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寻找“富过三代”和“基业长青”之道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5月底，中国的企业数量是1959.4万家。中国每天有1万多家企业注册，平均每分钟诞生7家企业。但是，中国企业的存活率却很低。截至2012年年底，14.8%的企业存活期不到1年，28.8%的企业存活期不到2年，近一半（49.3%）企业的存活期不到4年。2018年乃至未来的几年，中国企业的存活率仍不会高于这个数据。很多企业会走上“一年发家，二年发财，三年倒闭”之路。[4]但实际上，“富不过三代”不是我们中国的特有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量的传承失败案例和数据告诉我们，把家族财富代代相传、打造长青基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其实，“富过三代”和“基业长青”是财富管理目标的一体两面。有家族企业为支撑的高净值人群，努力以“基业长青”为目标，没有家族企业背景的高净值人群，或者当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目标无法实现之时，“富过三代”则成为财富管理的最终目标。那么，无论是“富过三代”，还是“基业长青”，究竟有没有一个普遍适用，可供参考借鉴的方法呢？如果确有这样的一套方法，那为什么取得成功的家族企业和高净值人群如此之少呢？

一方面，由于财富管理需求的复杂性，高净值家庭需要依赖专业机构，提供高度定制化和综合化的解决方案，过去在企业经营和家庭财富投资决策上，展现出来的高自主性特征在财富管理新时代已不再适用。专业机构、专业知识和专业渠道，是财富管理不可或缺的方法和工具。

另一方面，许多高净值人士，特别是那些不用参与商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客户，有着深层次的金融知识，他们无法容忍不专业的财富管理建议。高净值人士喜欢缜密的规划和高效的服务，而目前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咨询师水平严重不足，基础的财务规划和传统投资（如股票、债券和现金等）无法满足高净值人士的需要。

“富过三代”与“基业长青”的财富管理目标，道阻且长，需要大智慧和大魄力，才能隔离好风险，安全抵达彼岸。

案例1-3-1

“杨协成”（英语：Yeo Hiap Seng，品牌为YEO’S，SGX：Y03），是一个在东南亚久负盛名、至今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饮料品牌。

1900年，杨景连在福建漳州开创一家酱油厂，从此揭开了杨协成企业发展的序幕。杨协成公司创始人杨景连，膝下共有5子3女。杨景连将企业取名为“杨协成”，是希望杨家子女能同心协力办成事业。

1935年，71岁高龄的杨景连因身体状况无力掌管家族企业，将家族企业的重担交班给当时年仅22岁的长子杨天恩，杨天恩成为“杨协成”第二代掌门人。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杨天恩将家族企业迁往新加坡，从此开启了“杨协成”企业发展新纪元。

正当企业日渐红火之时，1956年，杨天恩将杨协成酱油厂改为杨协成罐头酱油厂有限公司，并将家族资产平均分为7份，由5兄弟和长孙以及另一与叔父辈创业有功的孙辈各得一份。

20世纪60年代，“杨协成”进入高速发展的全盛时期，业务扩展到中国香港甚至欧美各国，成为新加坡本地公司走向跨国经营的先驱。

1969年，“杨协成”经社会化改造成公共公司，并于1971年在马来西亚投资建厂。

1975年，“杨协成”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上市。

1985年，杨天恩过世，杨天成拒绝董事会邀请出任主席席位，转由杨天恩之子杨至耀接受委任，成为“杨协成”第三代掌门人，担任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

家族企业传承到第三代之后，家族内部矛盾日益凸显，杨至耀又将企业改为私人有限控股公司，但实际股份由7个家庭合伙所有。尽管“杨协成”采用多数形式的集体决策方式，但因家庭成员不断壮大，叔侄辈对于企业的投资决策与管理理念存在极大分歧，各为自己小家的利益盘算，内部争权夺利更为激烈，矛盾日益激化，不可调和。

1994年，永泰控股有限公司提出收购“杨协成”，导致杨氏家族关系彻底破裂。

1994年7月1日，最终由法院宣判解散杨协成控股私人有限公司。至此，一个历经近百年的海外知名华人家族企业就此瓦解。[5]

“杨协成”这样的一个百年大家族从繁荣走向衰败的家族史，有许多失败的经验值得深思和研究：

第一，家族成员众多，诸子均产的“分家”习俗为“杨协成”破败埋下伏笔。杨天恩接手“杨协成”家族企业后，将家产均分为7份，股权分散，股权架构不合理，又没有相应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家庭内斗严重。

第二，杨天恩生前未通过遗嘱和公司章程等方式安排接班人，导致过世之后叔侄、同辈均参与公司管理与决策，分歧极大，接班人难以服众且能力有限。不重视家族治理、公司治理和系统性风险管理，导致家族企业无法永续发展。

第三，在企业的传承过程中，不注重家族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家族的社会人脉、管理经验与知识等无形资产也没有提前做好培养与传承，使得与企业创始人杨景连命名“杨协成”的初衷相违背，家族内讧严重，各个家庭均只在意自己的利益，缺乏家族凝聚力，不能一致对外。

杨协成的案例还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无论是中国的家族企业，还是高净值家庭，如今都普遍面临着金融、产业、姻缘和血缘等风险的交互影响，习惯于过去规则与经验的民营企业家和高净值人士感觉到了明显的压力，需要重新思考和制订系统化的财富保障与传承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