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曶鼎，亦作舀鼎，文献记载，镇洋毕秋帆尚书（毕沅）所藏，得之于西安。[2]鼎“高二尺，围四尺，深九寸，足作牛首形，……尚书置于家庙，籍没后不知流落何所，或重入内府志亦无确证”[3]。也有人说毁于兵火，或沉于太湖。[4]因器形未见著录，所以曶鼎实际样貌如何，已不得而知。所幸有几种珍稀拓本留存，曶鼎得以铭文著称于世。

曶鼎铭一经问世即引人注目。一来铭文篇幅甚巨，全文超过400字，其中字迹可辨者370余，如此规模，在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铭中，仅次于毛公鼎；二来铭文内容丰富，风格奇特。该铭是年、月、月相、干支记日四项因素俱全的记时铭文，对于青铜器断代和金文历谱的研究有重要价值；[5]铭文分三段，除第一段依惯例记述册命、赏赐、作器缘由外，另两段各载诉讼案例一篇，如此布局，亦不平凡。另外，第二段所记“匹马束丝赎五夫”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中，为郭沫若先生所引用，并据以确认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为奴隶社会，曶鼎铭也因此成为研究西周社会史的重要史料。当然，作为西周时期少数直接涉讼的金文资料之一，曶鼎铭在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也很受关注。

然金文之史料化，有赖于一定程度的释读。曶鼎铭考释之难，有其客观原因。铭文计3段24行，所有现今可见的拓本都显示——鼎铭底部有蚀损，每一竖行大约损失半字到一、二字不等。[6]另外剔削不当也可能导致部分字迹受损，辨识方面仍有疑异。上述损坏对于第一、三两段的解读并不构成实质妨碍，但对于第二段（即“匹马束丝赎五夫案”）却影响巨大。该段所述事项，出场人物众多，且于能反映各方关系的关键之处毁损到毫无痕迹可循。许多中外知名学者参与了对曶鼎的考释、研读，然而吊诡的是，关于曶鼎铭第二段，他们各自提出的解释方案如此不同，仅据《曶鼎铭文法律问题研究》一文不完全列举已有八种之多。[7]笔者不揣驽钝，在这八种相互歧义的解决方案中进行了一个求同存异的梳理工作，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铭文第二段第一行下部缺损部分，自郭沫若先生补入“曶”以来，似乎已经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该方案成为其他各种解释的共同前提。以此方案添补断句如下：

【曶】事（使）厥小子（究）以限訟于井叔。[8]

如此，可以断定，作器者——“曶”——就是“匹马束丝赎五夫案”的一方当事人，即本案的原告。积极方面考虑，无疑这意味着已经产生共识与权威性的解释；但换个角度，也许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紧要之处，一个不适当的补正，造成所有其他角色分配上的无所适从，无论怎样排列组合，似乎都不是那么圆融可靠，反倒是解释越多越离奇，越需要在文本之外构思补充更多的情节。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诸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晚近出土的秦汉法律简牍中的相关内容，尝试其他可能，以期走出这种迷津，即或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以试错排除的方式向其本相更靠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