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周今觉对其主编的会刊及其邮学著述的感想
1.“鄙人在此十年中，糜费无数金钱与心血，终于力绌而止，为功乎？为罪乎？”
不可否认的是，中华邮票会成立后，虽有中外人士入会，但会务仍发展缓慢，每年入会者不多。
1929年9月，编印《会员录》时，仅有会员164号，其间尚有空号和退会者。
1932年12月，《邮学月刊》出至4卷12期后停刊。
《邮乘》、《邮学月刊》相继停刊，中华邮票会陷于停顿状态。
周氏在《病夫之言》中道出了停刊的主要原因是身体健康因素。[66]
《邮乘》从第二卷起（除2卷2期为75页），从一卷的60余页扩大至最多为210页。一卷一、二期各60余页，二卷一、二、三期各为88、75、95页，而三卷一期达210页。加入英文译述是一主因。[67]
尽管每期约八成的文章均出自周氏，《邮乘》的稿件质量仍然是出类拔萃的。[68]
编辑也由其一人承担，再加上自己“衰老多病”，又要为经营“不免分心”，“无人主持，实为其重大原因”。[69]“鄙人亦曾屡次言之。谓既名为一种社会，当合萃群力以进行，断不能倚赖少数人”。
周氏还在另一文中，述说自己办会办刊所“遭遇奇奇怪怪现状，……要是从头写出来，足可抵一部社会小说看”，[70]并说出“老实说一句，牢骚起来，这个邮票会，竟可以不必设立”这样的气话。
但他在另一文中，有一段很有诗意又有理性思考的叙述。笔触之端激荡着自己不愿放弃的情感波澜和蕴含着的庄严使命。[71]他说“今早走出院子里一看，柳叶舒眉，和风拂面，……好像是寻声而至，表示赞助拥护他们的同类似的”，表示要“打起精神来做，那以前经过的艰难困苦，只当它是烟云过眼罢了”。（今觉：同声相应/《邮学月刊》2卷6期）
他立下誓言“就是剩我一个人，我也要开会办报，一样地进行不懈”。[72]
然而，情况依旧，为此他发出“鄙人在此十年中，糜费无数金钱与心血，终于力绌而止，为功乎？为罪乎？一听世人之评论，而返之于我心则无愧也”之言。（周今觉：中华邮票会十周纪念宣言/《邮典》创刊号）
周氏言之凿凿，已经超乎寻常的书斋邮学之上，其通过对自己追求中国邮学所遭遇的思索，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已足以构成中国邮史的一个个研讨课题。
他可以不计自己“为功乎，为罪乎”，然而，“在停刊期中，有许多国外集邮同志，纷纷函问有谓月刊不出版，将使世界集华邮者受一极大之损失者；有谓如灯塔失明，将使航路无所指导者；甚至有热心之人，谓如因缺乏经费，则渠等愿捐赠若干者。鄙人接到如此爱护奖励之函件，且感且愧，而心中则隐痛不已”。
1991年，上海化学工业局集邮协会影印，刘广实先生序“论《邮乘》”的影印本《邮乘》.
不得已下，周氏决定一是“将以前未经刊完之《邮王》小说，全部付印”。二是将绵嘉义所著英文稿本《华邮纪要》刊行，作为本会会员之赠品。三是“每年拟印行不定期刊物一二册，名之曰《邮典》。篇幅多少不定，发行时间亦不定，积有若干篇则发行一次，亦为专赠会员之用”。至于在当时这笔不菲的印制费，还是“由鄙人个人解囊，不费会中一文，因会中经济困难，实无力担负此重大之印费也”。（周今觉：中华邮票会十周纪念宣言/《邮典》创刊号）
《周氏先祖行状考略》（陈志川著）
2.四叹：“然今之集邮家固惟知此一元之可惜也”
更令周氏伤心不已的是邮刊一直销路不畅，仅作为会员之赠品。而会员所交会费即便仅为一元，也有人不甚乐意。会员少，会费收入也少，且外埠会员每年交费不便。会刊印数少，印刷成本高，经费更入不敷出。
周氏为此也想了一些办法。在1929年8月召开的董事会上，提出了设立终身会员制附赠《邮乘》的倡议。“增加终身会员通告”上言明“一次缴足以后，不独终身享受月刊之利益，亦且附赠《邮乘》，再不取资，一劳永逸，至便而至廉也”。（《邮学月刊》1卷10-12期）
读者茅泽存来函时，称邮刊可适当提价以维持下去，周氏在回复时说“阁下谓集邮家须具挥金如土之精神，然就月刊与会费上锱铢必较之情形观之，只可谓之惜钱如命耳，……会员每年一元，阁下谓其少，他人尚有嫌其多者……”。对一些邮人为一元会费而斤斤计较而慨叹：“近人心理之不可解，类皆如此，真咄咄怪事也！”
周氏为此述说订阅邮刊的诸多好处：
一是订阅邮刊“可以廉价得珍品”：“月刊中邮识如林，苟得其一二，不独不为市侩所欺，且有时可以廉价得珍品。此姑不论，即流通部中外国寄售之票，有较市价廉至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者，购其一二组，所省已数十百元之多，又何有乎一元”。为之一叹“然今之集邮家固惟知此一元之可惜也”。
二是订阅邮刊的好处可免“走眼，损失”：“集邮一部，稍好者价累万金，次者亦二三千金，即极不堪者，亦非三四百元不办。购票之际，稍一走眼，损失已属不赀，于此有人焉，为之指导，教以种种当识，授以种种法门，而每年只收费一元，此真九牛一毛之细事”。他以身说法举例说：“余方集古董，曾以一百五十元购得英文大鹅谱一部，友人讶其侈。然一年以后，余于冷摊上，以一百元购得明法华鹅宝瓶一具，售与法商，得二千四百金，使非向之大鹅谱。余无此鉴别之能力也，况区区一元之月刊，距一百五十元之鹅谱所堪比拟乎。”为之二叹“然今之集邮家固惟知此一元之可惜也”。
周氏自邮坛退休已经多年。去岁（1948年）五月，上海邮展时，氏忽微服简从翩然莅止会场，顿被邮人所包围轰动。盖此为氏近十余年来首次与邮坛接触，不意竟亦为最后一次之出现邮坛。此照即为当时在会场所留。（《近代邮刊》4卷2期）
他讲述了袁醴波因读邮刊而“拣漏”的故事。他说“袁君醴波以小洋五角，[73]得价值数百元日本版长距离二分新票于张子堂手中”。是因为“袁读《邮乘》而知之，张不读《邮乘》故也，读月刊者，安知无此巧遇，即无此大机缘，而数十元数元之机缘，固未必无之也”。为之三叹：“然今之集邮家固惟知此一元之可惜也。”
读者建议增加英译后，页码增而加售价也未尝不可，他为之四叹：“夫此区区一元一年之月刊，尚不能普及，若如阁下言，增英译，加售价，则曲愈高和愈寡。”（周今觉：复茅泽存君函/《邮学月刊》1卷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