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陈功

人口是国家长足发展的根本。我国的人口研究始于20世纪初叶，复苏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逐渐建立和完善学科体系，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耕耘。然而，当谈及人口现象的解释和人口问题的分析时，很多人仍存在一定的理解偏误，或是将人口学简单等同于人口统计、计划生育，或是对预期寿命、总和生育率等人口学概念一知半解。这都提示我们仍需加强人口学的常识教育，帮助提高社会和非专业大众对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的认识。牛津通识读本《人口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迅速了解人口学科的机会，而且它篇幅简短，内容全面，语言通俗，便于理解。本书作者英国牛津大学萨拉·哈珀教授，从人口学专业角度介绍了人口学的起源、基本研究对象和相关概念、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学科外延领域，并辅之以现实人口政策和统计数据加以说明，无论是相关领域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从中获益。

我和哈珀教授相识多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也与哈珀教授及牛津大学老龄化研究所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在学术讲座与研究合作、学生和青年教师访学交流等方面成果很多。哈珀教授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女科学家，是英国和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口学家和老年学家，牛津大学老龄化研究所创始所长，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并曾经担任过英国皇家研究院院长。2018年，哈珀教授因其在人口科学方面的贡献被授予英国CBE勋章。她涉猎广泛，尤其在人口转变及其挑战、人口老龄化研究上钻研深入。

本书开篇就向读者们抛出一个可供讨论的观点：“人口即命运？”尽管这种决定论的语气可能过于武断，但哈珀教授借此点明了我们目前正日益深刻感受到的一个事实—人口变化在地方、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人口学在与“人”相关的社会科学乃至包括遗传学、医学等生物科学在内的研究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它是这类研究的基础，所有其他的研究都应当建立在人口本身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之上，但同时它也依赖其他科学对其研究发现进行解释。

随后，本书探讨了全球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地球上的人类是如何从5.5万增长到如今超过70亿。人类社会真正面临人口膨胀、人口老龄化等人口问题，不过是近一百年间的事情。从时间长度上说，这在人类历史长河里不值一提，但从事件意义来看，却是事关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转折。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人口现状和趋势，如何让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是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的重要时代议题。如书中提到的法国人口学家利维·巴奇所言：“旧石器时代的上百万居民，新石器时代的1000万居民，青铜时代的1亿居民，工业革命时代的10亿居民，21世纪末可能达到的100亿居民，他们所代表的肯定不只是简单的人口增长。”

到第三章，本书正式进入人口学的学科领域，讲述了人口学的创建者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如何塑造了这门学科。从“现代人口学之父”约翰·格朗特创建第一张生命表开始，到马尔萨斯正式开启现代人口学研究，人口学始终带有“多学科交叉”的特征。与大众印象一致，人口学的起源与数学和统计学密不可分。格朗特首创的生命表统计了伦敦不同教堂会众的信息，得到了成年人口的性别分布。第四章更进一步说明了人口与数学计算、统计推断之间的交叉，包括冈珀茨定律的提出等。人口与医学的结合则推动了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的发展，例如在英国霍乱大流行时期对于分区人口死亡率的统计、分职业人群死亡率的比较等。人口作为社会的最小单元，天然带有资源属性，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提出，将人口增长与生产资料状况联系起来，带有显著的政治经济学特征。总而言之，人口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开创者们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密切相关，使“多学科”特征始终贯穿于人口学研究之中，与其他同类社会科学相比，更具有开展广泛跨学科研究的包容性。

第五章至第八章介绍了人口学的基本要素和研究的核心内容。简单来说，人口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即人口的“生、死、迁、测”。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是决定人口规模、结构和分布等特征的基本要素，第五章主要对这三个驱动要素展开了介绍。第六章讲述了人口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人口转变”，即生育和死亡要素的变化对长期人口变动的影响。第七章则介绍了如何衡量这些要素及其影响。第八章对人口推算和预测进行了介绍。

以上内容，除了对基本概念的说明，哈珀教授还穿插了一系列相关议题的讨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两个议题：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的特征差异；二是人口转变与流行病学转变之间的紧密联系。回应第二章的问题，人口增长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从发达国家人口变动规律总结的四个人口转变阶段中可见一斑，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进步，而生育率的变化则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生育和死亡模式的组合造就了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的现状事实。目前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人口转变，既有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因其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的特殊性而有所不同。同时，流行病学转变中疾病谱的变化，与人口结构相结合，又呈现出不同年龄人口健康水平和疾病负担差异，放置于国家人口年龄结构之中，就会演变为当前我们热烈讨论的“养老负担”问题。总之，很多例如生育意愿、家庭规模、养老照料等关于生育和死亡的社会议题，读者们都可以从中得到认识和启示。

除了与人口转变直接相关的死亡和生育外，第三个要素人口迁移则是人口学另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以往大众常常忽视的，关于人口的流向及其效应的分析和解释，其实也是人口学家们致力研究的重要领域。历史发展趋势表明，迁移人口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与城市化、现代化研究密切联系，人口的乡城流动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才的聚集则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书中从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两个方面，对人口迁移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模型进行了介绍。

哈珀教授在第九章梳理了人口学的分支学科。如前所述，人口学在与“人”相关的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且带有显著的“多学科交叉”特征。这也是人口学的分支学科都极为重要且研究成果都格外璀璨的原因。书中主要列出的分支学科包括了人类人口学、生物人口学、人口经济学、家庭人口学、历史人口学、数理人口学、古人口学、人口地理学、社会人口学等九门，但在实际的人口研究中，人口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范围远不止于此。

对于未来人口学及人口研究的发展，哈珀教授列出了一系列当前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例如人口老龄化、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的生育率，如何平衡世界不同地方环境、人口和消费的关系以及技术变革的冲击等，并指出人口学应纳入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视角下进行解读。笔者认为，这是当下人口学者和人口研究学者们必须积极承担起来的时代责任—在21世纪全球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区域人口发展具有多样性的新时代背景下，面对人口转变过程和机制越来越复杂多变的情况，应致力于解决如何积极应对人口发展的挑战，从长期战略和治理的角度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达到代际间的平衡与可持续的宏大议题。这要求我们立足于本学科发展的基础，更广泛地展开交叉和合作，并进一步提高研究证据指导实践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牛津大学时有一次和哈珀教授聊天的话题，哈珀教授提到，作为人口学家，我们都知道伴随人口转变，2030年前后的中国，2050年前后的印度，还有2070年前后的非洲都将对全球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对于哈珀教授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这里想强调的有两点：第一，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习惯于找差异，求同存异。人口学中包括本书中大多介绍的是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这是研究人口问题的通用工具，但是当分析不同对象、内容和观点时要有批判性思维，要基于事实和证据做独立判断，不要人云亦云，即使是对哈珀教授这样的大学者的观点也可以有自己的不同认识，这在国际比较时尤其要注意，以平常心和学术定力来看待学术讨论中的不同意见。第二，在全球人口变动的今天，一定要有全球观和前瞻性，远见卓识，未雨绸缪。一般认为人口是一个宏观变量和慢变量，观察和研究人口现象要有较长的周期，不能只看当前，要瞻前顾后。早在1980年代，哈珀教授就开始关注和讨论中国的人口现象，例如《中国城市老龄化：上海和北京的案例研究》（1989）、《中国人民与文化》（1992）等，并一直持续关注。在她的带领下，牛津大学老龄化研究所一直关注和研究全球的人口变动，只要你打开网站，你就能够看到牛津大学人口研究的全球布局，你甚至能够看到刚刚进入新世纪时，他们就已开始全面深入研究非洲的人口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一点，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

总而言之，人口学是一门充满魅力且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学科，本书作为一种通识读本，兼备科普性和学术性。对于想要了解人口学及相关基本概念的读者，以及正准备开展人口学研究的学生读者都应该有比较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