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去理解经济的发展

历史地理日益成为理解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因为它在很多常人习惯了的单一维度的解读──比如有人经常把历史的推动归功于圣人明君──之外，增加了历史的时间维度和地理的空间维度。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用“时间的波长”来解读历史地理，提出我们需要用长期的、改变非常缓慢的“地质时间”来理解历史的背景图（地理因此成为国家行为的主要制约和推动因素），同时要以一个世纪为跨度的中等时段的历史周期来观察，因为其间可能的人口、经济、农业、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也会成为经济发展与文明冲突非常重要的背景。在这两者之后，才是报纸头条每天关注的国际政经的变化。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基本很少改变的空间地理中局限与机会的认知，如果没有对中等时段的历史周期中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认知，仅仅保有改变世界的理想和热诚，我们往往会被地缘政治的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了解历史地理并不是要把世事简单归咎为地理的宿命，而是需要从更多维度看问题：地理既可以推动国家发展，也可以限制国家的作为，但是在某个时空舞台上仍然会给杰出人才以风云际会，让他们成为国家的塑造者，从而在历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迹。戴高乐就曾经说过：“伟大的领袖总是在个人毅力与历史的因缘际会中涌现。”

好的地理环境莫过于美国。恰如一句评价：“美国变得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是谁，而是因为它在哪里。”

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给美国建国前的十三个殖民地构筑了一条西部屏障，在这一屏障以东，美国从殖民地开始迅速发展。美国地理的优势体现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这一屏障并非不可逾越，类似俄亥俄河这样的水道在山峦屏障之间开启了许多孔道（有点像太行八陉），给了美国向西拓展的管道，为美国的发展留下了余地。

独立之后，吸引了大量新移民的美国需要向西发展，因此跨越山峦屏障进入中西部富饶的平原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密西西比河和它的支流加起来，按流域面积为世界第三大水系。五大湖区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形成了一个一体化农业经济体，在前工业革命时代，促进了美国的融合，也为美国成为一个横跨大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庞大经济体构建了坚实基础。

相反，南美洲南半部就面临地理的局限，因为它的西海岸被太平洋和安第斯山脉挤压得支离破碎（安第斯山脉是平均海拔仅次于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山脉）。安第斯山脉河谷既窄且少，不能通航。智利和秘鲁等国家远离历史上沟通和迁移的主要通道，其船只需在太平洋上航行8 000英里（约12 874千米，1英里≈1.6千米）才能到达东亚。这些都是制约南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地理因素。

非洲之所以是目前最贫穷也最不稳定的大陆，其原因也包括地理因素。虽然它是全球第二大洲，面积是欧洲的约3倍，但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海岸线却只有非洲海岸线总长度的三分之二左右，且缺乏天然良港。非洲的河流很少可与海洋通航，它们从内陆向沿海平原顺势而下，形成一系列瀑布和急流，这也造成了非洲内陆与沿海的隔离。

但是地理并非宿命。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巧妙地借助地理之势改变现状的例子。

始建于隋朝的大运河就是其一。从历史地理的视角来看，当时的统治者苦心经营地处东南的扬州，甚至学会吴侬软语，为推进隔离了两三百年的中国南北方的统一进行了文化上的弥合；倾百万民夫之力修建大运河，连接长江和黄河水系，更是促进了南北经济的融合。隋朝灭亡之后，整合南北、促进统一的这项举措依然显得十分重要。卡普兰援引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评论：“大运河的功效，对于整合一个洲际经济体而言，与美国的洲际铁路相当。不然，中古的中国很可能像东西罗马一样，南北分裂。”

工业革命加速了人类工程对地理的改变，也开始逐渐拉近地理的距离。19世纪初，美国也出现了一股建设运河的热潮，市场是主要的背后推手，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运河将中西部的大粮仓与东部连接起来。

在没有铁路或者公路的时代，从东部宾夕法尼亚州西北角的匹兹堡运送粮食去南方的港口城市新奥尔良，比运送到该州东南角的费城还要便宜，因为从匹兹堡可以通过连接到密西西比河的河流一路将粮食通过水路运到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新奥尔良。第一条贯通美国东海岸和西部内陆的运河——伊利运河于1817年开始修建，总长度为363英里（约584千米），目的就是把中西部的芝加哥通过五大湖区和运河连接到哈得孙河，一直连通到纽约港进入大西洋。伊利运河建成后对商业的推动效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运河更推进了经济的融合，俄亥俄州北部港口城市克利夫兰和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都可以通过五大湖水系和运河连接纽约，美国中西部的农产品几天之内就能运送到纽约，美国北部的经济则通过密西西比河水系与南方紧密连接起来。

如果说运河迅速挖掘了内陆农业经济的潜力的话，洲际铁路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融合就更为显著。仅仅1846—1857年间，美国的铁路里程从不到5 000英里（约8 047千米）增加到了2.5万英里（约40 233千米）。

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也重塑了历史。他决定将俄罗斯转向欧洲，并建设濒临北海的圣彼得堡作为首都。他以普鲁士为国家的范本，以法语为宫廷贵族语言，这些都是全盘欧化的表征。在彼得大帝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地理的宿命——不然偏僻的俄罗斯很难融入欧洲——而是作为历史长河一部分的地理情况。

铁路同样成为维系俄罗斯这个跨越11个时区的帝国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到1904年，俄罗斯共建成3.8万英里（约61 153千米）铁路，其中以西伯利亚大铁路最为著名。俄罗斯利用铁路去统合一个庞大的帝国，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军事意味更浓，目的就是能尽快增兵到太平洋沿岸，确保俄罗斯远东的利益。当然，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也立即成为日俄战争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