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从公众参与看政治发展16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如果看一下民国初期研究界关于民主共和的论述，再看一下当时政治法律制度的设计思想，也许我们会有一种感慨：在诸多方面，一百年后的研究水平不过如此。然而，辛亥革命除了推翻帝制的成功之外，在建立民主共和方面显然是失败的。当然我们不应该苛求前人，他们只能做他们能够做的。这里的问题是，决定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水平的，不是凤毛麟角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不论他们如何深刻高明和具有远见。

那么，基础性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答案也许是：公民的参与。不论多么先进的政治理念或者制度安排，如果没有有效的公民参与，或者说民众没有意愿参与、没有能力参与、没有合适的方式参与等，那么，所谓的民主只能是空中楼阁。所以，民众的参与如此重要。没有民众的参与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高质量的民众参与也就没有发达的民主。

孙龙博士的这本著作是研究公民参与的。这是这个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晚近，海内外的中国政治研究，民主是一个持续的重要话题，期间甚至掀起过小小的高潮，出现了若干重要成果。这些研究发生在民主政治研究的多个领域，有的侧重高层民主，也有的侧重基层民主，有的侧重党内民主，也有的侧重社会民主，有的侧重选举民主，也有的侧重协商民主，等等。但是，审视研究现状，我们发现，不少论著重点在论证民主如何好，也有很多论著依照文本规章论证中国的民主进程如何成功，还有一些关于政治发展的实证性研究。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中，公民参与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如果按照农村和城市来分类，则可以说，城市的公民参与研究是一个尤为薄弱的领域。因为村庄选举的兴起和乡村冲突问题的突出，大大推进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而城市的同类研究则显著逊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本书以扎实的实证调查为基础，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系统地展示和分析城市的公民参与，显得相当令人瞩目。

孙龙博士关于公民参与的研究，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亲身参与了若干“公民参与”活动。最近几年，虽然公民参与的政策法律没有重大突破，但在现实生活层面，城市的公民参与出现了若干新势头新变化；虽然这种公民参与的发展还说不上轰轰烈烈，但是颇给人以春潮涌动之感。在经济社会快速演变中，人们的利益表达需要日渐强烈。在这种公民参与的新情景面前，孙龙既是有强烈学术关怀的研究者，也是一定程度上的行动者。在几年时间里，他持续地亲身参与了一些“公民参与”的基层活动，如参加过高校里的人大代表的竞选组织，也参加了一些业主维权活动的策划运作。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项课题研究，不论是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还是特定人物、特定事件的深度访谈，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

孙龙博士关于公民参与的研究，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致力于学术创新。本书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本人很赞成作者关于公民参与研究现状的判断，即学术研究仍然大大滞后于公民的参与实践。作者中肯地指出了研究现状的不足：选举参与研究和公民直接参与研究相分离；基于实地调查、有丰富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不够丰富；关注精英或者“积极公民”参与的研究多，关注普通民众或“消极公民”参与的研究少；缺乏分阶层、分群体的专门参与研究。在分析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制定了自己的研究策略和创新方向。作者的研究集中在城市居民的两种主要参与活动——代表选举中的选民参与和业主自治进程中的业主参与，重点分析选举参与和公民直接参与的关联性，展示了中国城市公民参与模式的复杂性。作者坚持长期追踪调查，致力于探讨城市居民参与网络的生成逻辑、发展变迁轨迹和社会影响的探究，深化了中国公民参与模式的观察和认识。

本书敏锐地发现并提出了当前公民参与的若干重要问题。本人认为，有几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新问题。这项研究发现，选民对于代表的要求在提高，越来越看重代表是否“敢替老百姓说话”和“能办实事，为老百姓排忧解难”，选民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利益代表”而非“劳动模范”。但是，与此同时，选民对于选举的参与意愿却有所降低，对于代表选举的政治疏离感有所增强。近十多年来，选民与本选区人大代表的互动范围、频率和深度有所下降，选民的亲自投票率逐届降低，对候选人的了解程度下降，对上届代表所做事情的了解也呈现逐届下降趋势。这显示，目前的选举制度的运行出现障碍，甚至衍生出社会矛盾。

其二，公民参与渠道的新问题。信访与接触、行政诉讼、立法建议和自主参选是城市公民参与的四种基本方式，这些参与方式都有法律和法规的依据，属于体制内参与行为。但是，对信访人的“截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时的“立案难”和“开庭难”、提交立法建议和自主参与代表选举时遇到阻挠乃至压力，客观上提高了公民依法参与的成本，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导致参与激进化和无序化。信访则在客观上强化了政府治理的“人治”特色。

其三，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新情况。在城市新兴中产阶层中，有超过30%认为其政治地位低于其经济地位，大约15%—35%认为自身具有比较强的政治参会能力，但是诉求没有得到政府的有效回应。中产阶层社会地位认知的这种不一致性，以及内在政治功效意识和外在功效意识的不对称性，显示出他们对于现行利益表达机制的不满。这提出了政治体制如何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的问题。

其四，业主维权的新情况。本项研究发现，业主委员会选举和业主自治过程的参与率相对较高，超过了居民委员会的参与程度，业主维权正在发展成为对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社会运动。特别是，业主委员会跨越社区和小区边界进行的集体行动，显示了公民社会组织的迅速成长，对于基层政治体制的社会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体来看，这本书关于中国式公民权发展路径的调查分析有若干新发现，丰富并推进了学术界关于公民参与的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转型，中国的公民参与正在不断展开并逐步深入。公民参与成长将直接导向中国政治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将不断展现，对于研究的现实需求将不断扩张，新的学术成果和理论创新将不断形成。孙龙博士的这项研究，是这个学术领域重要的探索性成果，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希望孙龙博士继续努力，在这个领域作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