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农民与高层政治

1.1 农民的政治启蒙1

首先，向中道网和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社团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举办这场以本人新著为主题的读书会。看到这么多年轻学人关注并研究农民问题，本人很受鼓舞。

最近两年，本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农民与政治”。可以说，新近出版的著作《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农民的政治》都是在这个方向上的调查与思考。为了大家更充分地展开讨论，我今天结合关于当代农民的观察，重点谈一下农民的政治启蒙问题。

一、农民与中国政治

有一种看法，认为农民不能真正影响实质性的政治进程，甚至说，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农民的位置无足轻重，可以不在直接视野之内。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对，起码说不全面，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农民问题在中国政治上的特殊地位，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中国的政治现实看，农民中还有不少问题被隔离在高层政策议程之外，就是说，高层在商定有关农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时，农民的要求无法“上达天听”，也就是说，在体制上农民无法真正地直接发出声音，而在高层，往往持不同的政策意见者都声称自己的意见代表了农民。长期以来，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农民基本上都处在这样一种“被代表”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农民虽然无法直接参与政策进程，但是他们并不是对这些政策决定俯首帖耳。当这些政策进入农村，进入农民生活，农民总是要用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和选择，并且以自己的具体行动最终决定这些政策的成败，甚至从根本上抵制和改变这些政策。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就是重要的例证，改革以来一系列重要政策的改变也表现了农民的这种力量。可见，农民不仅被高层政治活动所影响，而且也内在地、深刻地影响高层政治。

审视历史可以看到，当面对那些自称代表了农民诉求、实际上损害了农民利益的政策安排，农民会不断地做出抗争，以顽强的努力迫使政策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对于农民和一些地方政府来说，这个过程都充满了痛苦，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改革初期围绕人民公社制度的立与废，改革以来围绕乡镇企业、农民流动等问题，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发生过艰苦的对抗。一个重要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如何让农民的利益诉求更好、更早、更有效地进入政治决策，使政策议程与农民需求表达实现内在的一致，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抗争所造成的高昂成本。

在此基础上，也就自然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什么样的政治安排更能实现农民利益的有效表达，而不是莫名其妙地“被代表”。或者说，什么样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我想强调的是，农民也是政治的主体，政治不能忽略农民，政治不仅仅属于政治家。

历史的进程还有力地显示：对于农民来说，所谓的“好的政治”不是凭空产生的，在许多时候，这些所谓“好的政治”其实导致了灾难。曾几何时，政策失误导致大饥荒，民生凋敝，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这里的问题很值得深思。

错误政策的制定者固然需要谴责，但是，历史的责任却不能全部推给这些领导者。错误的政策得以实施，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民众自身的责任。如果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利有了充分的认知，对政治的本质有了清楚的认识，对于政策过程有强有力的参与诉求和介入能力，那些巨大的“政策性”灾难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所以，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这就是民众的政治能力问题，或者说是公民能力建设问题。这样，就回到一个老的话题，那就是公民启蒙。

二、村民自治与民主启蒙

民主的启蒙，可以说是公民能力建设的核心部分。说到农民与中国民主，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村民自治。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工作实务，村民自治都遇到了瓶颈，有说法是“碰上了天花板”。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海内外学者们一拥而上，掀起了村民自治的研究热潮，持续数年。现在，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丧失殆尽，这个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比较冷落。因为大家都比较悲观，原因在于，高层曾经有明确表示，公众也有强烈希冀，村民自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推进，将在政策上法律上有重大突破，并实现从村庄直接选举到乡镇直接选举，甚至更高层次直接选举的提升。但是，迄今为止，这种突破和提升没有出现；不仅如此，一些开始就遇到的基本体制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比如，村民自治进程中关于党组织的领导问题，即通常所说的“两委关系”问题，依然没有理顺；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的关系问题，即通常所说的“乡村关系”问题，也没有理顺。从体制安排看，从政策规定看，村民自治一开始就遇到的问题，仍然没有突破性解决。就政策规定来说，有很多方面甚至还后退了。所以很多学者说，村民自治的成长“碰上了天花板”。从这个角度看，人们的失望悲观是有道理的。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在制度体系、法律框架无突破性变革的情况下，我们却看到了农民本身的进步，农民在政治上的觉醒与提升。有的学者说，中国的村民自治就是政府在玩“民主把戏”，搞的不是真民主，实际上是把农民忽悠了。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客观存在，确实有些地方的乡村选举被政府操控，甚至玩的是假动作。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客观地从实际效果看，“忽悠”农民的过程，或者说用假民主的把戏来玩弄农民的过程，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一个民主启蒙的过程，是一种政治动员的过程。正是在这个“忽悠”过程中，农民的政治权利意识、政治参与能力获得了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为了维护权利和表达利益，越来越多地、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开始运用“民主”作为武器。举例来说，在很多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农民因为征地问题上访，初期诉求是经济补偿等直接利益问题，但是，随着直接利益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对乡村干部的信任开始发生动摇，进而提出罢免、撤换乡村领导人，直至启动投票罢免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选举就成为农民表达利益要求的有力武器。此类事情在农村经常发生，而且越来越多，充分展示了公民能力的提升。

现在，村民自治还有很大差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搞不了村民自治。我认为，不仅村庄可以搞自治，乡镇也可以搞自治；不仅乡镇能搞自治，县也可以搞自治。虽然现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不支持乡镇自治和县市自治，或者说从制度和法律框架上讲，目前没有直接提升自治层次的可能。但是，自治的提升一定是个大趋势。为什么？因为民众在要求更多地民主参与，更多地保障自身权利，要求更多地制约监督政府，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社会越来越平等应该是一个趋势。

三、维权抗争与民主启蒙

最近十年来，或者说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上访事件、群体性事件增多。这些事件的基本内容是，抵抗地方政府侵权行为，维护自身权利，我们称之为“维权抗争”。正是在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农民意识到政府权力需要制约，自己的权利需要在斗争中争取。对于农民来说，维权抗争的过程是最重要的启蒙过程。

回顾一下历史，中国农村的维权抗争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迅速增多，当时的核心冲突是农民的税费负担过重引起的。进入21世纪以后，“三农”问题受到空前重视，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农业税费问题引起的冲突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整体上看，一些地方的维权抗争和冲突却进一步升级，或者说，农民与乡镇、县、区、市政府的抵抗冲突在更大范围，以更激烈的方式展开，集中表现为冲突的生长点迅速增加，抵抗活动的组织化程度迅速提高，抵抗活动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征地、承包地、宅基地、环境污染、劳资纠纷、基层选举、计划生育、民生建设、村庄管理、干部腐败等问题，都成为引发农民抗争的爆发点。由此，“维稳”成为基层政府压倒一切的工作。在基层工作考核项目中，“维稳”超越计划生育、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等工作，成为头号压力。“维稳”正在困扰农村发展，困扰基层干部。稳定为什么成为这样大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

本人在农村调查中强烈地感受到，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的权利意识和能力正在提升，现在的农民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前的农民。这种不同表现在很多方面。以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的新认知、新态度。我们知道，关于计划生育政府有很多规定，如频繁地“孕检”（检查是否怀孕），严格的“批生”（批准生育），经常性的计划生育知识考核，繁杂繁重的计划生育台账制度，等等。长期以来在外地打工的育龄妇女都被迫回到户籍地接受检查，否则会有很重的处罚。很多管理规定严苛、烦琐，甚至很不讲理。基本上，在过去的若干年来，农民都是默默接受的，比较顺从，绝大多数农民觉得计划生育是国策，国家有规定，作为农民就得服从。所以，虽然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了很多侵犯农民基本人权的事情，但是农民的上访并不很多，抗争也不能算是激烈。

但是，最近几年，计划生育政策推进将近三十年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改变。新一代农民成长起来了，所谓80后的农村青年人起来了，他们对于计划生育管理的态度迥然不同。按照政策，政府批准了什么时候怀孕才能怀孕，提前怀孕都不行；符合生第二胎的条件，中间还得相隔几年，间隔时间不到，不准怀第二胎，否则要处罚。在老一代的农民来讲，整体上觉得这些规定可以接受。但是新生代农民不这么看。他们对这些规定的质疑和抗拒很尖锐，经常这样表达不满：“既然我有权生育，你凭什么规定我什么时候怀孕，你管得着吗？我可以生第二胎，你为什么规定我中间隔几年我才能生第二胎，生育是人权，你凭什么干涉？”基层计划生育遇到麻烦了，过去好像不是问题，现在成了大问题，或者说，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基本正当性都受到了农民的挑战。过去，老一代农民超生会觉得对不起国家；现在，新一代农民直接批评政府的规定是在侵犯人权。

再如，村里应该有几个干部，甚至乡镇政府有多少干部，老一代农民认为这是应该由上级政府决定的事情，但是，新生代农民不这么认为了，他们提出：“政府是我们养活的，干部是我们养活的，我这个村有几个干部，这应该是农民定的，乡镇政府有多少人也应该是农民定的，凭什么由上级政府决定？”这些朴素的想法主张都有深刻的政治含义，显示了农民在政治上的历史性成长。这是农民对于政治的新理解，彰显了公民能力的提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工作面临农民的更多不合作甚至抵抗。

我个人认为，维权抗争的增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个方面是，政府工作的“问题增多”；另一个方面是，农民对于政府的“要求提高”。从政府方面看，客观地说，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发展、民生建设，包括政府自身的规范化建设等方面，政府做的事情明显比过去多，努力程度和实际业绩也是可圈可点的。但是，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有工作失误问题，也有与民争利问题，还有不作为问题。从农民方面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农民对于自身的权力利益更加敏感，权利意识更加清醒，维护权利的能力显著提高。如同样是征地，前些年农民的谈判条件就不像现在这样高，基层政府搞征地就不像现在这样复杂难办。现在，农民对于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容忍。所以，很多基层干部抱怨现在的农民难以领导，甚至说“刁民越来越多”。这其实是一种积极的变化，说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变了。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农民自身的这种变化，比政府一些理念、口号的变化重要得多。如果只有政府的一些口号变化，没有农民自身的变化，没有基层公民力量的崛起，中国的民主、法治将无法取得根本性进展。

我在地方工作时，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因为财政困难，农机部门发不出工资，有的农机管理人员就组织起来抓农民的拖拉机罚款。他们三个人一组下乡去，不同村庄的农民反应很耐人寻味。在一个乡镇的交通路口，附近村庄的农民见到了罚款的，或者逃跑，或者抓住了就认罚，于是，这个路口的检查和罚款就稳定下来了。在另一个乡镇的交通路口，情况则不同，农机检查罚款第一天，就发生了农民的抵抗，第二天，附近村子的几个年轻人组织起来，把罚款的人员打了一顿。随后，这个检查点就没了。这个情况很能说明一些道理。很多情况下，政府的毛病是老百姓惯出来的，如果民众对政府的侵权行为不姑息纵容，政府行为就会变得规矩、老实。

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一个省委领导人在讨论中说的话：“所谓农村改革，是农民用扁担打政府的屁股打出来的。老百姓不打扁担，政府还自以为高明，哪里来的改革？”民主的发展也是同样的道理。民主，是老百姓争取自己权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讲，善治不是靠政府自己来解决的，是以公民力量为基石的。

我在下乡调研过程中，有时候晚上在村里开座谈会，听取村民意见。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参加座谈的农民讲了很多问题，比如路坏了上级不给修，补贴款项发放不合理，驻村的乡镇干部不管事，等等。我问这些村民：“这个问题你们向上级反映了吗？”村民就说：“政府干部都很忙，不好意思去找；或者说，我们想去反映，不知道去哪里找人。”这种情况下，我一般反问村民：“你们不去反映，上级怎么知道乡村干部工作有什么问题？遇到事情你们不好意思去找政府，政府的人怎么知道你有问题要解决？你说政府人员忙，不好意思找，你怎么知道政府人员忙的是不是正经事？为你们解决问题，才是他们的正经事。有了不满意不说，不向上反映，上级领导怎么知道你有什么事。”我当时是作为县委副书记对村民说这些话的。当然具体问题可以当场讨论解决，但是总的来说，农民需要提升诉求表达能力，需要有更高的利益表达的主动性、能动性。因为政府勤勉的基本动力是来自民众的问责压力，农民不给官员施加压力，官员自然容易懈怠。农民需要知道，不奋起争取自己的权利，不给政府施加压力，政府的服务很难自动改善。农民向政府施加压力的能力，就是农民的公民能力。

农民的公民能力如何提升？我的看法，一个方面是在权利维护的实践中提升，一个是需要外部的启蒙力量。对于负有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来说，启蒙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责任。

四、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启蒙

讨论中国基层政治的演变，我认为不仅要看到制度、体制的变化，而且要看到农民自身的变化，具体说是农民政治行为的变化。从当前乡村民主发展来看，虽然制度体系法律规范的变革进展不理想，但是，农民的变化很是令人鼓舞。如何概括农民的变化，我认为这就是政治文化的变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政治学的行为主义研究相当兴盛，主要是要克服当时政治学的研究只关注政治制度，而缺乏对于人的分析。在行为科学的背景下，政治文化研究也受到重视。本人认为，现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行为研究应该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在当下的中国，不论在正式政治生活中，还是非正式政治生活中，制度与行为的脱离、纠结十分突出。如果只关注制度规范，不关注人的具体行为，几乎没有办法解释基本的政治问题。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就不能不特别关注政治文化。

如果单从概念入手，要讲清楚什么是政治文化似乎相当困难，但是，如果相对于制度规范来讨论问题，或者说把制度体制之外的因素归结起来讨论，聚焦到人的观念和行为，则政治文化相对容易讨论一些。这里的政治文化，通常是指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程序正义意识。政治文化作为一些基本的政治性认知，成为个人政治行为的重要基础。

本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正处在一个快速深刻的变动时期。如刚才讲到的新一代农民对于政府、政策的态度行为，就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种变化过程。另外，从当前的腐败问题认知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现在的官员腐败很严重，当政者和普通民众都很担忧。腐败案例多发，以至于社会上常常有“无官不贪”的看法，是另一种形式的“洪洞县里无好人”。客观地说，“无官不贪”肯定是有偏颇的。问题在于，这种判断其实暗示着一种政治文化的转变。即人们不再相信那些宣传，不再认为官员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认为，官员作为人，都是有可能腐败的。职位高低与品德高低没有什么关系，官位越高的人不一定德行越好，而是可能腐败越严重。这其实是关于人性的假定发生了转变。这种人性假定的改变实质上具有政治文化的深刻含义，即要求基于人人可能腐败的前提下设计制度，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官员的品德如何优秀、思想如何先进。

所以，现在官员腐败案件不断，非常现实的社会作用是让人们不再相信官员的个人觉悟、品行，而是相信制度对于权力的监督制约。公众越来不相信官员自我标榜式的宣传，越来越认识到必须依靠权利来监督，越来越认识到没有公共监督的官员可能发生腐败，从而，参与政府活动的意识和行动不断得到强化。这就是非常实在的政治文化转变。

翻转角度看，政治文化的变化，也就是民众心目中政府形象的变化、政府领导人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是政府和政府领导人的形象不再神圣化，意识形态涂抹在政治家或者说官员身上的神圣色彩被剥落。民众不再相信那些伟大、高尚、廉洁的自诩，而是认为官员是很容易变坏的，政府的权力必须被制约。

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曾经对政治文化和美国政治的课程非常感兴趣。哈佛政府系教授David King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概括，非常具有启发性和说服力。他认为，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宗教组织、贵族和政府领导人代表了真理，但是美国人认为不是这样，因为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平等，不是个人之间的平等，而是人民与贵族、国王等统治者之间的平等。他认为人的权力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上帝，或者说与生俱来。美国人认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往往妨碍人民的独立和自由。所以有个著名口号：“我爱美国，我恨美国政府。”David King还说：“美国选举很多，选举往往效率很低，甚至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但是，美国人认为，这就成功了，因为效率很高的政府是可怕的。美国人还认为，人权是由人民保护的，不是政府保护的。强有力的政府是对人权的威胁。”

我个人的体会是，理解了政治文化的演变，就能更好地理解政治制度的设计。人们不能没有政府，但是政府需要人民的严格管束，人们对于政府和官员的信任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严格有效的监督制度。如果仔细观察美国政治的运作，就更能理解美国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

我在美国时曾专门关注过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走访过一些黑人民权运动的发祥地。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民众权利的进步是斗争而来的。美国黑人运动就很能说明这个道理。我在福特汽车博物馆曾经参观过那辆著名的公共汽车。黑人女乘客罗莎·帕克斯拒绝了这辆公共汽车司机的要求，没有给一名白人男子让座并坐到规定的后排位置上，因此被捕入狱。她的反抗拉开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序幕，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大规模反种族隔离运动。

我自己的体会，听了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的那次著名演讲，对于有权利需要斗争的理解就更强烈。马丁·路德·金一开始就强烈地谴责法律制度的不落实：“共和国缔造者草拟的宪法和独立宣言，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承诺给予所有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今天，我们要求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现在是实现民主诺言的时候。”“自由和平等的爽朗秋天如不到来，黑人义愤填膺的酷暑就不会过去。1963年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黑人得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美国就不可能有安宁或平静，正义的光明一天不到来，叛乱的旋风就将继续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马丁·路德·金号召说：“我们要抵抗，因为自由从来不靠恩赐获得。有权有势的欺压者从不会自动把自由奉献给受压者……权利和机会，必须通过一些人的牺牲和受难才能得到。”正是由于千百万人奋起抗议，要求平等和权利，黑人的人权状况才得到迅速改善。美国的妇女权利运动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过程。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民权进步有重要启发。

在当下中国，维权抗争不断发生，抗争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就内容而言，有土地维权，还有环境维权，也有选举维权，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就形式而言，维权过程中的组织化程度在提升，集体行动能力在增强，政治谈判能力在提升。本人认为，这种维权行动的兴起，既是民众权利意识提升的结果，同时，民众权利的进一步伸张，政治体制转型，也取决于民众维权抗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本人认为，有了农民的公民能力巨大提升，具体说是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行为的强势崛起，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有了希望。如果只有学者讲先进理念、民主制度、理想模式，而这些东西不被基层民众所接受和理解，或者说，这些所谓先进的理念、制度不能转化为基层民众对政治的理解和行动，那政治就没有什么希望。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农民觉醒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

现在看中国的政治改革现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很多，但是没有必要悲观。虽然具体的制度安排没有变，政策规定也没有变，我觉得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在变。要看到农民的进步，因为真正决定制度进步的是农民，决定政府进步的是农民。当然，也没有必要焦急，或者总是抱怨改革步伐不快。因为只要民众的公民能力水平达不到，公民力量对于社会政治的实际作用力不够大，实质的改革进程不会理想。所以，要推动政治改革，关键是如何提升公民力量。

我个人观察，当下的中国农民正在发生飞跃性的、跨时代的变化，呈现出旧农民与新农民的根本性区别。新生代农民更加务实，更加理性，更加崇尚自由和平等。他们对政府的理解其实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上。至于“崇高理想”和“响亮口号”，他们其实并不在意。新生代农民的生活要求或者权利主张，不论属于经济权利还是社会权利，其实都绕不开政治问题，即必须通过政治权利的落实来解决。新生代农民的成长，本身即为新公民的成长。不管在现行制度上是否被作为市民接纳，他们的要求和行为逻辑在本质上都是市民化的要求。这种市民化的要求根源于他们对于自由平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植根于天赋人权，而不是基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给他们规定了什么权利。如果他们的这种要求得不到承认，他们就会本能地抵制和反抗这种制度和政策。

我认为，在当代中国，新一代农民与他们父辈的根本性区别，类似于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所说的旧农民与新农民的区别。孟德拉斯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考察法国农民的新生代时指出：“人们会禁不住地确认，归根到底，这种代际冲突是一种文明冲突。”与旧农民相比较，新农民的态度与旧农民的意识存在根本的和全面的冲突，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在孟德拉斯看来，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并不是政治派别的冲突，但具有同样的政治性，因为它是意识形态的，提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孟德拉斯认为，这个群体的权利要求和原有的政治法律结构发生了冲突，他们的个人成功受到市场机制和经济权利的制约，于是，这就塑造了他们崭新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实际上，这是世界观的冲突：一些人认为，道德和哲学的原则必须支配行动，现实应该服从观念；另一些人则认为，境况制约着行动，应当‘为行而知’。”这两种态度蕴涵着两种哲学和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关于拉美国家移民二代的观察，也有类似的发现和论述。我认为，正是这种人的根本性变化，才能建立起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动力机制。

五、启蒙殊为重要

启蒙将会改变国情，或者说，民众的改变是最重要的国情改变。

现在社会各界都很关心政治改革，有些人一说到政治改革就说中国国情如何如何，说政治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情。这里的问题在于，国情本身就是不断改变，有千古不变的国情吗？国情是一个历史概念，一百多年前人们还不能想象没有皇帝的国家，但是时代的变化，人心的变化，民众就要推翻皇帝。就在二十几年前，一些领导人还说中国不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甚至说走市场经济道路就会天下大乱。中国走什么道路，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我觉得这个路子是走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不断扩大民主，加强法治建设，改进执政方式，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等等。这也是启蒙的重要任务。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鼓吹“内圣外王”，统治者以素质高、能力强、品德好相标榜。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从来不认为政府官员如何道德高尚，承认他们是一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们会假定政府也有利益，政府官员的个人品德高不到哪里去，本性也有坏的一面，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坏人，所以，在这样的假定下，设计政治体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基于对官员的不信任，强调用制度来约束政府官员。因为假定不一样，然后制度设计就不一样。因为假定官员是很容易变坏的人，或者说是有可能变坏的人，所以制度设计得很严密，就要立足于依靠民众来管理政府。

公民的力量怎样形成，我觉得政治启蒙在当下中国尤为重要。从世界范围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就是解决这样的问题。作为特定历史事件的启蒙运动早就结束了，但是，作为本质意义的启蒙，这个过程直到现代也还在持续。从中国来看，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社会，也一直是处在启蒙进程中。大约一个世纪以前，鲁迅、郭沫若的弃医从文，也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启蒙问题的认识和担当。文学的启蒙作用非常大，在中国如鲁迅的文章，在国外如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还有捷克的哈维尔。一个国家的政治改革，政治变迁，虽然学者可能把道理讲得比较深，逻辑严密，但是学者的影响力往往只是在学术界。学者只有把东西写得通俗易懂，可读性强，能吸引人，对于公众的影响才会广泛而且显著。当然，学术的东西和文学的东西，毕竟属于不同类型的思维活动。讲道理和讲故事，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影响社会的方式是不同的，对于读者的文化要求是不同的。一般来说，说理性的东西比文学性的东西更富有逻辑的力量，更能从理性上打动人。但是，文学性的文字要比说理性的文字有更多读者，更能感动人、感染人，更容易产生强大的情感冲击力，更容易发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说到启蒙，我们特别要重视通俗的文化活动的作用。

人们通常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这固然没有错，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启蒙运动远远没有完成。不仅没有完成，这种启蒙也走了很多弯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极“左”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在搞新的蒙昧，新的愚民教育。很多时候，是以“启蒙”之名行“蒙昧”之实。现在，封建的、极“左”的余毒并没有完全清除，所以，启蒙的历史任务仍然很沉重。

农民的启蒙不是简单地教育、训导农民。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农民研究不能说不发达。从出版物来看，针对农村和农民的东西很多，但是，从内容来看，主要是两类东西。一类是训导农民的，如宣讲政府的政策要求、法律法规，其直接目的就是让农民听话，听党和政府的话，听领导人的话；一类是描述农民生活的，主要是侧重农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比如就业活动、收入状况、消费活动等。相对缺乏的东西，是关于农民政治活动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农民在政治上的启蒙问题，研究不够。

过去政府常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严重的问题其实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教育政府，特别是教育政府领导人。不仅如此，对政府来说，只有教育还远远不够，还要管束、监督和制约政府。那么，谁来教育和管束政府，当然是人民、是公民，而不是这些政府的“上级领导人”。公民如何管束政府？这里的核心条件是农民的公民能力增强。公民能力哪里来？社会生活的发展本身，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这个过程本质上在培育造就新一代农民。如农民看电视，既看美国的选举，也看朝鲜等国的情况，自然就会有关于政治制度的判断。

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培养和教育新农民，就是一种最强有力的启蒙。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的加快，还要有更加自觉的启蒙力量加入，这就是政治启蒙本身的作用，既包括思想意识层面的启蒙教育，也包括组织行动能力方面的训练实践。所以，应该更加重视启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