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朕的“控驭之道”已用尽

再说《御制大诰三编》。

《御制大诰三编》的颁布时间有些模糊，最早约为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从朱元璋写的序言来看，他之所以要颁布《御制大诰三编》，是因为《御制大诰》与《御制大诰续编》没有达成他期望中的效果。

朱元璋说，自己在洪武十八年（1385）颁布《御制大诰》时，已处于一种“控驭之道竭矣”(10)的状态。这话有些矫情，却并非夸张。朱元璋的控驭对象有二，一是官吏集团，一是普通民众。官吏方面，仅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便“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空印案”与“郭桓案”加起来，一共杀了八万余人(11)，朝廷内外为之一空。可是，如此这般地疯狂杀戮，且辅以“剥皮实草”的酷刑，朱元璋也没能得到他梦想中那种既有道德又有能力的官吏集团。民众方面，仅根据《明太祖实录》与《国榷》等书做粗略统计，“自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八年，各地农民起义达百次以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爆发这么多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少见的”。(12)《御制大诰》的颁布没有改善这种境况，用朱元璋的话说便是“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者叠叠，不旋踵而发觉”，于是又有了《御制大诰续编》。但《御制大诰续编》也不解决问题，“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黔驴技穷的朱元璋，只好再出《御制大诰三编》。(13)

较之朱元璋的自述，刘三吾奉命为《御制大诰三编》撰写的《后序》，基调就“正面”多了。

《后序》开篇，便是对朱元璋的肉麻吹捧。刘三吾说，三代以后的“汉晋唐宋之君”，都是些“因循为治”之人。他们把天下搞坏了，让世道距离伟大的“三代之治”越来越远。“胡元”入主中国之后，更是将“先王之教、华夏之风”扫荡得干干净净。只有我大明朝的开国皇帝“神圣文武”，是天命所归之人，是真正可以重造“三代之治”伟业的人。遗憾的是，皇上“乏贤为辅”，大明朝的臣子们全都不行，“所以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皇上已然很努力，乱臣贼子却还是层出不穷。然而，皇上坚信这天底下“无有不可化之民”，所以先后颁布了《御制大诰》与《御制大诰续编》，且效果显著，百姓纷纷响应号召，将地方上的奸恶之徒擒拿到京城。皇上也由此知晓大明朝百姓“有从命之诚，有可化之机”，是可以改造好的。鉴于本朝百姓“狃于污习，虽暂革面，犹未格心”，被前朝风气污染，革了面却还未洗心，皇上再次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撰写并颁布了伟大的《御制大诰三编》。(14)

《御制大诰·序》痛骂官吏，《御制大诰续编·序》斥责百姓，《御制大诰三编·序》不分官民，指向明帝国的所有“奸顽”。《御制大诰三编》的最末一条，是朱元璋传达给明帝国全体臣民的一道严旨：“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15)——这三本《大诰》，家家都要收藏，人人都得诵读；若有人做不到这一点，便会被发配至边疆的不毛之地。朱元璋还说，这些话“的不虚示”，不是说着玩、放空炮，必须严格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