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何看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起的百年争论
自从《起源》1884年首次问世以来，由于它实际享有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世记”的思想地位、理论地位，由于它确立的叙事框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所发挥的支配性作用，在一百多年以来的学术演进历程中，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譬如，在关于荷马时代有无国家的问题上，恩格斯在《起源》中写道：“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1]在恩格斯看来，“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2]即使是“野蛮时代”之“高级阶级”，依然是一个典型的氏族时代，依然是一个“前国家时代”。在《起源》一书的第四节，亦即在关于“希腊人的氏族”的专论中，恩格斯再次论及“荷马史诗”。他说：“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大多数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kleine Völkerschaften］；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3]在这里，恩格斯还以较长的篇幅引证了马克思的一段《摘要》，其中的最后一句是：“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巴赛勒亚［basileia］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马克思语）”[4]概而言之，在恩格斯看来，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国家尚未产生，还属于典型的氏族社会。
但是，20世纪中期以来，米罗那斯（Mylonas）、芬尼（Finley）等人的研究表明，“迈锡尼时代的王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国王不仅掌握了全部的政治权力，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他也拥有王国的神权。与这种集权式的政治结构相适应，迈锡尼时代的经济结构也是一个以王宫为中心的模式。”这就是说，在更加古老的迈锡尼时代，国家就已经出现在希腊。“从迈锡尼社会到荷马社会，在社会形态上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延续性。虽然到荷马社会，王权已不像迈锡尼时代那样牢固，以至于表示王权的词汇的意思趋向于模糊，但它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这种延续性并不仅仅局限在社会形态上。即使在芬尼所说的非延续性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土地所有制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延续性。虽然在荷马社会，对土地的占有经常表现为个人的自由占有，但也存在着芬尼所说的迈锡尼式的‘有条件占有’。”此外，“从荷马社会的内部结构来看，似乎也没有理由认为它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形态。”因为，“荷马社会继承了迈锡尼时代的王权及其观念。这也就是说，它承袭了迈锡尼时代所形成的国家形态。固然，由于迈锡尼文明的衰落，造成了中央集权的衰微，进入荷马社会，王权已经变得模糊起来。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说明荷马社会倒退到了原始社会的状态，它所反映的仅仅是王权的削弱。”[5]王权与中央集权的存在，就是国家存在的证明。按照这样一些论述，早在荷马时代甚至更早的迈锡尼时代，希腊就已经出现了国家。这样的观点与论证，都可以看作是对《起源》的质疑。
再譬如，俄国学者哈赞诺夫（Khazanov）注意到：“卡尔奈罗（1970）正确地批判了国家起源的‘自动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农业的发展自动地带来粮食剩余，经过一些中间阶段，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诞生。他强调，事实上农业并不是必然地产生剩余。剩余本身也不会必然地自动导致国家的形成。譬如，一个社会可能自动地停留在酋长制阶段，甚至也可能处于更低的水平。”[6]卡尔奈罗（Carneiro）批判的国家起源的“自动理论”，可以对照着恩格斯在《起源》中的论述来理解：“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7]比较这两种不同的分析理路，可以看到，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卡尔奈罗关于国家起源的观点迥异于《起源》对国家起源的论述。
在荷兰学者克列逊（Claessen）与捷克斯洛伐克学者斯卡尔尼克（Skahuk）合著的论文中，则直接针对《起源》一书提出了批评，他们写道：“依据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人古代历史上的材料，恩格斯概述了阶级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国家权力的产生。阶级的形成使得这样一种政治机构的建立成为必要，它是为保证统治阶级永久的最高权势而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机构其实就是国家，恩格斯的概述“指明了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即：一方面是私有制与社会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国家的起源。许多人的研究（Fried，1967；Godelier，1969、1970；Khazanov，1971、1972、1974、1975；Terray，1975；Eder，1976；等等）表明：这种关系并不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而且似乎也不像有些晚近的学者所设想的那个样子”。[8]
以上，还仅仅是几个孤立的学术例证。事实上，自《起源》问世以来，在世界范围内，130多年的时间里，对《起源》的批评与质疑从未间断。对此，我国已有学者做出了专门的“百年综述”。[9]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起源》是否还站得住脚？如何看待《起源》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百年争论？对这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看待。
从学术讨论的层面上看，特别是在人类学的专业领域，关于人类文明早期的某些细节，某些具体的判断，见于《起源》一书的论述确实存在着改进的空间，譬如，前述关于希腊国家的产生时间，就可以进一步讨论。随着考古学的进步，随着出土文物资料的不断丰富，还会更多地改写恩格斯在人类学方面的一些观点与论断，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早在《起源》第一版发表以后，恩格斯对此已有充分的认识。正如恩格斯在《起源》第四版的序言中所说：“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因此，我仔细地校阅了全文，并作了许多补充，希望在这些补充中恰如其分地照顾到了今天的科学状况。”[10]这段话可以表明，相对于1884年的《起源》第一版，1891年的《起源》第四版已经在恩格斯的手上得到了“修订与补充”。因为，那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在七年时间里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恩格斯愿意根据这些新进展，进一步完善《起源》，让《起源》能够自我生长、自我演进，能够与学术领域内的发展保持某种同步性。换言之，早在恩格斯生前，《起源》已经成为一个不断生长的文本，能够对学术界不断出现的新材料、新成果做出及时的反应。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对于《起源》一书建构起来的叙事框架，恩格斯则保持了高度的自信。同样是在《起源》第四版的序言中，恩格斯写道：“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14年了，这14年间，关于人类原始社会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职业的史前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观点。结果，摩尔根有一些假说便被动摇，甚至站不住脚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今天仍然有效。甚至可以说，越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越将获得大家的公认。”[11]恩格斯为摩尔根“建立的这个系统”辩护，就是在为《起源》建构的“系统”辩护。这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也是本文反复强调的地方：《起源》的核心旨趣就在于建立一个解释系统、叙事框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论述，几乎都可以在这个解释系统、叙事框架中来理解。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从什么样的角度看待《起源》引起的百年争论。如果仅仅是从人类学的专业学术立场上看，《起源》的一些论述完全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是，如果超越专业性的学术旨趣，从社会主义的立场看来，从共产主义的信仰来看，《起源》确立起来的“卓越的基本观点”与强大的解释“系统”，亦即《起源》所确立的解释系统、叙事框架，不仅“今天仍然有效”，而且不可能动摇。
事实上，已有学者注意到，“恩格斯研究人类学的目的，并非为了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是为了弄清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中间环节，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永恒的，而是可变的，要向更合理的社会转化的。简言之，恩格斯进行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人类学本身，而是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这就使恩格斯的人类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2]这个评论值得参考。我们则认为，《起源》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但又远远超越了专业人类学的价值与意义。如前所述，按照列宁的观点，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我们则认为，还应当给予它更高的评价，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世记”，乃是一部为社会主义奠基的著作。因为，它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的展开搭建了一个框架，确立了一个起点。虽然，它在马克思、恩格斯漫长的著述过程中成书较晚，但在理论逻辑上，却应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篇文献来阅读。因此，要弄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应当从阅读《起源》开始。
原文以《国家与法的方法论》为题，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4期，修订后收入本书。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24页。
[5] 黄洋：《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
[6] ［俄］哈赞诺夫：《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黄松英译，载［苏］安德列耶夫等：《古代世界的城邦》，张竹明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8] ［荷］克列逊、［捷］斯卡尔尼克：《关于早期国家的各种学说与假说》，杨玄塞译，彭小瑜校，载［苏］安德列耶夫等：《古代世界的城邦》，张竹明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页。
[9] 徐国栋：《家庭、国家和方法论——现代学者对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批评百年综述》，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2期。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12] 徐国栋：《家庭、国家和方法论——现代学者对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批评百年综述》，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