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轮下(黑塞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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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自述[0]

1877年7月2日,我出生在黑森林地区的卡尔夫。我的父亲是波罗的海日耳曼人,来自爱沙尼亚;我的母亲方面,她的父母是施瓦本人和法裔瑞士人。我的祖父是一位医生,外祖父是一位传教士和印度学家。我的父亲也曾在印度短暂做过传教士,母亲年轻时在印度生活过几年,并且在那里传过教。

我的童年是在卡尔夫度过的,后来我搬到巴塞尔住了几年(1880—1886)。我的家人国籍各不相同,我就在两个不同民族间成长起来,生活在两个方言各异的国家里。

我在符腾堡的寄宿学校度过了大半的学生时代,还在毛尔布伦修道院的神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我的成绩不错,拉丁语很好,只不过希腊语普普通通;但我是个不太服从管教的孩子,很难适应虔敬派的教育体制——这种教育的目标是压制与摧毁人的个性。从十二岁起,我就想成为诗人;对于成为诗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常规的或者是官方的路径,所以为了决定离开学校后该做什么,我很是苦恼过一些时候。后来,我离开神学院和文理中学,跟随一位工匠做学徒;十九岁时,辗转工作于图宾根和巴塞尔的多家书店与古董店。1899年,我的一小卷诗集付梓,随后又有其他几部篇幅不大的作品问世,但都默默无闻。直至1904年,我在巴塞尔写就、以瑞士为背景的小说《彼得·卡门青》大获成功。我放弃了售书的工作,娶了一名巴塞尔女子,养育了几个儿子,并搬到了乡间。彼时,远离城市与文明的乡村生活就是我的目标。从此,我一直生活在乡村,先是在盖恩霍芬的康斯坦茨湖畔居住到1912年,后来搬到伯尔尼附近,最终在离卢加诺不远的蒙塔尼奥拉定居下来,至今还住在这里。

1912年,我定居瑞士,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年复一年,让我愈加抵触德国的民族主义;自从我对群众性的建议和暴力进行了悄声抗议后,我就持续受到来自德国的攻讦,谩骂的信件也如洪水般涌来。德国官方的恨意在希特勒时期达到了顶峰,不过都被这些所抵消:年轻一代追随我,他们以国际性与和平主义的思维进行思考;我与罗曼·罗兰结下了友谊,这份友谊持续到他离世;远在印度、日本等国家,也有人与我有同样想法,并表达支持。希特勒垮台之后,我在德国重获认同,但由于受到纳粹的压制和战争的破坏,我的作品还没有得到再版。

1923年,我放弃了德国国籍,成为一名瑞士公民。第一次婚姻结束后,我独自生活了多年,后来再婚。诚挚的朋友们在蒙塔尼奥拉为我准备了一栋房子。

在1914年以前,我热爱旅行;我经常前往意大利,还曾在印度生活过几个月。此后,我几乎完全放弃了旅行,有十多年没有出过瑞士。

希特勒统治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花费了十一年的时间来创作两卷本小说《玻璃球游戏》(1943)。完成这部长篇作品后,由于眼疾发作,加上年老带来的其他各种疾病,我无法再从事更大篇幅的创作。

在西方哲学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以及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没有印度哲学和稍后的中国哲学那样大。我对美术相当熟稔,也很喜欢,但与音乐的关系更为亲密,受到的启发也更多。从我多数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我自己特点最为鲜明的作品是诗歌(诗集,苏黎世,1942),小说则包括《克诺尔普》(1915)、《德米安》(1919)、《悉达多》(1922)、《荒原狼》(1927)、《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1930)、《东方之旅》(1932)、《玻璃球游戏》(1943)。《回想录》(1937,1962年增订版)涵括了诸多自传性内容。我的政治随笔集最近在苏黎世出版,书名是《战争与和平》(1946)。

先生们,希望我这极为简略的概述能令你们满意,我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我更为详尽地进行下去了。

(韩继坤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