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未必是托起所有人的一次大潮。依靠不平等的收入和资产分配，经济增长可以进一步聚集财富，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已变得很明显——尽管许多经济体经历了经济增长，但许多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增长更慢，而且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最贫穷的个体并没有充分受益以摆脱贫穷。

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希尔斯认为，要解决贫困问题，需要更广泛的衡量标准。由于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在不减少贫困、不降低失业率以及不缩小不平等的情况下大幅增长，他呼吁“推翻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发展的主要衡量标准。虽然希尔斯承认需要经济增长来帮助增加穷人的收入，但他也认为发展需要减少贫困、降低失业率以及缩小不平等。

霍利斯·切纳里、理查德·乔利和蒙特克·阿卢瓦利亚等人主张随经济增长进行再分配。在他们看来，政策制定者不必在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之间做出妥协。相反，分配目标应该成为所有发展政策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主张最大限度地提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并对投资和收入进行再分配，以提高穷人的福利。对富人的收入进行征税，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这将提高穷人的生产力。他们还认识到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所存在的许多问题。除此之外，切纳里和他的合著者还建议，在计算发展的增长时，要给底层40%的国民生产总值赋予更多的“权重”。

早在1944年，国际劳工组织就宣布，任何地方的贫穷都会对“所有地方的繁荣构成威胁”。1976年，它要求以一种基本需求的方法来解决贫穷问题，宣称发展的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满足所有人最基本的需求。对国际劳工组织来说，需要增加就业以解决基本需求问题。这些基本需求被确定为人们生活所需要的食物、清洁水、住所、衣服，以及获得基本医疗保健、教育和交通的权利。更复杂的基本需求方法的版本不仅仅是提供具体商品和服务，还要努力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成就，如营养与医疗卫生、识字率和长寿。

阿马蒂亚·森、保罗·斯特里坦、马赫布卜·乌尔·哈克等人认为，发展是过上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生活的可能。他们把以前那种主要关注价格和生产的方式看作解决人类基本需求的一种不完善的方式。对人类发展和福祉的关注，不仅为新古典主义的发展观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也为“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平等权力或阶级关系的发展观提供了不同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