
一年后，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晚年的杨绛，在一处安静的小寓所里过着隐士的生活。她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世事悲喜皆为过客。每日，杨绛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锺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中外文书稿，有7万页之多。谈起这件苦差事，杨绛笑着说：“我现在是‘绝代家人’，不是‘绝代佳人’，我没有后代，我不去做就没人可做了。”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杨绛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