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跟随契诃夫去触摸那片土地
在我的研究和写作经历中，此书堪称成之不易，太少的可信赖的文献，太多的理不清的头绪，太过复杂缠结的情感带入，而在最后撰写这篇引言的时候，又有一个问号蓦地跳出来——
库页岛离开中国有多少年了？
从法理上说，可追溯到整整160年前的《中俄北京条约》，在清咸丰十年十月初二，公元1860年11月14日，俄国儒略历的11月2日。那是一个初冬的午后，双方签约时间定在下午2时，恭亲王奕訢延迟一个半小时始到达位于南城的俄罗斯馆。[1]是兵荒马乱之际道路难行？还是借此来找回一点天朝尊严？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在日记中称当天“晴暖如昨”，对于中俄谈判却无一字涉及，可证此事的运作极为保密。[2]
其时京师失守、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已过去约一个月，咸丰帝奕詝与一班近臣仍躲在避暑山庄，奉命留守议和的恭亲王奕訢也不敢待在京城中，带着一帮人马在京郊游动，居无定所。局势稍缓后，恭亲王受命与侵略者谈判，先后签署了三个条约。签约的顺序自有玄机，第一个是与英国公使额尔金，接下来与法国公使葛罗，最后才轮到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英法公使靠着穷兵黩武逼迫清廷就范，摆出一副占领军的嚣妄排场，特地乘坐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乐队前导，精兵后扈，大昂昂进入礼部大堂，高调签约；而亚历山大二世的少将侍从武官、年轻英挺的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则主动落在最后，签字地点也改为俄罗斯南馆。小伊态度谦谨，礼数周全，多数情况下表现得较有耐心，而最为巧诈（恕我对一个外交官用这样的词），下手也最狠，割占了黑龙江左岸和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国土。然细检《中俄北京条约》文本，其中并没有出现库页岛的名字，再看两年前奕山所签《瑷珲条约》，也完全不提这个近海大岛，为什么？
在久远、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库页岛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岛，北端侧对黑龙江口，迤逦向南，翼卫着广袤的华夏东北大陆，享有“大护沙”之誉。清朝初年，乘满洲统治者进军关内和攻掠中原之机，哥萨克开始侵入黑龙江流域，左岸从上到下都冒出一些罗刹堡寨，达斡尔、索伦等部族被迫迁至右岸，下江地区与库页岛北端也被滋扰。康熙帝毅然用兵，两次派大军进剿雅克萨，迫使沙俄政府签署《尼布楚条约》，清除在额尔古纳河以东、外兴安岭之南的敌寨，偏于一隅的库页岛亦随之重获安宁。数年后，俄廷请求在京师设立“俄罗斯馆”，由东正教赴华教士团管理，负责在京教务与外交商贸等事，并定期选派留学生来学习汉语与满文。而大清君臣却丝毫没有向俄国学习的愿望，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北方近邻正日益强大，且对黑龙江念念不忘。往事不堪回首。到契诃夫打算赴该岛考察时，黑龙江左岸、乌苏里江以东的庞大国土已然“易姓”，库页岛已成为沙俄的萨哈林。此名也来自滔滔流淌的黑龙江，满语将此江名为“萨哈林乌拉”。萨哈林，意为黑色的；乌拉又写作乌喇，即江。
就在1860年早春，契诃夫出生于亚速海滨的塔甘罗格市。他的家族世代为奴，直到沙皇宣布废除农奴制，到他父亲这一辈才获得自由身。契诃夫毕业于一所医学院，读书期间即开始写作，渐渐成为俄罗斯文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而兜里的钱却总是不够花。卷首那句有点儿煽情的话，来自他在1890年3月9日写给阿·谢·苏沃林的信。苏沃林是其好友，也是彼得堡的一个出版商，契诃夫的作品大多由此人印制发行。居住在莫斯科的契诃夫正在为前往库页岛做准备，给苏沃林写了不少信，一是请他帮助搜罗相关文献资料与地图，二是请求预支一些稿费。这一年的契诃夫刚满30岁，而我们的库页岛正式变为俄国的萨哈林，也即将满30年。
“自古以来”，是一个使用率甚高的外交热词，近年间颇遇到一些质疑，以为表述笼统，用之于库页岛则大致不差——数千年春风秋月，其与历代华夏王朝的往来见诸记载，史迹隐约而不绝如缕。但，也只能在清朝道光之前作如是说：从咸丰朝开始，沙俄军队就对它实施了武装占领；到契诃夫下决心前往该岛，已是在数十年之后，俄治下的萨哈林已变成一个恶名远播的苦役岛。他所说的“朝拜”，本意是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去亲历和体味那块土地上的人间苦难。
1893年6月，在结束库页行约三年后，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才最后定稿。原因之一，当是他必须发表一些作品以养家糊口，而更重要的应在于成书之艰难，要拣出那些录于恶浊监室中的卡片，常常会伴随着痛楚恐惧的记忆。一百多年过去了，当笔者捧读这部薄薄的沉甸甸的作品时，萨哈林已被描绘得如世外桃源一般，可萦绕心头的，仍是彼时的人性扭曲与悲苦意境，是契诃夫“散文衣橱里”那件“粗硬的囚衣”。
曾经的我对库页岛几乎一无所知，正是读了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才引发对那块土地的牵念。契诃夫的库页岛之行，是一个人的远征，是跋山涉水、险厄频发的超过一万俄里的辗转奔趋，抛却都市繁华和文坛盛名不说，当时其身体也已出现状况，仍坚持成行。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不联想到：清朝领有库页岛的两百余年间，似乎未见有朝廷大员、封疆大吏，甚至那有专辖之责的三姓副都统，登临过该岛一次；国内著名或不著名的文人墨客，包括流放宁古塔的失势官员和落难书生，也没见有人去过那里，没见有谁关心岛上同胞的生存死灭。
唐代有边塞诗人，随军远征，染写绝域的苍凉奇瑰与马上杀伐，文句间激荡着儒生报国的豪迈意气，这在清朝东北边疆应很难看到。边城宁古塔曾出现过流民诗社，也有学者将那些作品称作“清代的边塞诗”，尤其拈出江南才子吴兆骞的《秋笳集》为例。吴氏有首诗应作于黑龙江口，当时的他是巡边官军的夫役，对面就是碧沉沉的库页岛，可诗人心中想的，大约还是如何脱离苦海，早日返回内地……
库页岛的丢失，原因是复杂的，有沙俄、日本两个近邻的窥视与渗透、窃据与强占、分割与攘夺，而我更多反思的则是清廷的漠视，包括大多数国人的集体忽略。这也是阅读契诃夫带来的强烈感受，仅就书生情怀而言，为什么他能跨越两万里艰难程途带病前往，而相隔仅数千里的清朝文人从未见去岛上走走？人们当然能找出种种理由，我想叩问的是灵魂，是曾否有过眷注和关切、牵挂和悲悯。记得在一次聚会中谈了这些，一位在场者轻声诘问：
你去过了吗？
[1]据跟随沙俄公使伊格纳提耶夫的布克斯盖夫登记载：奕訢是在当天下午3点多抵达位于南城的俄罗斯馆（又称“南馆”）的，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半小时，并将此解释为“照中国的礼节”。作者时为沙俄太平洋舰队尉官，随从俄国公使赴京谈判，著有《1860年〈北京条约〉》，王瓘、李嘉谷、陶文钊合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
[2]《翁心存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第1560页。又其子翁同龢在日记中也记载本日“晴”，兼及拣书、招饮琐事，完全不知当日恭亲王赴俄罗斯馆谈判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