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图书馆界的危机认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图书馆界迅速做出反应，指出日本军事行动的潜在危险。上海的《中国图书馆声》主编陈伯达认为这是日本“他日吞我全国之初步。彼所谓大陆政策也，即以并吞我五族之全境为对象，处心积虑也久矣”71。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具体实施。他呼吁各图书馆协会、各级图书馆、各图书馆员抗日救国。

陈伯达此时涉图书馆事业未久，是文教界极为普通的一员。也因为普通，他的观点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事实也确实如此。同一时期，燕京大学图书馆于式玉也指出：“日本侵略我国处心积虑已久。”72于式玉的观点基于一份调查报告。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购了一份日本学生关于云南的调查报告稿本，共三巨册。根据于式玉考证，该调查报告书作者为杉浦三郎。杉浦三郎为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受东亚同文书院委派，编入云南班，前往云南境内进行实地调查。全书分为水运篇、铁道篇和都会篇三部分，大概完成于1915年或1916年。云南班以外还有调查中国各处的其他各班。调查报告内容十分详细，以为日本侵占中国做前期准备。征诸历史，于式玉的观察大体准确。

浙江图书馆界指出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研究由来已久。1932年，《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发刊，其“发刊旨趣”指出，就东北而论，日本关于满蒙研究的定期刊物，据近时统计，共324种，其专著又数百种。而中国关于东北的专书与杂志，果有几何？仅有若干种，其能取而研究之者又几人？该旨趣称：“循此以言，则谓东北沦陷之基因，在于日本对此有学术上之准备而我无之，亦无不可”，提出该刊“提倡读书以期成学术救国之大愿”。73

日本摧毁或劫夺中国图书馆，别有用心。中国图书馆界认为，日本损毁或劫夺中国文化机关，是其占领中国图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二八”事变中日军事对峙时，东方图书馆并不在战区。日军进攻不在战区的文教机关，进一步暴露了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图谋。图书馆界认识到，日本摧毁包括东方图书馆在内的文教机关，实际上是在配合军事行动。日本不仅要在军事上征服中国，更要在心理上征服中国。心理征服的方式之一就是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消除民众的民族意识。沈祖荣指出：“敌人抢夺我土地，吸尽我资财，残杀我人民，犹不足以填其欲壑，而必将我们的国性，铲除殆尽而后快。”74刘国钧表示：“文化是民族底生命，而图书馆又为文化的灵魂”，所以图书馆成为日军的第二进攻目标75，他号召图书馆界为保存文化而奋斗。应该说，这一认识一针见血。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日本对中国图书馆进行了有组织的摧残。

中国文教界认为，日本摧毁中国文教机关，另一目的是向西方国家证明日本是东亚文化的代表。蔡元培表示，日本古代文化，源出中国，但日本人对于欧洲学术界，“恒说欲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求之日本，反较中国为备，以中国历代兵争，古迹多毁，而日本保存较多。此种论调，实欲抹煞中国文化而以东亚代表自居。‘一·二八’之役，毁各大学及商务印书馆，焚东方图书馆，都是这种动机所促成的。”76“‘一·二八’之役，日本毁去我们东方文化，灭绝吾国文化的遗迹，他们的确是（使）世界要考东方文化，一定要到日本去。”77众多学者持相同观点。向达也认为：“日本俨然以东方之领导者自居，而于文化方面则夸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究其所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者，不过掠取他人之文物，颜以为己有，以蒙蔽欺骗其人民而已。”78他们的观点较为符合日本对华的文化政策。

日本的文化图谋，不仅是中国图书馆界的共识，也为国民政府所洞悉。1940年，由教育部、外交部等机关为主体组织的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向各国布告《战时征集图书馆委员会征书缘起》，征集书刊。《缘起》内称：在“七七”事变一年半的时间里，“暴日之种种行动，已证明其不但有完全吞并中国领土之野心，抑且有奴隶中华民族、销（消）灭新兴中国文化之企图。故于残杀非战斗员以外，无论在战事之前方后方，日军以一贯的计划，摧残中国之教育文化机关！”《缘起》指出：“日本之目的，实在整个销（消）灭中国之文化机构，使之无书籍可读，无材料可资研究”79，进而最终实现其彻底占领中国的图谋。日本的文化侵略，激发了中国图书馆界的文化救国意识，由此形成了具有图书馆特色的文化救国模式。