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走在官方与民间之间：文津图书奖
2008年一位老先生带着几本书来到国家图书馆，找到文津图书奖组委会办公室，交给工作人员。是责编请他送样书过来的，工作人员没有说什么，老先生也没有多问就回家了。过了半年老先生几乎忘了这件事，突然传来消息：这本书获得了第四届文津图书奖。这位老先生就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朱祖希先生，他花费了十年心血写成这部《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获奖这年朱祖希先生71岁。
2008年12月25日国家图书馆举办了第四届文津图书奖颁奖仪式，时任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的任继愈先生向朱祖希先生颁奖，同届获奖的作者还有庞朴、钱理群、杨绛、卞毓麟、李零，以及美国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艾伦·韦斯曼（Alan Weisman）、徐中约（Immanuel C. Y. Hsü）、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等。
2015年第十届文津图书奖颁奖仪式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隆重举行，朱祖希先生再次受邀出席，但这次他不是来领奖的，而是作为颁奖嘉宾向获奖作者颁发奖牌。同时，朱祖希先生和其他部分获奖作者还向盲人出版社捐赠了自己获奖作品的有声版权。
文津图书奖的设立
2004年，也就是图书馆界正式提出“全民阅读”的同年，国家图书馆詹福瑞馆长提出了关于设立文津图书奖和文津读书沙龙的创意，欲以此服务大众阅读。此时国家图书馆正在酝酿的“以传统的文献服务为基础，以现代信息服务为主导，以文化教育服务为新的增长点，构造知识型服务体系”1这一全新定位呼之欲出。
阅读更多的是一种私人行为，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想要读的书，但是面对每年出版的几十万种图书，读者的确容易陷入无从选择或者盲目选择的困境。因此，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服务性文化机构，承担起为公众终身学习提供平等条件的使命，以推动全民阅读为自己的责任，成为大众阅读的引导者、推动者和服务者。事实上，国家图书馆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意识地“指导阅读、推荐优秀图书、介绍作家作品、阐述学术问题”2。而文津图书奖正是国家图书馆进一步探索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去倡导全民阅读、服务全民读书的举措。正如詹福瑞馆长在第二届文津图书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的那样：“为学术津梁，是国家图书馆应尽的责任；做文化使者，是国家图书馆神圣的使命。”3他希望“随着文津图书奖一届一届地办下去，能有更多的获奖图书作者走进文津读书沙龙，与读者面对面地交流与沟通，使文津图书奖能真正成为写书人、出书人、读书人之间互动的桥梁”4。
文津图书奖计划每年举办一届，每届评出获奖图书十种、推荐图书若干，评选范围包括前一年度公开出版发行的中文版图书，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图书，特别是对青少年有益的图书。奖项定位为：公益性、普及性和以读者为主体。评审工作由组委会策划组织，首届专家评委有任继愈、王蒙、詹福瑞、郭正谊、胡显章、雷达、梁晓声、王渝生、赵忠心、周国平、夏欣、杨虚杰、庄建等。文津图书奖以“文津”为名，取“文化津梁”之意，希望这个奖项能够在图书馆与读者、作者与读者、出版社与读者之间发挥连接、沟通、引导的作用。同时，“文津”一词也最具国家图书馆特色。众所周知，“文津阁四库全书”被读者称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门前的大街也因此定名“文津街”，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主大厅取名“文津厅”，南区广场称为“文津广场”。文津图书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
2009年，文津图书奖与相关的文津读书沙龙共同荣获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颁发的“全民阅读优秀项目”。
官方的还是民间的？
在文津图书奖推出之前，我国已经有公认的图书“三大奖项”，即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1997年由文化部牵头、九部委共同发起了以“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为宗旨的“知识工程”，并向社会公布“知识工程推荐书目”。但是，这些奖项多由政府评出，广大读者仍然缺少属于自己的、能够广泛参与的图书奖。文津图书奖填补了这一空白，拉近了优秀图书评选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近年来，各大书店特别是网上书店都纷纷推出自己的畅销书排行榜，它们或以各大书店图书销售业绩为依据，或为图书营销手段操控，增加销量是其追求的目标。而其他一些机构举办的形形色色的图书奖项也难与商业利益撇清关系，评选的图书质量难以保障，甚至被指误导公众。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对评奖进行了规范和清理。文津图书奖由中宣部备案予以保留。同时，文津图书奖是第一个由图书馆组织评选的图书奖项，读者可以直接参与文津图书奖的评选，而专家评审、图书馆评审、媒体评审也基于读者的阅读需求参与评选工作。这使人们觉得文津图书奖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
公益、公正可不可以接受赞助？
文津图书奖在设立之初就确定了基本原则，首先就是公益性。这个奖是非营利的，也不收取评审费，所有费用由国家图书馆承担。设立之初，考虑到社会上一些评奖项目的乱象，其中不乏以营利为目的者，因此要保证这个奖真正是为读者阅读而设，确保评选公正，就绝不能接受跟此奖项有关的利益方的赞助。2005年12月22日在首届文津图书奖颁奖仪式上，詹福瑞馆长讲道：“今天，首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揭晓，……获奖者都是在该奖揭晓前一两天才得到的消息。‘文津图书奖’是一个读者奖，完全由读者和专家评出，为了避免商业因素的‘运作’，获奖者都是在最后时刻才知道自己获奖的。”
例外的是，2013年国家图书馆因为没有经费拨付给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而接受了加多宝集团赞助的300万元人民币。在合作过程中组委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加多宝是一个制度非常健全、管理非常严格的企业，层层审批合同的流程丝毫不逊于机关单位。而在整个评选过程中，作为赞助方的加多宝并没有任何干预评选的行为或者企图。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合同规定的权益上，比如在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展览的会衔和纪念册上要印有“支持单位：加多宝集团”的字样，安排专人在颁奖仪式现场监督组委会办公室把加多宝集团生产的饮品摆放整齐并提供给来宾。
那时正值加多宝和“中国好声音”节目合作的蜜月期，2012年冠名费为6000万元，2013年增加到2亿元。与2亿元相比，同年赞助文津图书奖的300万显得不值一提。但冠名“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广告效应也的确相当大，主持人说的最多的一句广告语“正宗好凉茶，正宗好声音”成就了合作双方。加多宝与“中国好声音”的“恋情”前后持续了四年，在“分手”的时候，《第一财经日报》曾报道：“不冠名‘好声音’可能并非只是冠名费用的问题，加多宝是一个很务实的企业，有非常清晰的品牌定位和战略需求，这些年你能看到加多宝选择的合作方，都非常精准，没有白花的钱，即便外界看来贵得离谱，但其实一点也不亏。”5
在与国家图书馆接洽之初，加多宝也提出过冠名权的问题，但是被国家图书馆拒绝了，这显然是必须坚守的原则底线。试想奖项名称若要出现“加多宝文津图书奖”“加多宝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国家图书馆加多宝文津图书奖”之类的字样，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加多宝集团没有干预评选，也没有冠名，但在合同期满后也没有主动提出继续提供赞助的意向。而此后文津图书奖也再没有接受过赞助，国家图书馆确保了每年的经费投入。
支持相关的公益活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公益事业单位接受企业赞助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所顾虑的，前者由于考虑到自身的属性而颇多顾虑，后者则担心花了钱却见不到宣传效果。而在国际上，这种赞助是普遍存在的，公开、透明的企业赞助或个人赞助有利于推动公益事业，也有利于企业和社会良性互动。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总则第六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设立公共图书馆或者向公共图书馆捐赠，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和其他扶持政策。”有了法律的保障，今后图书馆可以打消顾虑，企业的捐赠行为也将得到进一步鼓励。
同时，“文津图书奖”创立时就坚持的回避出版商等利益相关方的赞助，也是必须的。如果一个图书奖项接受的是出版商的赞助，那么即使赞助者没有利益交换行为，其公正性也会受到质疑。
文津图书奖专家评审、著名作家周国平先生用“纯粹”“干净”来形容文津图书奖，说它从书的品质出发，没有商业炒作和暗箱操作。多年来，文津图书奖摒弃功利实用色彩、注重公益和文化、为读者寻找好书的精神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要不要反映社会现实？
文津图书奖的评选范围有一个重要的界定，就是评选的是非虚构类作品。这源于奖项设立之初向评委征求意见时，大家达成一致：国内权威的文学作品奖项已经很多，如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文津图书奖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有别于其他，应该定位于非虚构类作品。
而非虚构类作品本身就是反映现实的，非虚构写作必然介入现实，李敬泽曾在接受采访时讲道：“尤其是中国，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急速发展、变化特别剧烈的国家。改革开放的短短三十多年，相当于把别的国家上百年历史走完，这些都是（非虚构写作）题材的富矿。”6
每一届文津图书奖都会有一些关注现实的图书获奖，包括经济发展问题、农民工问题、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教育问题、历史问题等。在第六届“文津图书奖”终评会议上，有些评委提出获奖图书中是不是反映现实的作品多了，时任评委会主任的詹福瑞馆长坚定地说：“文津图书奖就是要反映社会现实！”那一届获奖的图书名单中有关于国家发展的《重新发现社会》、填补历史研究空白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揭露新闻真相的《别对我撒谎：23篇震撼世界的新闻调查报道》、反思互联网弊端的《网民的狂欢》、反映70后成长经历的《七十年代》、描述台湾三十年社会巨变的《我们台湾这些年：1977年至今》、刻画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等。
有些读者误以为非虚构作品就是不包括文学作品，其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也属于非虚构作品，例如第七届获奖图书《巨流河》是纪实小说，第二届获奖图书《退步集》、第四届获奖图书《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第五届获奖图书《亲爱的安德烈》等则为散文随笔。另一方面，如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我是独自行进的。我从事的是我感兴趣的事，我是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 她指的是：非虚构作品是由个体进行的个性创作，展示的是个人的视角与观点，以现实或历史为素材，目的在于揭露真相，或接近真相。它的态度是质疑、反思与寻找，而不是歌颂、认同与证明。瑞典学院将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阿列克谢耶维奇，颁奖词是：“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与勇气的纪念。”这说明诺贝尔奖对当今非虚构文学写作的鼓励。
因此，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反映社会现实是其自身“非虚构”的定位所决定的。如果它既不评虚构类作品，又排斥反映现实的作品，那么又有哪些书会获奖呢？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又何在呢？
奖项设置与图书分类
说到谁能将图书科学地分类，最权威的莫过于图书馆了，而在中国最详尽的图书分类工具书则莫过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但是对于图书奖项或者推荐书目来说，为了使读者易于接受、易于推广，则会采用更加“接地气”的分类方法。因此社会上的各种图书奖项、图书排行榜都有自成一套的分类方法，这些方法未必科学、准确，却令人一目了然或耳目一新。中央电视台“2016年度中国好书”盛典将奖项分为主题类、文学艺术类、科普生活类、人文社科类、少儿类、年度荣誉六大类。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奖项则分为小说、诗、非小说与青年文学四类，另外还有表彰作家终身成就的“卓越贡献奖”。
文津图书奖总体上将奖项分为获奖图书和推荐图书。获奖图书10种，可以空缺。推荐图书实际上相当于入围奖或是提名奖，自第七届开始每届限定不超过60种，可以空缺，事实上也经常出现空缺的情况。
从图书类别的角度，自第七届起开始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实际上自第一届起这三类图书就都在评选范围之内，并且每届这三类图书都有入选，只是没有在评选办法中固定下来，也没有对每个类别的入选数量做出限定。从第七届起，在终评过程中10种获奖图书通常按照5种社科书、3种科普书、2种少儿书的名额来分配，终评会议上评审专家相应地分为社科组、科普组、少儿组。但三类图书名额分配并非硬性规定，最终还是要根据图书的质量和专家评审的讨论结果产生获奖图书。
但这种分类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一是社科、科普两类是从学科角度进行的粗略划分，而少儿类则是从年龄阶段所做的划分。划分标准的不同造成了交叉，例如科普书既有给成人看的，也有给少儿看的，目前给少儿看的科普书就被列入了少儿类，那么科普类实际上就成了成人科普类。社科类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给少儿看的社科图书列入少儿类，而社科类自然就成了成人社科类。这还是相对容易处理的问题。复杂的情况是，有些书其实是家长和孩子都适读的，简单划入少儿类并不合适。例如绘本作家几米的作品《我不是完美小孩》和《忘记亲一下》曾先后于第七届和第十一届被评为获奖图书和推荐图书。几米的作品反映了当代都市人的精神情感状态，评论认为“其中既有童年的天真凝视，又有成人的冷静回眸，不论是成人还是少年儿童，在几米的作品中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体悟”。可见，将这两种书划入少儿类其实是不够准确的。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次终评会上某一种图书在社科类和少儿类两个分组讨论的会议室之间被送来送去，两个组别的评委都认为它属于对方的类别。近年来亲子阅读备受关注，它既可以指一种阅读形式，也可以指一种图书类别。第八届的推荐图书《父与子冒险书：父亲和儿子共同冒险手册》是一本适合父亲和儿子一起阅读的书，精选了父与子都爱玩的冒险游戏，在培养男孩动手能力和冒险精神的同时，还为家长提供了男孩教育中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让父与子在冒险的过程中成为最好的朋友。这种写给家长和孩子一起读的书颇受家长和孩子的欢迎，这一方面为亲子阅读提供了更多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也给奖项设置与图书分类提出新的问题。
二是文津图书奖评选范围所强调的“非虚构”在前六届都没有任何疑问，但从第七届开始随着少儿类中纳入了儿童文学，虚构类的儿童文学作品也进入了获奖图书和推荐图书的书目。例如上述几米的作品之所以最终划入少儿类也是因为只有少儿类才允许虚构作品参评。于是现有的“评选范围是××××年××月××日至××××年××月××日（以版权页记载时间为准），由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出版机构在国内正式出版、公开发行（包括限国内发行）的汉文版非虚构类图书”，这一对评选范围的描述变得不准确，能够认真分析、正确理解这段话的推荐者一定不会推荐虚构类的儿童文学作品参评，但其实这类作品已经连续几届获奖了。实际上需要强调“社科类、科普类的非虚构图书，少儿类图书不受是否虚构的限制”，才够准确，但如果这样表述也使评选规则变得更加复杂。
三是文津图书奖的社科类图书中其实也包括了人文类图书，而这种包含关系是不恰当的。众所周知，人文科学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沉淀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社会科学则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讨论中，南京大学的徐雁教授就曾对文津图书奖将人文类图书纳入社科类提出疑问。当然人文和社科紧密相关，若不想增加类别亦应将社科类改为人文社科类才够准确。
四是跨学科图书使得社科类和科普类图书的界限日益模糊，虽然这类跨界作品中的佼佼者仍属凤毛麟角，但它们的入围总会引起评委们的格外关注，同时也引起在分类上的争论。第十届的推荐图书《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作品，是享誉世界的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翁贝托·艾柯的演讲及文章合集，内容横跨历史、文学、美学与科学的多元向度。第十一届的获奖图书《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的台湾原版书名为《中国文学植物学》，可非常直观地看出其为跨学科作品，作者潘富俊是一位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科学家，他以广博的知识在古典文学与植物世界间纵横穿行，通过这本书搭建起一座沟通文学与自然科学的鹊桥。第十二届推荐图书《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也是一部跨界作品，对唐诗中涉及的树木、花草、虫鱼、鸟兽、天文、地理、气象和水文等自然景物以及各种社会人文现象进行了科学地分析和考证。跨学科作品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整合各学科的视角、方法和知识，对于突破人们的固有思维，获得新的发现、认识和解决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跨学科作品的出现对于文津图书奖的现有分类也提出了挑战。
要本土原创还是要译著？
表1-1 历届文津图书奖本土原创与译著情况统计表
注：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柠檬蝶》一书为中外作者合作创作，中国作者著，外国作者绘，在此暂不计入统计。
文津图书奖从创立之初就抱着鼓励我国本土原创作品的愿望，对译著的获奖比例做了控制。在第七届之前原则上要求译著不超过获奖和推荐总数的1/3，从第七届开始改为不超过获奖和推荐总数的一半。从统计数据来看，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符合要求，其他8届皆超出比例要求。这当然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出版实际状况的反映。本土原创作品质量不佳，译著的比例才会频频超标。况且这已经是评委们极力控制译著比例了，否则还不知要高到哪里去。
2014年10月，在“三联· 哈佛燕京学术及出版论坛”上，有学者针对国内学术出版状况直言：“不客气地讲，有很多东西印出来的是字，但在我眼中来看是垃圾。”7该论坛是为纪念“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20周年而举办的，这一知名书系专门着眼于中国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事实上，在本土原创作品中能够符合文津图书奖所要求的学术研究与大众普及相结合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
根据数据，由于10种获奖图书比60种推荐图书的分量更重，更加彰显奖项的定位，因此对获奖图书中译著数量和比例的把握也更加审慎，历届都没有超过一半。也正是受此影响，优质的译著只能更多地出现在推荐图书中，这造成有6届推荐图书中的译著数量超过本土原创或与本土原创持平。
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评选结果发布后，有一家媒体针对少儿类推荐图书译著多于本土原创提出批评，或许这位记者对出版现状缺乏了解或是不能客观对待。若要彻底解决这个每届都令评委头疼的问题，显然只有期待我国本土原创作品质量普遍显著提高。
而在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揭晓的报道中，几乎所有媒体都强调：“10部获奖图书中，……难能可贵的是有7部是本土原创作品，3部翻译作品，本土原创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比起往届有所提高。”但实际上，第七届和第十一届都有8部本土原创作品获奖，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则都有7部本土原创作品获奖。显然第十二届获奖图书并没有报道中所称的本土原创作品数量提高，恰恰相反，还比刚刚过去的第十一届有所下降。至于报道中所说获奖图书中本土原创作品质量比往届提高，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结论从何而来，又是以何种方式对历届作品质量进行了比较？
“译著就是外国的作品”，这种刻板印象扎根在大多数人头脑里，人们却总是忽略译著是译者再创作的成果。嘉奖译著不仅是对原作品和原作者的认可，也是甚至更是对再创作和译者的肯定。而译著的入选正是国际视野与文化自信的表现。有了这种意识，面对译著和本土原创的问题时或许会少一些纠结，多一份自信。当然，如何处理本土原创和译著的关系最终应该由奖项的定位决定，如果奖项规定只允许本土原创作品参评，而不允许译著参评，那也是一种定位。
为何图书馆界积极响应？
表1-2 第八届至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参与图书馆数量统计表
文津图书奖的联合评审和联合推广工作借助于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平台开展，由各成员馆自愿报名参加。参与参评图书推荐和初评评审工作的图书馆为联合评审单位，参与巡展等推广工作的图书馆为联合推广单位，部分图书馆两项工作都参与，既是联合评审单位也是联合推广单位。从表1-2中可见，自第八届以来，参与文津图书奖的联合评审图书馆和联合推广图书馆数量逐年递增。那么，为什么文津图书奖会引起图书馆界的积极响应呢？
第一，阅读推广已成为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任何一家大中型图书馆都不可能将阅读推广排斥在本馆业务之外，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被广泛认可。在信息来源渠道增多、到馆读者数量减少的趋势下，阅读推广在吸引公众关注图书馆、走进图书馆、引导阅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将阅读推广列入公共图书馆应当免费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服务项目，这就在法律上确定了阅读推广与图书馆的关系。第二，图书馆界认同阅读推广需要以合力来推动。虽然各地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都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各自为战的效果毕竟比不上举全图书馆界之力共襄盛举。正是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认识到这一点，参与文津图书奖的单位才会逐年递增。第三，国家图书馆自身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作为一个全国图书馆界的奖项，没有国家图书馆牵头是难以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图书馆在业界的引领作用同样体现在阅读推广方面，国家图书馆在全社会的影响力使得所有参与文津图书奖的单位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北有文津、南有陶风”
南京图书馆多年来连续担任文津图书奖的联合评审单位和联合推广单位，对待相关工作极为严谨认真。无论报送参评图书，还是进行评审，都会由馆领导专门召集各部门主任、专家开会讨论决定。
2010 年，南京图书馆设立了自己的公益性图书奖——陶风图书奖，以江苏省内由政府批准成立的18家出版社（江苏电子音像出版社不在其中）正式出版的中文图书为评选对象，着重评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大众读物，内容侧重于提高大众人文修养、传播科学知识的图书，每届评选获奖图书 10 种，提名图书 50 种，采用馆员荐书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选。至2018年，陶风图书奖已经成功举办七届，参评图书由第一届的约150种增长至第七届的400多种。活动得到江苏省出版界的认可与重视，读者关注度逐步增强，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
陶风图书奖的名字源于1909 年兴建的“陶风楼”，它是南京图书馆的前身江南图书馆的书库和阅览楼。由地方馆开展此类图书评选活动，在国内尚属首创。其评选宗旨是关注江苏地方出版物、推荐优秀图书特别是国学图书，以引领大众阅读好书，通过对优秀图书的推荐、评选，引导广大读者关注传统出版书籍并使之产生兴趣，进而养成良好的个人阅读习惯，培育淳厚的社会阅读气氛，促进民众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
南京图书馆原党委书记方标军先生曾表示，要“扩大陶风图书奖的评奖范围，加快形成‘北有文津、南有陶风’的格局”8，彰显了江苏省作为文化大省的风范以及南京图书馆的社会担当。
1 施芳：《国家图书馆：人才兴馆 科技强馆 服务立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经验》，《人民日报》，2006年4月2日。
2 《北京图书馆十年》，《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845页。
3 王坤宁：《十力作折桂第二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新闻出版》，2007年4月24日。
4 同上。
5 《四年恋情落幕 加多宝停唱“中国好声音”》，第一财经，2016年4月14日，http://www.yicai.com/news/5002837.html。
6 《中国非虚构写作再次迎来春天？》，中国青年网，2015年10月16日，http://news.youth.cn/jy/201510/t20151016_7214605.htm。
7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诞生20周年：助力中国学人的成长》，南都网，2014年10月31日，http://paper.oeeee.com/nis/201410/31/287671_7.html。
8 方标军：《在南图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上的讲话》，南京图书馆官网，2014年1月18日，http://www.jslib.org.cn/njlib_gqsb/201401/t20140118_123914. 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