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划分为3个重要阶段：1978年开始“引进来”，2000年开始“走出去”，2013年开始“全球化”。中国最终走向了充分拥抱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战略，但外部局势却日益复杂。从以往的中国对外贸易、海外投资和工程承包的经历来看，中国损失不可谓不大。如何有效地把握全球和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系统性风险变动趋势，成为上至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下至企业和金融机构，甚至国际往来个体的重大需求。然而，传统的国别风险主权评级，或者部分机构的国家风险评分，都不能实时地把握全球或国别的系统性风险历史和未来趋势。北京睿信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西南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战略实验室以全球金融市场价格为基础，结合自创的经济潜力空间比值指标，编制的全球国别动态系统性风险指数具备了这一功能。如今，这两个机构以全球186个国家或地区的动态系统性风险指数为基础，编写了全球国别系统性风险报告，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还以全球系统性风险指数体系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全球风险管理平台（www.sunrisk.cn），可以及时地反映全球国别的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并进行全球风险管理的指导。
一、中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全球局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关系日益向全球化发展。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对全球化的主导权有所弱化，当前正在向竞争性制衡的全球化阶段发展。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来全球经济地位的上升，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其他发达经济体共同形成了对美国主导权的竞争性制衡力量。面对这种日益成为新常态的全球化竞争性制衡，美国试图遏制中国、遏制全球化向竞争性制衡阶段发展。
目前，全球经济关系已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贸易关系中，伴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地位的显著上升的是发达国家地位的相对下降，核心是以中国地位的上升与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
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高附加值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正在通过投资收购方式向全球高端产业进军，并从早期的以加工贸易为主转为以一般贸易为主；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多年来制造业持续向外转移，不过其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获利位置，但对高技术产品全球支配力、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掌控力有所下降；新兴市场国家呈现出梯度分工合作，手机、汽车、钢铁和造船等产品具有了与发达国家同台竞争或者超过发达国家的优势。
人民币加入SDR篮子之中，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还远未能达到在SDR篮子中所占的比重；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欧元国际地位也有所下降，而英国脱欧则给欧盟的发展带来了重大隐患；全球货币体系仍然以美元为中心，美国政府通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以决定美元的走势，并进而引导全球资金的流向，甚至决定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和国运；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过度享受美元霸权也会使美国陷入危机之中，不仅仅是次贷危机，背后还有过度消费形成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和过度借贷形成的财政赤字问题，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不断积累的股市泡沫；全球对美元霸权及其导致的危机已有充分的警觉，并正在形成制衡力量。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仍然由美元走势支配：美元升值，则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反之亦然；大宗商品的周期性走势，使资源出口国面临周期性的危机：随着美元升值，资源国家经历了明显的经济动荡和金融市场动荡，包括货币贬值和财政赤字上升；美国开始大规模生产和出口原油与天然气，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重大变数；资源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日益紧密。
全球教育和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新兴市场国家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发达国家教育的产业化趋势明显，人才跨国交流日益增多，科技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从规模向创造性转化，非居民专利申请仅落后于美国，而居民专利申请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全球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断加强，知识产权贸易成为服务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主张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所有文明包容互鉴，本着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核心知识产权由发达国家集团掌控，为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割断全球教育和科研联系，然后通过再工业化向全球出口，牟取暴利；而非发达国家集团没有高端知识产权，但接受中低端知识产权的转让或者投资，生产中低端产品，并向全球出口；从而既平衡全球贸易，又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如果这一格局成真，非发达国家就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利用高端知识产权进行的剥削对象，一些非发达国家可能从贸易顺差转化为逆差，南北经济关系将再度固化，全球化倒退为集团化。不过，尽管存在着这种可能，但随着新兴市场国家教育水平和科技研发水平的不断提升，高端技术知识产权日益丰富，在全球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惯性作用下，发达国家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可能性并不高，或者说这对发达国家有百弊而无一利。
二、掌控中国全球系统性风险与机遇
全球系统性风险与机遇，是全球化的任何国家或经济体必须掌控的重大课题，也是整个世界需要掌控的重大课题。从国际金融危机和一些国家或经济体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来看，显然，全球系统性风险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抑制。
全球共治既是从全球系统性风险与机遇出发，也是从国别或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与机遇出发，还是从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与机遇出发。正如我们在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根源里讲到的一样，核心在于全球秩序体系的失衡和全球共治的不足。
就全球经济金融系统性风险而言，核心在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失衡，在于美元的霸权地位，在于“二战”以后形成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化开放体系。在没有制衡方的情况下，形成了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以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基础的，以美国发达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为工具的金融霸权。客观地讲，“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安排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开拓了全球战略发展空间，但同时既是美国国家霸权的体现，也拓展了美国的霸权实力。为了更好地拓展全球战略空间，利用市场化的竞争原则，需要竞争性制衡。竞争性制衡不是对原来秩序的否定，而是在原有秩序的基础上增加竞争者，并在竞争中完善全球治理秩序，从而使全球秩序更为公平合理，提升全球共治的水平，提升全球战略发展空间。就全球地缘政治系统性风险而言，情况也类似，在于美国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霸权地位，在于其地缘政治战略中的单边行为。
从本质上讲，并不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全球系统性风险，或者说，全球系统性风险是由国家或经济体之间双边或多边关系构成的，并影响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风险。因此，要掌控全球系统性风险与机遇，提升全球战略发展空间，核心就在于各国共同参与，不断完善全球治理秩序，本质上就是用全球共治不断提升全球治理水平。全球治理秩序的完善，在全球整合发展的基本原则下，核心在于主要国家或经济体的竞争性制衡。
我们不断创造新的国际组织或完善已有的国际组织，以不断提升全球治理水平，促进全球共治，这是解决全球系统性风险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国家或经济体之间发展并不平等，以市场化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在国际秩序中利用好竞争性制衡机制，以建立全球秩序完善、全球共治水平不断提升的基本逻辑，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核心国家要充分发挥作用，但具有相近或相应实力的国家或经济体，也应该主动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既是竞争性制衡，同时也是国际治理民主化的重要范畴。
当然，全球系统性风险是传染的，同样，全球系统性机遇是共享的。因此，全力合作以防范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形成与传染，是全球共治的要义。而各国或经济体如何抓住全球系统性机遇，充分利用不断拓展的全球战略发展空间，却是各国或经济体有效地掌控国别或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充分将自身发展的机遇与全球系统性机遇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自身融入全球发展的大潮流之中，让自身融入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潮中，才有可能。
对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贡献力量，也是促使规则与秩序不断改良的重要贡献力量，并且日益成为全球共治的重要参与力量。不管是在经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还是在各类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上，中国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参与国际维和、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日益频繁，在联合国的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在众多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双边和多边的重要影响力，并且通过“走出去”战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地拓展全球整合发展的战略空间。中国“走出去”战略正在向全球经营战略方向转换，这一转换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践行为标志，充分体现了中国融合发展的根本理念，同时为全球经济金融的竞争性制衡提供了重要参与方。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深化，以及人民币加入SDR篮子，人民币日益承担起关键货币国的角色，为失衡的国际货币秩序带来了重要的矫正力量，通过竞争性制衡进一步完善国际货币秩序。
中国利人利己、有效管控双边和多边事务、积极参与全球共治、促进全球秩序日益完善的行为，正在不断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如果有效地规避了全球系统性风险，把握了全球系统性机遇，那么，这个国家或经济体一定会获得长足的发展。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未能有效地规避全球系统性风险，也未能恰当地把握全球系统性机遇，那么，这个国家或经济体一定会被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一些早期发展较快的国家或经济体，因为遭受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冲击，现在远远地落在后面。
同时，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如果不能有效地规避国家系统性风险，把握国家系统性机遇，情况也是类似的。当然，一个国家或经济体面临的国家系统性风险与机遇也与全球系统性风险与机遇相关。因为全球系统性风险与机遇说到底也是由主要国家的系统性风险与机遇和主要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与机遇构成的。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掌控自身的系统性风险与机遇，同时防范和把握全球系统性风险与机遇，既需要从政府角度出发，也需要从企业角度出发。从政府角度而言，必须要构建主动掌控能力。我们核心强调的是：不断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提升中国国际投资实力；建立中国金融安全审查制度，促进监管系统的自我完善；建设经济金融战争的主动防范力量等。从企业角度而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发展中，在全球化经营的大潮流中，经历了众多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损失，未来仍将面临全球系统性风险和国家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因此，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政府的力量帮助企业掌控全球经营的机遇与风险，另一方面要充分持续地培育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或者全球经营能力，同时要以顶层设计完善企业与金融机构在跨国经营中的相互支持机制。
三、打造全球国别系统性风险监测力
以方明、唐茂恒等同志领衔的西南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战略实验室与北京睿信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全球国别动态系统性风险指数，具有对全球186个国家或地区系统性风险的实时监测能力，而由他们领衔完成的全球186个国家或地区的系统性风险报告，既是对这一能力的检验，也便于传播和推广。而其全球风险管理平台的建设，则非常有助于打造全球的国别系统性风险监测力，并广泛应用于政府相关机构和各行各业。
从目前了解到的国内外机构所做的国别风险评级或报告来看，本报告利用指数编制方法（评分）代替评级，并在金融市场全息理论基础上充分利用金融市场价格作为全球各国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测指标，进而获得各国的动态系统性风险指数，使对全球各国系统性风险的实时监测有了依据。这极大地提升了对全球国别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能力。
即将要出版的以“一带一路”、美洲太平洋和西欧非洲区域划分的186个国家或地区的三大本全球国别系统性风险报告，是这种系统性监测能力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对研究队伍的一种锻炼。根据指数的历史数据可发现，预测新兴市场国别系统性风险上升的趋势可以提前两个到三个月出现趋势性走势。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创建的全球系统性风险的管理平台为基础，对于186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系统性风险都可以比较，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或区域的系统性风险，都可以通过系统获得子孙指数或对应的指标，这种层层剥笋法，充分展现了国别或地区或区域系统性风险的可靠性。它们的全球风险管理平台还在进一步改版，而且不仅仅包括国别或地区或区域的动态系统性风险指数，还包括全球动态系统性风险指数，还包括国别或地区或区域的静态系统性风险指数，以及62个行业的动态系统性风险指数，是一个具备全球一价率、对风险收益进行恰当定价的有机体系。从应用来看，不管是指数比较还是应用于企业的全球资产或业务管理，抑或应用于金融机构全球资产负债的管理，以及相应的业务或项目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由于体系庞大，不管是报告还是指数本身，或者指数应用，都需要持续不断地开发，尤其是技术的支持。西南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战略实验室与北京睿信科的这种埋头苦干、持之以恒的创新壮举，在这一领域革命性的突破，正是新时代创新精神的充分体现，理应得到大家的尊重、认可、支持和帮助。
希望全球系统性风险指数体系日益完善，研究团队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并推出更多的研究产品和服务，也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和人群能充分利用好全球风险管理平台，充分提升我国整体或个体的全球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能力。
是为序！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 董事长
曹远征
2019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