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法先要明确调整范围

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属不属于立法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用目前比较流行的套路回答应当是：这是个伪命题。出现在单行法律规范的总则部分、直接影响该法律规范总体的适用领域、支配该法律规范后续各条文的应用，这样的内容不算原则，至少也应当算具有与立法原则同等地位的原则性规则。立法原则与适用范围，二者的区分只有学理上区分概念的价值，实践中没必要在此浪费时间。

法律规则的规制范围，即立法所调整的事项受法律规范约束的范围，是立法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失之于松、失之于紧都有失偏颇，只有“恰如其分”才是追求的目标。

例如，原2009年《兵役法》第37条中规定：凡18岁至35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除应征服现役的以外，编入民兵组织服预备役。这一规定，尽管是紧跟在“乡、民族乡、镇和企业事业单位建立民兵组织”之后，正常情况下应当理解为只有在已经“建立民兵组织”的“乡、民族乡、镇和企业事业单位”，才受如此约束。但考虑到其列明的例外是“除应征服现役的以外”，那岂不是所有“十八岁至三十五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要么服现役，要么当民兵。如此一来，民兵是不是太多了？实际效果会好吗？

于是，2011年该法修正时，相应内容前增加了一个限制性条件：“经所在地人民政府兵役机关确定编入民兵组织的，应当参加民兵组织。”“所在地人民政府兵役机关确定”不但使制度的落实有了责任主体，更重要的是使民兵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了。

由此提醒我们，制度设计要符合实际，首先要符合常理、符合逻辑。而事实上，这几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符合逻辑的事，既不符合常理，也无法落实。

同时，这个实例也进一步说明，立法技术与制度设计，二者虽然有表里之别，但对于由此所形成的法律制度而言，根本无法区分彼此：制度设计中存在问题的，很多情况下立法技术上都过不去。或者反过来说，立法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助于我们发现制度设计中存在的不可能实现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