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翻译《真理与方法》和写《解读》的由来和形成过程

我接触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是在1983年，当时我获得联邦德国洪堡研究基金资助，正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原在国内所接受的哲学教养除了传统哲学外，主要是英美的分析哲学，因此当我一踏进当代德国哲学圈时，我对他们当代的哲学感到非常陌生。记得有一次我从大学课程表上看到Hermeneutik这一词时就非常奇怪，我曾就此一词问过慕尼黑大学一位年轻的博士，正是在这位博士的推荐下，我才知道伽达默尔这本书。我还记得这位博士当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要想理解我们德国的当代哲学，你非得先读此书不可。继后我在德国几所大学的哲学教学中确实发现，尽管有些德国哲学家并不完全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但在他们的哲学讲课中总带有深厚的诠释学意识，甚而广泛地使用了一些哲学诠释学的术语。

我自己的这一经验使我意识到，当时我国西方哲学方面的研究至少落后西方二三十年。记得伽达默尔晚年曾回忆他的《真理与方法》出版时的困难时说：“关于书名问题也麻烦十足。我的国内外同行都期待着把这本书作为一种哲学诠释学。但当我建议用哲学诠释学作书名的时候，出版商就反问我：什么叫哲学诠释学？看来更好的做法还是把这个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名称作为副标题的好”。3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德国，Hermenenutik对于普通的出版商还是一个陌生的词，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对此词的陌生性就不只是普通的群众，而且还有专业的哲学工作者。记得我在1979年末曾参加了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赴德国参加黑格尔研讨会回来的代表汇报会，会上就提出诠释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哲学观点。这种情况显然就意味着我们与西方学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哲学研究距离，唯有对这种距离有明确的意识，我们才能提高我们的哲学研究水平。

1984年，我从慕尼黑大学转到杜塞尔多夫大学进行哲学研究。我的学术顾问是卢茨·盖尔德赛策（Lutz Geldsetzer）教授，这是一位精通十余种语言的德国少壮派哲学家，他不仅熟悉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而且也了解中文、日文、梵文。他的广博的哲学史知识使他对哲学有一种深刻的洞察力，正是这一点使他在40岁左右就取得大学哲学教授位置。这在当今德国实属罕见。我俩是同龄人，并有共同的兴趣，不久我们就成了学术知己。我们在德国合作编译了《中国哲学基本辞典》三卷，4并共同撰写了《中国哲学之基础》一书。5盖尔德赛策教授对德国诠释学研究有独到的贡献，他曾编辑出版了一套诠释学古典读本丛书，这套丛书曾使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第2卷中三次提到他，并对他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自从卢茨·盖尔德赛策重印了一系列诠释学的新材料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讲授以往的诠释学历史”6，而且还说：“盖尔德赛策对这些新材料加上非常仔细、令人叹为观止的博学的导言。”7正是在这种学术气氛下，我开始研读《真理与方法》。不过说实话，这部著作是非常难读的，尽管有盖尔德赛策不时地为我释疑，但对于我这个毫无这方面知识背景的人来说，要真正理解此书的内容，仍实属不易。为了便于理解起见，当时我还找来了英译本，谁知这第一个英译本（1975年）反而给我带来更多的误解，直到后来我的好友傅伟勋教授从美国寄给我第二个英译本（1991年），才对我理解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985年我回国后，在一些友人的劝告和敦促下，我开始翻译此书。我当时之所以翻译，主要还是为了更仔细地阅读和理解，我从不会为了翻译而翻译，我的翻译作品都是在我的研究指导下进行的。我翻译《真理与方法》，当时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我在该书译后记中所说：“从某一个意义上说，我花这样长的时间只从事一部著作的翻译工作，似乎有些得不偿失。我的一些亲朋好友也曾经以此指责我说，我本可以利用这几年经常出国与德国哲学家进行直接联系和学术交流的好时机，写出一部关于诠释学甚而当代德国哲学的专著。尽管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只重论著不重翻译的学术评定倾向下，但我仍要争辩说，需知西方哲学发展至今日，其内容之广泛和其意义之深奥，实非我们仅以几年时间写出的一部学术专著所能涵盖的。与其写一部阐述自己尚未成熟看法的专著，还不如译介一部有影响的经典著作对我国读者来说更为重要一些。”8正是这样一种看法使我对这几年的辛苦劳作没有感到可惜。扪心自问，反而有一种自慰。如果我国年轻的读者能被这本书引导去踏实研究当代西方哲学，译者这几年来的苦心就算没有白费。我想，在我们学术界现今都普遍倾向于急功近利的情况下再次强调这一点，似乎并不多余，而是更有必要。

诠释学对于我国今天的一些读者来说可能还不算陌生，但不管怎样，这只是最近十余年内的事。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通过东德和日本的一些哲学译文接触到这一名词，但对其内容却完全不了解，只是到了80年代，由于当时所谓存在主义热，一些个别的学者开始对当代西方这一哲学倾向赋予了注意，特别是在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出版的《哲学译丛》以“德国哲学解释学”为题出了一份专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的诠释学研究。在此期间，我国哲学界组织了两次关于诠释学的专题研讨会：一次是1987年在深圳大学召开的首届诠释学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我们邀请了德国哲学史学家盖尔德赛策教授作了题为“什么是诠释学”的学术报告，与会的中外哲学家就诠释学的历史、主要观点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别作了广泛的讨论；另一次是1991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二届诠释学学术讨论会，与会30多名哲学研究学者就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和德里达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些活动无疑都促进了我国的诠释学研究，以致诠释学在我国今天已成为一个拥有越来越多研究者的专门研究领域。我的《真理与方法》的翻译显然就是在这种气氛的促进下继续进行的，从1986年开始，直至1995年结束，长达十年。

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德文版至今已出了5版，除1960年初版外，尚有1965年、1972年、1975年的修改版以及1986年的著作集版。其中1975年第4版为标准版，一卷本，共553页，书中除《真理与方法》正文外，还包括附注、论文“诠释学与历史主义”和第3版后记。1986年著作集版（第5版）在原有的第4版基础上大大扩充，成为两卷本，第一卷（诠释学Ⅰ）为《真理与方法》正文，第2卷（诠释学Ⅱ）收集《真理与方法》出版前后有关论文共31篇，分为导论、准备、补充、发展和附录五个部分。这两卷共1027页。我译的《真理与方法》中译本共有三个版本：一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根据第4版标准版的上下册大陆版（1992年，1999年）；一是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依据第5版的第一、第二两大卷海外版（1993年，1995年）；一是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大卷中译本修订版（2007年，2011年，2013年）。

在翻译过程中，我参阅了魏海默（Joel C. Weinsheimer）的《伽达默尔诠释学：〈真理与方法〉解读》（Gadamer’s Hermeneutics: A Reading of Truth and Metho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针对《真理与方法》有些难读的章节，我甚至翻译了魏海默书的相关段落。这可以说是我这本《〈真理与方法〉解读》的基础。当然，魏海默的解读本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读者，为此，我在翻译《真理与方法》的具体过程中，也慢慢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扩大魏海默的解读本的内容。这就是我的最初《真理与方法》解读本的起源。因此本解读本里有些地方可能还保留魏海默的解释，甚而有些段落可以说是他那本书的翻译。我的最初小本解读本《理解的真理》出版于2001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2001年后，我曾在台湾几所大学开讲《真理与方法》，听课的都是哲学系和中文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我采用了德国Seminar（研讨班）形式，在课堂上除我讲解外，还提前让学生作准备，在课堂作导读，最后大家讨论。几年间，有几位博士生对《真理与方法》大感兴趣，在年轻研究生的鼓动下，我决定扩充十余年前出版的那本《理解的真理》。最初我想和林伯宏、赖柏霖、王立业、许育嘉等研究生共同来搞，他们也花了不少时间进行整理，但后来由于他们要写博士论文，不能有太多时间花在这上面，另外要真写解读，对研究生也是一桩不容易的事，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由自己一人来完成。不过，在这本扩充的新的《〈真理与方法〉解读》里，还有不少赖柏霖和林伯宏的心血。

解读本究竟应怎样写呢？中国传统有一套经典注释的方法，即所谓经、传（记）和注（说）的三层格局。清人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说：“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这三层格局，三国时东吴人杨泉有一比喻：“夫五经则海也，传记则四渎，诸子则泾渭也。”初唐长孙无忌谓：“昔者圣人制作谓之为经。传师所说则谓之为传，丘明、子夏于《春秋》《礼经》作传是也。”这就是说，在我国的传统经学系统中，经为核心，传、记为辅翼，注解、章句、义疏则锦上添花矣。根据我国经学这种传统，我们这本解读也试图采取这三层结构。首先，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正文是经，对正文的一些直接解释是传，而对最初解释的进一步补充则是疏。因此我们这本《〈真理与方法〉解读》分大小字，大字是传，小字是疏。由于各版中译本页码不尽相同，而中译本每版边页都附有1986年著作集德文页码，因此为了统一起见，本解读本均注德文页码。

最后，我需要指出，本解读只是我对《真理与方法》一书的一种读解方式，它只是对伽达默尔文本的一种可能的理解，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可能的误解，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它是一种确定的解释。它的效用只能是一种参考。当然有时候，即使是一种错误的参考，也可能具有某种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