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型社会——穿越阶层的鸿沟

中产阶层消亡史

“我不想成为高手，只想踏踏实实过好小日子，行不行？”

个人选择无法左右，但我想先请你看一组数据：1978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343.4元，当时收入最高的人群，薪资850元，是平均值的2倍多，而且这部分人只占到总人口数的0.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那时，普通选手和高手的差距不大。社会的收入结构像一个倒立的字母U——底层的穷人不多，纯粹的富人也凤毛麟角，大部分人都处于中间阶层。这种绝大多数人站在平均值附近的排布，叫作正态分布，也叫高斯分布。

金钱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在一个小圈子里，富人不等于聪明人，但如果放大到社会层面，财富必然是智慧的全息投影。

经济学家威廉·大内在研究财富分配比重时，发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在高度网络化的社会里，穷人数量和富人财富比重都在增加——画出的函数曲线向左右两侧靠拢，好像性感女郎高高隆起的上嘴唇。

用经济学家的话说：“财富基尼系数不断升高，形成左右两端高峰、中间深沟的M型社会（M-Form Society）。”

通俗点讲，如果每个人平均拥有100元钱，最穷的有20元钱，最富的有200元钱。十年后，经济总量涨了两倍，人均到200元了，可富人的资产却变成了5倍，变成1000元了（算不过账的可以略过，不影响阅读）。虽然中产阶层的收入也涨了，却逐渐偏离均值，沦为新穷人。

你一定有印象，每逢国家公布经济普查数据，网上总能看到很多人感叹自己拖了国民的后腿。其实不是拖后腿，而是排在前面的人财富增长更快、幅度更大，把处在腰部的人挤到了腿部、膝盖、脚腕……

M型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去中间化——一部分人进入上层，另一部分人滑落底层，中间阶层加速消失。2021年，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公开数据显示，一次疫情让全球中产阶层的人数减少了9000万。

正如犹太人千古传颂的《马太福音》里讲的：“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剥夺；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犹太人自古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法耕作，只能在不断地信息往来中寻找赚钱机会，因此比其他民族更早走出小圈子，进入网络社会。

网络社会好比一颗巨大的西蓝花，无论切成多小的花簇，局部跟整体的形状仍然一模一样。经济学把这种现象叫作“指数型分蘖”。

最常见到分蘖现象的地方就是股市大盘，你可以在上面看到近10年的K线走势，就像起起伏伏的心电图，如果截取一年的走势，放大看仍然是这个形状，再截取一个月、一天的分时图，形状依旧差不多。

社会系统也在分蘖，当社会整体走出M型趋势时，细分到更小的社会单元，依旧和整体一模一样。

经济排名前15的国家，财富超过其他国家总和；一个国家里前20名的城市，贡献的GDP超过其他城市的总和；行业前两名企业占总市场一半以上份额；公司里，少数几名员工贡献的价值比其他人加在一起还多；足球队里，前两名球星的进球数超过其他人进球数之和——第一档之外，其余全是第三档，没有中间档。全民中产，中产即底层。高等教育一普及，本科学历成了学历的底层。

哪怕在受人追捧的娱乐圈，也走出了去中间化的趋势——唱片时代，一名歌手创作几首歌，只要发过专辑或上过春晚，混个脸熟，圈一波粉丝，就能跻身当红“炸子鸡”行列。到了网络时代，再没人为唱片买单，无台可上、无戏可接的艺人遍地都是。于正曾说，今天九成艺人的收入还不如工薪族。

而在另一端，不乏一线艺人成功转型，汪峰出品FIIL耳机，任泉创办了StarVC，鹿晗成立了清晗基金，他们把过去的名气、影响力移植到其他领域，用更省力的方式，收益超出传统艺人模式很多倍。

M型社会的第二个特色，是高频——资源分配的频次增加了，也可以叫作高换手率或高周转率。

过去在职场，一名科员苦等20年，总算熬到了科长，在一个竞争抑制的时代，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重新分配工资、权力、福利的机会，一辈子就那么一两次；而今天，市场和个人命运联系紧密，在一些高速发展的公司里，突出的员工几个月一升迁，“90后”“95后”坐上高管成为常态。

以前的商界，行业龙头几十年不变，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一个龙头，视频行业的优酷、团购行业的美团、共享行业的滴滴、信息流的头条……这些企业在早期优势也许并不明显，但经历了多轮融资、并购、重组后，逐步占据了行业头部。

过去的市场，企业品牌传播，通过电视、纸媒、分众，看到效果至少要半年，今天利用社会化媒体等渠道，一天就能见ROI（投资回报率）。

高频周转意味着，在认知、人脉、财富等方面，哪怕一个人只有微弱的优势，在多次资源分配后，这种优势也会被无限放大，不断拉开与他人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