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十日记》：前六日

扬州的沦陷在关于17世纪中国的历史撰述中占有核心位置。这个故事经常被人提起。当时扬州城的一位居民王秀楚在这场浩劫中幸存下来，写下了一份关于城陷之后可怕的破坏经历的详细叙述。他的《扬州十日记》在整个18世纪都是一部禁书，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反清读物流传开来，随后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该书可能是关于明清更迭这段历史的最有名的叙事。14

除了这部叙事中透露的信息，我们对于王秀楚一无所知。他的家族看来已经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当躲避占领军的时刻来临之际，他带着怀孕的妻子和儿子，三位兄弟，一位嫂子，一位侄子，以及妻子娘家的三位成员一起逃难。王秀楚反复提到“扬人”，暗示着自己并非其中的一员。他描述了两名道德沦丧的扬州妇女，她们的行为有损于地方荣誉。15书中提到邻居乔承望是一名“西商”，这又将他王秀楚与山陕流寓区别开来（乔家来自山西襄陵，在扬州很有名望）。16

然而他很有可能是徽州人，尽管书中有一段话暗示他和自己的兄弟并非“富商”。17他生活在新城南部，紧挨着城墙，那里正是盐商聚居区。18他的邻居都是商人，在扬州这就意味着他们来自其他地方。他自己就可以支配大量银两，他的妻子也拥有金银珠宝。他的姓氏是常见的“王”字；汪姓在徽州更常用，但也有人使用“王”这个寻常的姓氏。此外，他的兄弟中有一位洪姓姻亲，这个姓氏在徽州很普遍。19这位亲戚就是书中提到的两名妇女之一。另一名郑姓妇女王秀楚并不认识，但“郑”也是常见的徽州姓氏。20书中将其他许多人描述为“扬人”或“服色皆扬俗”21，甚至是“西商”，但与此相反，他并没有对这些妇女的籍贯做出区分。

扬州城陷之时，王秀楚及其家族，此外还有其他数千人为何会待在该城？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有一句谚语说：“小难避乡，大难避城。”22这条原则往往被付诸实践。在清军到达北京之前，“数不清的男男女女，扶老携幼，蜂拥出城”。23再往南边，在福建浦城，郑元勋的侄子、在扬州出生的郑为虹，在守卫一座清军到来时几乎已被抛弃的城市中英勇捐躯。24

这种逃亡显示了人们对于中国军事战略的基本要素的本能理解：许多战斗都集中在城市。25不过对于扬州来说，城陷之前的一年以内，战斗进展并不怎么顺利。1644年4月25日，北京沦陷于陕西起义者、自称皇帝的李自成之手，但在那个时候，关于清军占领扬州的想法还显得很遥远。张献忠不久以前还在附近，这时则在西部的四川省施虐。他似乎更可能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威胁。26如果要选择的话，人们应该逃往何方？到了6月，扬州城面临着另一方向的威胁——当时南明将领高杰（？—1645）包围了该城。27根据戴名世的记载，此时确实有许多人逃离该城，前往北方的湖泊地区避难，但“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28

史可法被派往扬州解围，但高杰只是撤退到附近的河边城镇瓜洲。高部在那里的威胁性存在，有效地阻断了从扬州逃往南方的最短线路。1645年正月，高杰被谋杀，但他的军队还在。此外，没有了高杰的碍事，其对手黄得功（1594—1645）把目标瞄向了这座城市。这些动乱导致了难民的流入，不是降低而是增加了该城人口的规模。29比如王秀楚的妻子和嫂子，就是为躲避令人讨厌的高杰所部乱军，而在扬州被围前夕从附近的瓜洲逃入扬州。30

明朝末年，在空旷的路上旅行对于富人来说是件冒险的事。扬州居民中有许多盐商和木材商，他们在家里贮藏了足够多的财富，以至于后来能够向清军一次提供数千两白银以换取自己的性命。31是让自己的财富丧失于在乡野中游荡的士兵和土匪之手，还是利用它来帮助守卫这座城市？他们选择了后者。32史可法的到来给了他们乐观的理由。史可法从南京带来一支军队，各地忠义之士都跑来加入他的阵营。与日益膨胀的清军及其合作者相比，这些明朝力量的标志终将黯然失色，但他们近在眼前，敌人却很遥远。

根据王秀楚的记载，扬州居民几乎没有接到任何关于扬州之役的通告，但史可法的函件表明，他几乎在攻城前一个星期就知道该城注定要沦陷。史可法不久前曾经率领一支部队防守更北边的地区，但被迫连同自己的军队一起撤至城墙的掩体内。33阴历四月十九日（公历5月14日），他估计“扬城旦夕不守”。两天以后，他在写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34

相反，王秀楚对于战略形势的了解非常混乱，甚至在攻城开始之后，他还对步武严整的军队的出现寄予过一阵希望。他的记述从攻城前夕开始。当时满城都是明朝守军，这让户主们颇感烦恼。王秀楚试图通过宴请统兵将领摆脱这种不便。该城沦陷前的那个晚上，这名将领设宴作为回报，席中有位名妓在场。这名将领喜欢音律，打算用琵琶为她伴奏。这群人正聚在一起，准备狂欢一夜的时候，从史可法那里传来一纸消息。王秀楚写道：“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35

次日早晨一片混乱。狭窄的街道上突然传来马蹄的回声。明朝守军正在逃跑，敌人的骑兵在身后紧追，从北面进入该城。士兵们从城墙溃退下来，脚步震得屋顶的瓦片“咔咔”作响，手持弓箭的胜利者正在追逐失败者。衙门、生活区，还有私人居住区的卧室，都遭到无所顾忌的侵袭。不久就能看到占领者一方的士兵挨家挨户索要银两，夜幕降临之前，一场悲剧已经开始。雨一直在下，但随着房屋被点燃，大火在熊熊燃烧，“赤光相映如雷电”，照亮了黑夜。第二天，“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悲剧从阴历四月二十五日一直持续到五月一日。最后一天，曾经由高杰指挥但这时已投降清军的军队开入该城，“寸丝半粟，尽入虎口”。36

根据王秀楚的记载，城陷之后焚化的尸体达80万具，这个数字高得难以置信。明清战争的伤亡数字通常不可靠，原因很简单：战役和暴行的目击者无疑被展现在眼前的恐惧所淹没，根本无从清点那些死尸。数字通常以万计，其中传达的与其说是数目，还不如说是一种数不胜数的感觉。37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过，扬州被围时约有2万—3万人口，这个数字远低于王秀楚提供的死难数字，不过加上明朝军队的数字，足以说明城陷之后街上丢弃数千具尸体是可能的。38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认为这个估计数目对于扬州城本身而言太低，宁愿相信其他地方提到的同样是太高的数字：“扬州市民有100多万。”39当时扬州人口不可能超过17.5万，这是施坚雅估算的19世纪40年代初该城的人口数字。

最好将王秀楚提供的数字理解为仅仅是对这场惨剧之可怕程度的表述。处理全部尸体颇有难度，解决方案是将大量尸体堆积起来，然后点火焚化。40可即便如此，城里依然还有乱七八糟的尸骸。这年年底，当周亮工（1612—1672）来到扬州担任清代首任盐运使之时，他发现新城北部的广储门外有一座白骨堆成的小山。他为这些尸骸修建了一座公墓。41

并非所有的死亡都是侵城者造成的。江都地方志的忠义人物传中讲述了群众投水或上吊自尽的悲惨故事。42众多女性死难者尤其得到了关注。通过记录这些妇女的事迹，当地文人可以跟不那么光彩的扬州女人做斗争，后者或许可以被看作明朝幸存者不尽忠节的悲伤隐喻，甚至可以充当明朝为何灭亡的一个解释。王秀楚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见解，是由于看到一名扬州妇女在掠城期间与清军来往而促发的：

妇扬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予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乱也。43

妇女无疑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时期。根据王秀楚的记载，有的妇女在寺院中寻求庇护，但因为饥饿或者害怕而死在那里。还有的人被绑架，被带到遥远的地方，成为讲另一种语言的男人的妻妾，由此终了余生。44然而，地方志记录中尊崇的并非这些不幸者，而是那些选择自尽的妇女。张国华之妻史氏架起一堆柴火，坐上去并点燃了它，在火焰中死去。45同样，张嗣祥之妻鲁氏和儿媳桑氏，用柴火堵住门口，然后在屋内点燃一把火，家里四十七人被烧死。46

史可法也死了。他的遗体从未被找到，但他的衣冠被葬于城北护城河边的梅花岭。这里因为种植了一百株梅树而得名。1592年，当时的扬州知府曾经在此修建了一座园林。47一个多世纪之后，扬州的常客全祖望（1705—1755）写过一篇短文纪念这个地方，其中记载了死在史可法身边的一些英勇坚贞的官员：

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遂为诸将所拥而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至，马副使鸣騄、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劝之降。忠烈大骂而死。初，忠烈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48

正如全祖望注意到的，关于史可法的事迹还有其他版本。有人称自己亲眼看见他骑着一匹白马而走，有人说他从城北天宁门离开了扬州，有人说他自己投入了长江。还有人说他根本没有死，许多后来的起义者都打着他的旗号。49如此多的起义，如此多的故事，意味着这位明朝的英雄将徘徊在清朝上空，直到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