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帝国与农民的契约：伤不起的天朝天平

有历史学家说，中国之所以先于其他国家创立中央集权官僚帝国，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在它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存在着众多分散的农户。它们经营得了自己，却保护不了集体，于是只有靠一个高高在上的中央政权，建立一支常规武装，辅以一座万里长城，维持整个国家的公共安全。(4)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契约（完全无契约的共存只能是偶然的和短暂的）：那就是中央政府管国防、管安全，由个体农户去追求自己定义的安居乐业——虽然人们对安居乐业的理解大多不过是劳碌一年，略有盈余而已，但心理上那种仿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自得其乐的感觉，却无法用金钱衡量。

然而大一统的官僚帝国与各地小农的关系，经常是不稳定的。每当一个朝代兴起，在兼并未兴、税负未多、无灾无难，且无边患的情况下，这样的关系会显示出有效的一面。每当一个朝代中期已过，兼并四起，灾荒不断，加之官吏腐败，边患不已，这种“一大”（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对“众小”（无数小农家庭）的平衡就会被破坏。(5)正如唐人所言：

古今利名路，只在侬门前。

至老不离家，一生常晏眠。

牛羊晚自归，儿童戏野田。

岂思封侯贵，唯只待丰年。

征赋岂辞苦，但愿时官贤。

时官苟贪浊，田舍生忧煎。（王贞白《田舍曲》）

受儒家教育的士大夫因而一向主张这种平衡不可破坏。(6)他们的笔下，每每流露出对小农家庭“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的同情，以及对“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的抗议。(7)如此关注，不仅是一种道德的敏感，而且也是一种政治的责任。因为他们深知，帝国与农民的关系，向来脆弱；一旦损害，即伤国本。

直到今天，中国面临的一个难题，仍是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干预，在壅塞中小企业和个体企业正常发展的通道，无法使基层民众实现安居乐业。中国发展能不能突破这一历史瓶颈？能不能形成和保持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让多数人民可以不通过行政归属、单位庇护，而是靠自身努力，过上一种在正常年景下略有盈余的生活？

解答这个问题，是要看一个社会能不能构建一个基本平衡的体制，让广大中小企业有一个持续的发展？要看它们的创业者和拥有者，能不能有一个比较自由、稳定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